前文讲过，在老一辈的吏部尚书王恕被迫致仕后，兵部尚书马文升成为朝廷中声望最高的大臣，受朝廷群臣推荐出任吏部尚书。但是这推荐却被明孝宗朱祐樘驳回了，马文升因无法出任吏部尚书而愤愤不平。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几年后吏部尚书倪岳去世，朱祐樘却改变了主意，主动将马文升任命为吏部尚书，让人感到非常意外。从拒绝马文升，到接受马文升，前后也就过了数年时间，为什么朱祐樘会突然改了主意？他对马文升的看法又发生了什么变化？本文就朱祐樘重新任命马文升出任吏部尚书的前因后果，进行简单的分析。

综合各方面的历史资料来看，关于马文升出任吏部尚书的两次事件，其结果完全相反，的确让人感到疑惑不解。虽然很多学者用此一时彼一时来解释，但具体的问题却说得不清不楚，让人有些看不明白。前文讲过，当时朱祐樘拒绝马文升出任吏部尚书，主要是因为以王恕、马文升为代表的旧官僚集团势力太大，对朱祐樘控制朝廷大权起到了阻碍作用。朱祐樘拒绝马文升出任吏部尚书，改用清流官和科道官员出身的耿裕，就是防止旧官僚集团把持朝政大权，阻碍他提拔的以东宫清流官为主的新内阁的正常执政。

从耿裕开始，连续的三任吏部尚书都是科道官员出身，这种配置将旧官僚集团把持朝政的几率压到了最低，也削弱了旧官僚集团在六部的势力。到了马文升的前任倪岳出任吏部尚书时，六部中已经有了大量清流和科道出身的官员，以浊流官为主的旧官僚集团把持朝廷权力的格局已经被瓦解。而同时经过几年的执政磨合和官制改革，朱祐樘建立的清流内阁渐渐成熟，主导了朝廷的政策路线。在徐溥、刘健、丘濬、李东阳、谢迁等内阁大臣的治理下，内阁的权力和地位完全高于六部，内阁首辅的政治地位也高于了吏部尚书。

这种政治环境和格局的变化，与朱祐樘刚登基时旧官僚集团遍布朝野的情况完全不同，说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是正确的。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再让马文升出任吏部尚书，就没有了王恕当吏部尚书时的威胁，也不足以成为把持朝政的权臣。可以说这种政治局势的变化，是明孝宗朱祐樘改变之前的主意，让马文升出任吏部尚书的先决条件。但如此一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为什么朱祐樘要用马文升，而不是用其他的大臣出任吏部尚书呢？从史料上分析，当时有资格和能力出任吏部尚书的不只马文升一人，朱祐樘的选项非常的多。

当然，从当时朝廷大臣的履历和声望来看，马文升的确是最有资格出任吏部尚书的。但从旧官僚领袖的身份来看，他又是最不讨喜的。史书上都说明孝宗朱祐樘重用士大夫官僚集团，实际上是非常笼统的说法。朱祐樘重用的并不是以马文升为代表的旧官僚集团，而是以东宫清流官为代表的新官僚集团。新官僚集团都是东宫、翰林院、国子监出身的官员，他们与地方督抚官员来往极少，利益链相对单纯，结党营私的危害较旧官僚集团更低。因此朱祐樘在官制改革时多用新官僚集团的清流，再不济也是科道官员，旧官僚集团排名最后。

正因为如此，马文升实际上在当时已经失去了竞争吏部尚书的先机，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会是新的吏部尚书。在大多数官员看来，朱祐樘会从内阁大臣中选一位执掌吏部，或者从都察院找一个成为吏部天官。但朱祐樘再次出人意外，将最不可能的，也是已经被排除在外的马文升，推上了吏部尚书的位置。他的这种反常操作让朝廷内外都看不明白了，而马文升则算是遇到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但如果将视线角度从朱祐樘营造的朝廷政治格局中跳出，可以发现让马文升出任吏部尚书，是朱祐樘精心设计的圈套。

经过了十多年的官制改革后，朱祐樘的确用一系列手段瓦解了旧官僚集团对六部的把持，建立了以新官僚集团为核心的政治架构。但这并不代表着旧官僚集团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在旧官僚集团中还有一个完全把持的部门，这就是位高权重的兵部，而马文升正好就是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明宪宗成化中期进入兵部出任右侍郎后，先后在兵部工作近三十年时间，以兵部尚书执掌兵部近二十年，妥妥的兵部地头蛇。兵部在马文升的打造下犹如铁桶一般，堪称针刺不进，水泼不进，这个部门完全成了马文升的私人地盘。

