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十二帝中只有两个皇帝进行过巡幸江南，第一个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第二个是康熙的孙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爷孙两人实际统治中国长达124年，统治时期被后世称为“康乾盛世”，也是中国封建王朝史上最后一个盛世。
但是历史上对于康熙和乾隆的多次南巡评价是褒贬不一，不过有一点要明白，自乾隆之后，清朝就没有皇帝再南巡过，由此可以说明皇帝南巡并不是什么好事，而乾隆在世时就曾对自己的六次南巡做出过检讨。
既然知道南巡不是好事，那为何乾隆还要六次南巡，他多次南巡是想去江南找什么呢？
乾隆皇帝对祖父康熙的尊崇可谓是深入骨髓，康熙六下江南的事迹在乾隆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乾隆南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康熙南巡的一次 “复刻”，但这背后却有着深刻的政治隐喻。
康熙南巡，旨在视察民情、治理河工、笼络江南士绅，巩固清朝统治根基。乾隆即位后，清朝国力达到鼎盛，他自认为有能力、有资格效仿祖父，通过南巡来彰显自己的统治功绩，延续盛世辉煌。
首次南巡，乾隆特意选择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也是他的生母崇庆太后六十大寿之际，以“奉母巡游”之名南下。这一举措，既展现了他的 “仁孝” 之心，又为南巡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在封建王朝，“孝”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准则，皇帝以身作则，奉行孝道，能赢得百姓的敬重与拥护。乾隆此举，无疑是在向天下宣告，他不仅是英明的皇帝，更是孝顺的儿子，从而强化自己的统治合法性。
在南巡途中，乾隆频繁与江南士绅互动。他参观书院，与文人雅士吟诗作画，对江南的文化遗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这一系列行为，是乾隆向江南士绅传达的一个重要信号：满族政权并非排斥汉文化，而是积极接纳、融合。
在清朝初期，江南地区反清复明思想时有涌动，士绅阶层作为地方的精英群体，其态度对清朝统治至关重要。乾隆通过文化交流，试图消除满汉之间的隔阂，笼络士绅阶层，将他们纳入清朝统治的体系之中，从而稳固清朝在江南地区的统治。
乾隆南巡期间还将治国与治吏紧密结合，并通过建立“陛见制度”，对地方官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考察与整顿。
按照“陛见制度”规定，地方官员有机会直接面见皇帝，汇报地方事务。乾隆利用南巡的机会，频繁接见沿途官员，详细询问当地的民生疾苦、政务治理情况。他会根据官员的应对表现，判断其能力高低、是否尽职。这种面对面的考察方式，打破了以往官僚系统中信息传递的层层壁垒，让乾隆能够直接了解地方实情，避免被虚假的政绩所蒙蔽。
在第三次南巡时，乾隆发现河道官员在治理黄河水患时存在渎职行为。他当即下令罢免了4名相关官员，并对河道治理工作进行了重新部署。这一举措，不仅震慑了其他官员，让他们不敢懈怠政务，也向百姓展示了皇帝整治腐败、关心民生的决心。通过南巡考察，乾隆能够及时发现官僚系统中的问题，调整官员任用，使官僚队伍更加高效、廉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障。
南巡途中，乾隆还会对表现优秀的官员予以提拔奖励。他的这些举动，激励着官员们积极作为，为百姓谋福祉，从而推动了地方治理水平的提升。乾隆的南巡，在治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清朝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历史的长河中既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也带来了无尽的水患。“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是黄河水患的真实写照。在清朝时期，黄河水患更是频繁发生，严重威胁着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成为了国家的心腹大患。
乾隆深知黄河治理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国家的核心工程。在六次南巡中，他有五次亲临江苏淮安的清口，这里是黄河与淮河的交汇处，也是治理黄河的关键节点。
清口的水情复杂，黄河水携带大量泥沙，与淮河水流相互冲击，时常导致河道淤积和堤坝决口。乾隆每次来到清口，都要深入实地，仔细考察水势，与河道官员、水利专家探讨治理方案。
乾隆对“束水攻沙”这一治河方案尤为重视，该方案由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提出，其核心原理是通过修筑堤坝，约束河水，提高流速，利用水流的力量将河底的泥沙冲入大海，从而达到疏浚河道、防止淤积的目的。
乾隆不仅在理论上支持这一方案，还亲自督导实施。他下令在清口附近修筑了一系列坚固的堤坝，如高家堰、归仁堤等，这些堤坝如同巨人的手臂，紧紧地约束着黄河水，使其按照预定的路线流淌。
为了将治河经验传承下去，乾隆还别出心裁地创作了“御制河防诗”。这些诗歌不仅描绘了黄河水患的严峻形势，还详细阐述了治河的理念和方法，成为了一部独特的治河法典。
比如在一首诗中，乾隆写道：“黄河治理费经营，九曲萦回势未平。束水攻沙思善策，安澜永庆乐民生。”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对黄河治理的深切关注和殷切期望。
治理黄河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据统计，乾隆六次南巡时期累计投入白银2000万两用于黄河治理，这相当于当时全国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此巨大的投入，彰显了乾隆治理黄河的决心。
在资金的保障下，黄河治理工程得以顺利推进。经过多年的努力，黄河水患得到了有效遏制，沿岸百姓的生活逐渐恢复安宁，农业生产也得以稳步发展。 乾隆对黄河的治理，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水患问题，还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成为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段佳话。
除了黄河治理，乾隆对钱塘江海塘的建设也极为重视。钱塘江，以其汹涌澎湃的大潮而闻名于世，但这壮观的潮水也给沿岸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一旦海塘决堤，汹涌的潮水将如猛兽般涌入内陆，淹没农田、冲毁房屋，无数百姓将流离失所。
乾隆六次南巡期间，四次视察浙江海塘工程，每次都深入一线，了解工程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在视察过程中，他发现传统的海塘结构在抵御潮水冲击时存在诸多不足，于是积极寻求创新的方法。
经过与工匠们的反复研究和试验，乾隆首创了“石囤木柜法”。这种方法是将装满石块的竹笼或木柜沉入水底，作为海塘的基础，然后在上面修筑堤坝。竹笼和木柜能够有效地分散潮水的冲击力，增强海塘的稳定性。“石囤木柜法”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海塘的抗潮能力，为钱塘江海塘的建设带来了新的突破。
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乾隆第三次南巡时，亲临海宁，现场规划鱼鳞石塘。当时的鱼鳞石塘采用规整的长方形条石，以独特的“T”形结构自下而上层层堆砌。每块条石之间凿出槽榫，用铸铁嵌合起来，合缝处用油灰、糯米浆浇灌。
这种结构不仅使石塘呈现出鱼鳞般的韵律美感，更构筑起了坚固无比的防护体系，被人们誉为“万年塘”。乾隆亲自参与规划，从选址、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他要求工匠们务必保证工程质量，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他的督导下，鱼鳞石塘工程顺利推进，最终建成了长达 300 里的防潮体系。
这一防潮体系的建成，犹如在钱塘江边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此后的200余年里，它默默地抵御着潮水的冲击，保护着杭嘉湖平原这片富饶的土地，使这里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得以繁荣发展。
乾隆对海塘建设的战略布局，充分展现了他的高瞻远瞩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为后世留下了一座不朽的水利丰碑 。
乾隆南巡期间，将赋税减免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赢得民心，巩固统治。在六次南巡中，他累计免除两江三省赋银1000万两，这是一笔惊人的巨款，相当于当时200万农户一年的收入。
这一举措，无疑给两江三省的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然而，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偏向。以乾隆三十年（1765 年）的减免方案为例，士族地主受益占比高达 67%。在封建社会，士族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是纳税的大户。乾隆的赋税减免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但受益最大的却是这些士族地主。
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士族地主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力，他们的态度对清朝统治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乾隆也希望通过对士族地主的优待，来换取他们对清朝统治的支持和拥护。
据记载当时在江苏的一个县城，有一位名叫李富的地主，他拥有上千亩良田。在乾隆的赋税减免政策下，他每年节省下来的赋税高达数百两白银。而当地普通农民张三，家中只有几亩薄田，一年下来节省的赋税不过几两白银。
这种巨大的差距，充分说明了乾隆赋税减免政策的阶级偏向。这种偏向虽然在短期内赢得了士族地主的支持，但从长远来看，却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了隐患。
除了赋税减免，乾隆还通过科举扩招的方式，来笼络江南的知识分子，实现文化统战。在南巡期间，他增设了“召试”制度，这一制度为江南的才俊们提供了一条特殊的晋升通道。
在“召试”制度规定，凡是迎銮献册之进士、举人、贡监、生员，均可参加由学政会同督抚奉旨组织的考试。而考试题目由乾隆钦定，分为赋一、论一、诗一。阅卷大臣阅定后分拟等第进呈。列取一等者，进士、举人授为内阁中书，遇缺即补；贡监、生员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亦有仅赐举人者，并仍准一体会试。二等者赏给缎匹。
这一制度的设立，吸引了众多江南才俊的参与，他们纷纷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希望能够得到乾隆的赏识，进入仕途。
据统计，乾隆南巡期间，通过“召试”特赐举人功名的多达5600余人。这些人中不乏像史学家钱大昕和文学家谢墉等杰出人才。