这样的情况既是朝廷政治形势发展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马文升刻意营造的结果。于是马文升的门生故吏遍布明军各个机构和部门，兵部成了马文升的一言堂。在明军对外作战的事情上，马文升有着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前后两任吏部尚书屠滽和倪岳在兵部事务上都只能挺马文升，而明中期第一名将王越也是因为遭到马文升的排挤怒急攻心而亡。面对这样的情况，明孝宗朱祐樘不可能不对马文升产生猜忌。尤其是军权是皇权的保障，失去军权必然失去对国家的掌控，所以对于兵部的权力架构，朱祐樘不可能听之任之。

要想打破马文升和旧官僚集团对兵部的垄断，首先就要将马文升调出兵部。但就当时的明朝对外安全形势而言，军队的调动和安置又少不了马文升这样的资深的军队出身的文臣。前文讲过，朱祐樘执政时期虽然被称之为弘治中兴，但军事上的弱势却是这一时期的黑历史。由于成化年间的名将相继去世，尤其是成化第一名将王越死后，明军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势头。蒙古鞑靼部的达延汗看准机会卷土重来，多次袭扰明朝西部和北部边境，让明军在对外作战中苦不堪言。如果没有马文升这种老军头坐镇，明军对外作战会更加不堪。

因此在整顿兵部的问题上，朱祐樘陷入了两难。他既要整顿兵部的秩序，打破旧官僚集团对兵部的垄断，处理兵部以及军队中暴露出来的大量腐败问题，却又不能放弃马文升，更不能影响到对外作战。可一旦要处理这些问题，马文升作为兵部尚书肯定会阻碍的。兵部的上下官员，以及军队中的文臣监军，都是马文升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之间的利益链盘根错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祐樘搞了个明升暗降的手段。他将马文升提拔为吏部尚书，看似给马文升升职，实际上却是用调虎离山的办法将其调离兵部，便于对兵部下手整顿。

在王恕离任时内阁并不成形，当时让马文升出任吏部尚书，反而容易让他以兵部辖制六部，成为朝廷中的权臣。数年后内阁首辅刘健已经建立起了足够的威望和权势，清流出生的官员也遍布朝廷要职。此时再调出马文升，兵部就成了无牙的老虎，随便朱祐樘怎么折腾了。而且在马文升掌管兵部的几十年间，这个部门早已腐败不堪，甚至勾结边境的军队倒卖物资，坑害百姓。这种利益链一天不斩断，明军的战斗力就无法提升，对外作战永远无法回到永乐年间的巅峰状态。从这个角度看，朱祐樘晋升马文升的时机选择是非常微妙的。

除了兵部的问题外，将马文升提拔为吏部尚书，朱祐樘也有制衡内阁的考虑。朱祐樘虽然重用内阁官员，但是并不是对其毫无防范的。如果任由东宫出身的清流官员同时掌控内阁和六部，那么新旧两个官僚利益集团就会出现融合，也就容易造成皇权旁落。内阁弱六部强的时候，朱祐樘扶持内阁制衡六部，用内阁首辅牵制吏部尚书。当内阁强六部弱的时候，朱祐樘自然要反过来做，用吏部尚书来牵制内阁首辅。制衡政治一直被儒家治国奉为经典，朱祐樘正好是使用这种招式的高手，用马文升来制衡内阁，是保证朝廷权力平衡的关键所在。

马文升在朝廷中资历最老，功绩也是最大，门生故吏也最多。这些资源让他有足够的能力来制衡内阁，这不是普通的都察院都御史能够做得到的。相对于都察院出生的吏部尚书，马文升对地方上的政务更为了解，在考察地方官员的时候也更为确实，减少了内耗的可能性。而且都察院的官员连续当了三任吏部尚书，如果再不换人，吏部也可能搞成铁板一块，对朝廷的政治平衡也是不利。朱祐樘启用马文升出任吏部尚书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使其既能够制衡内阁官员，管理六部的要务，又能给兵部整顿留出空间，可以说是一石数鸟。

从朱祐樘对马文升的使用上看，也表现出了他在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和政治斗争手腕的圆滑老道。此时的他正处于人生的巅峰状态，举手投足之间翻云覆雨，就把朝廷的困难和危机消弭于无形之中。马文升未必看不出朱祐樘的打算，但是他并不可能坚持待在兵部。毕竟自己在兵部待得太久了，如果太过坚持，就有了拥兵自重的嫌疑，那下场就很惨了。只有配合皇帝把兵部的整顿改革做好，才能洗清皇帝对他的猜疑，稳住自己的政治利益。毕竟马文升是文官出身，再怎么贪恋权势，也不可能为了武将的腐败去背锅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