这些江南才俊进入权力中枢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天子门生”集团。他们对乾隆感恩戴德，成为了清朝统治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为清朝的统治出谋划策，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效地消解了江南地区的反清思想，巩固了清朝在江南地区的统治。
乾隆南巡，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奉母尽孝，他的母亲崇庆皇太后一生喜爱巡游，乾隆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便以“奉母巡游”之名下江南。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是出于孝心，实际上却有着深刻的政治考量。
首次南巡时，乾隆特意为崇庆太后打造了“安福舻”御舟，这艘御舟堪称当时的“豪华巨轮”，造价高达12万两白银。同时，为了让崇庆太后在舟中住得舒适，舟内的陈设极其奢华，采用了大量的珍贵木材和精美的丝绸。每到一处，当地官员都要献上各种奇珍异宝，以博崇庆太后欢心。
沿途还建造了30座行宫，这些行宫的建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仅苏州织造局就承担了3座行宫的修缮费用，占该局年预算的40%。
行宫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江南的园林特色和皇家的威严气派，亭台楼阁、假山池沼一应俱全。崇庆太后所到之处，地方官员都要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百姓们也要跪地迎接，高呼 “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这些仪式，不仅是对崇庆太后的尊崇，更是乾隆向天下展示其“孝道”的一种方式。
乾隆还通过一系列仪式化的行为，将南巡包装成“以孝治天下”的典范。每次南巡，他都会亲自搀扶崇庆太后下轿，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他还会特意安排“亲掖銮舆”的仪式，即由乾隆亲自为崇庆太后抬轿，这一行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成为了人们传颂的佳话。这些仪式，通过官方的宣传和民间的口口相传，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深入人心。
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为了庆祝崇庆太后八十大寿，乾隆特在杭州举办了“千叟宴”。这次宴会规模宏大，参与的耆老达3000余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年龄最大的已有141岁。
在宴会上，乾隆亲自为老人们敬酒，表达对他们的敬重。他还赏赐给老人们大量的金银财宝、衣物食品，让他们感受到皇家的恩泽。
这场“千叟宴”，不仅是一场尊老敬老的盛会，更是乾隆宣扬“孝道”的一场政治秀。通过这场宴会，乾隆向天下展示了他的仁孝之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乾隆对江南的美景可谓是痴迷至极，每次南巡，他都会带上宫廷画师，将沿途的山水风光、园林胜景一一摹绘下来。这些画师们如同神奇的画笔，将江南的灵动与婉约定格在画卷之上。回京之后，乾隆迫不及待地在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内大兴土木，展开了一场江南园林的北移工程。
南京的瞻园、海宁的安澜园、杭州的小有天园、苏州的狮子林，这“江南四大名园”无一幸免，全被移植进了圆明园。
其中，乾隆对苏州狮子林更是情有独钟。狮子林以其独特的假山怪石闻名于世，这些石头形态各异，有的像威风凛凛的狮子，有的像亭亭玉立的仙女，有的像展翅欲飞的雄鹰，仿佛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
乾隆第一次游览狮子林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深深吸引，他在园内流连忘返，感叹道：“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
回到北京后，乾隆立刻下令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内仿建狮子林。为了确保仿建的狮子林能够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江南园林的韵味，乾隆不仅亲自参与设计，还命人把苏州狮子林园做成烫样，送到京师。工匠们按照烫样，精心打造每一处景观，从假山的堆叠到亭台楼阁的建造，都力求与苏州狮子林一模一样。
然而，仿建狮子林的工程耗费巨大。据史料记载，仅狮子林一处的仿建就耗银23万两，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巨款。为了让狮子林更加完美，乾隆还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搜罗奇珍异石，用于假山的堆叠。这些石头有的来自太湖，有的来自灵璧，它们被千里迢迢地运到北京，成为了狮子林的一部分。
而23万两白银，相当于修建100公里运河的费用，这足以说明乾隆对狮子林的喜爱程度。在他的眼中，狮子林不仅仅是一座园林，更是江南文化的象征，是他对江南美景的深深眷恋。
除了园林建筑，乾隆在南巡期间还创作了大量的御制诗，这些诗作成为了他表达政治理念、构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
在六次南巡中，乾隆共创作御制诗4300余首，其中三分之一是涉及江南风物。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江南的山水风光、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展现了他对江南文化的热爱与推崇。
在一首描写杭州西湖的诗中，乾隆就写道：“西湖风景六条桥，一株杨柳一株桃。王瀛苏小皆殊调，可是相同是断桥。”
这首诗不仅描绘了西湖的美景，还融入了历史典故和文化元素，展现了乾隆深厚的文化底蕴。他将西湖的美景与历史人物相联系，使西湖不仅仅是一处自然景观，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通过对西湖的赞美，乾隆传达出对江南文化的认同与尊重，试图以此拉近与江南士人的距离，消除满汉之间的文化隔阂。
乾隆还会借助这些诗作来宣扬自己的统治功绩，强调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在南巡途中，他会视察当地的农田水利、民生疾苦，将这些所见所闻写入诗中。
通过诗歌，乾隆向百姓展示自己对民生的关注，表明自己是一位贤明的君主。这些诗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传教化的作用，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在民间传说中，乾隆六下江南，四次驻跸海宁陈家，背后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他是陈家的血脉，前来“省亲”。这一传说，为乾隆南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引发了无数人的遐想。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事实上，乾隆南巡驻跸海宁陈家，与海塘工程密切相关。海宁，地处钱塘江口，是海塘工程的关键地段。
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起，海宁的潮信对堤岸造成了严重威胁，当地官员就修建什么样的堤坝产生了争议，到底是修筑“石塘”，还是“柴塘”。
乾隆第三次南巡就是想亲自查勘做出决策。既然到了海宁，那海宁地方官员必须要接驾。海宁陈家作为当地最有声望的望族，其住宅安澜园又是江南名园，自然成为了乾隆的最佳落脚点。
乾隆对安澜园十分喜爱，随后圆明园部分设置都是模仿陈家的，他还特意把陈家园林改名为安澜园，寓意水波平静，表达了对当地太平、免受水灾的期望。这足以证明，乾隆驻跸海宁陈家，是出于对海塘工程的重视，而非所谓的“寻母”。
所谓的“换子疑云”，源于乾隆朝文字狱背景下的民间叙事。乾隆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许多文人因言获罪。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民间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情绪无法直接表达，于是便通过传说、故事等形式隐晦地抒发。“乾隆是汉人”的传说，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反映了民间对清朝统治的反抗情绪，以及对汉族文化的认同和回归。
从历史档案来看，乾隆生母钮祜禄氏的旗籍档案完整无缺。《清实录》和《玉牒》等官方文献明确记载，乾隆生母为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四品典仪凌柱之女。她13岁就入雍亲王府为“格格”，因生育乾隆而母凭子贵。雍正继位后，她被册封为熹妃，后晋为熹贵妃；乾隆即位后，尊她为崇庆太后，享尽尊荣。
此外，清代皇室对血统管控极严，皇子私纳汉女需记录，调包皇子更是几无可能。这些都充分说明，乾隆为海宁陈家之子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从第一次乾隆十六年（1751年）南巡起，到最后一次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为止，期间共计33年，其实就是一场持续33年的宏大政治秀。南巡无疑是康乾盛世的巅峰之作，却也是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拐点。
乾隆南巡，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江南地区的统治，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其奢靡之风也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据估算，乾隆六次南巡耗费白银高达2000万两，如此巨额的开支，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也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晚年的乾隆，对自己的南巡之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曾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道：“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这一反思，虽然来得有些迟，但也表明乾隆对自己的行为有了清醒的认识。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会因为个人的反思而停止转动。乾隆南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清朝的历史上，成为了大清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