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高宗乾隆皇帝下旨赐死了蒙古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亲王额璘沁多尔济，这也是清朝自开国以来，第一次皇帝下旨赐死蒙古亲王的事情。
如果说额璘沁多尔济真犯了死罪也说得过去，结果是乾隆过于鲁莽的下达圣旨冤杀了额璘沁多尔济，可以说是乾隆犯下的一次错误，也正是这次错误的冤杀给清朝造成了很大代价，也让乾隆不得不放下帝王尊严站出来亲自道歉认错。
在清朝的历史长河中，额璘沁多尔济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又命运多舛的人物。他出身于喀尔喀土谢图汗部，这个部落有着极为高贵的血统，乃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后裔 ，在蒙古草原的历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同时，额璘沁多尔济还来自清廷驸马家族，家族的荣耀与使命从他出生便紧紧缠绕。自祖辈起，他们便世代镇守漠北边疆，为维护清朝边疆的稳定贡献着力量，成为了清朝与蒙古各部联系的重要纽带。
乾隆六年（1741年），年轻的额璘沁多尔济踏入仕途，被任命为乾清门行走。这一职位虽然看似普通，却是他政治生涯的重要起点，让他得以近距离接触清朝统治核心，积累政治经验与人脉资源。
乾隆八年（1743年），命运的齿轮转动，父亲敦多布多尔济的去世使额璘沁多尔济继承了札萨克和硕亲王的爵位 ，从此，他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
此后，额璘沁多尔济的仕途一路顺遂。乾隆十年（1745年），他受命督理俄罗斯边境事务。当时，中俄边境局势复杂，各种势力交错，他凭借着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果敢的决断力，在边境事务中处理得当，维护了清朝的边境安全与利益。
两年后，额璘沁多尔济又被授为所部副将军，并前往塔密尔驻防。在塔密尔他积极整顿军备，加强防御工事，使当地的军事力量得到显著提升，成为了清朝边疆防御的重要支柱。
乾隆十九年（1754年），对于额璘沁多尔济来说是忙碌而充实的一年。夏天，他奉命购驼马解崆格扎布堪饲牧，为清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冬天，他又被任命为西路参赞大臣 ，参与到清朝对准噶尔部的战争筹备中。
在这场战争中，额璘沁多尔济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与领导能力，为清军出谋划策，协调各方力量，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命运总是充满了戏剧性。乾隆二十年（1755年），额璘沁多尔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这一年，清军在征讨准噶尔部大汗达瓦齐的战役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伊犁被清军攻占。随后，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归降清朝，乾隆决定让阿睦尔撒纳入觐，以彰显清朝的威严与恩宠，并任命额璘沁多尔济负责护送。这本是一次彰显帝王信任的任务，却没想到成为了他走向毁灭的开端。
阿睦尔撒纳，这个在历史上是颇具争议的人物，表面上归降清朝，实则心怀鬼胎。他野心勃勃，企图借助清朝的力量消灭政敌达瓦齐，然后实现自己一统准噶尔的政治野心。在归降过程中，他就已经显露出诸多叛迹。
例如，阿睦尔撒纳在率军进军伊犁途中，从不穿戴清朝的甲胄官服，也不使用乾隆颁给他的定边左副将军印信，造成一种自己并没有投降清廷的假象，以收买人心。同时，他还派亲信四处散布谣言，声称若不立他为汗，边不得安。
额璘沁多尔济在护送阿睦尔撒纳的过程中，逐渐察觉到了他的叛迹。但他却因顾及蒙古各部之间的情面，犹豫不决，始终未能下定决心采取果断行动。
据记载，当同行的另一位辉特部台吉齐木库尔劝额璘沁多尔济及时逮擒阿睦尔撒纳时，他却拒绝了这一建议，从而错失了最佳的擒获时机。
当阿睦尔撒纳一行到达离扎布汗河不远的乌隆古河时，阿睦尔撒纳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设宴请额璘沁多尔济，酒过三巡后，公然宣称“阿某非不臣，但中国寡信，今入其境，如驱牛羊入市，大丈夫当自立事业，安肯延颈待戮？”随后，他将定边左副将军印扔到地上，率领亲信扬长而去。
阿睦尔撒纳的逃亡，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他迅速纠集起两千人马，在塔尔巴哈台举兵反叛。卫拉特蒙古四部中对清廷推行盟旗制度甚为不满的和硕特汗班珠尔等纷纷趁势作乱，劫掠清军在天山北路各处的军台站，哄抢物资。
伊犁的清军留守部队因势单力孤，被阿睦尔撒纳围困，定北将军班第和参赞大臣鄂容安力战不支后自杀，定边左副将军萨喇尔被俘。这场叛乱直接导致了第二次平准战争的爆发，清朝为了平息叛乱，不得不再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乾隆皇帝得知阿睦尔撒纳逃脱的消息后，龙颜大怒。他将额璘沁多尔济的行为视为“养虎遗患”的典型，认为他严重失职，辜负了朝廷的信任。
在盛怒之下，乾隆皇帝没有给予额璘沁多尔济任何申辩的机会，便下令将他赐死，并剥夺了他的亲王爵位。
额璘沁多尔济这位曾经在乾隆朝初期政治和军事舞台上风光无限的人物，就这样在一夜之间从云端跌落谷底，成为了政治斗争和自己优柔寡断的牺牲品。
额璘沁多尔济被赐死的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蒙古草原上掀起了惊涛骇浪。尤其是在漠北地区，喀尔喀王公们集体陷入了震惊与悲痛之中。
自蒙古帝国崛起以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子孙不斩”的祖制就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维系着黄金家族的尊严与荣耀。然而，乾隆的这道诏书，却无情地打破了蒙古这一延续数百年的传统祖制，让整个蒙古社会为之震动。
哲布尊丹巴活佛，作为喀尔喀蒙古的精神领袖，同时也是额璘沁多尔济的亲哥哥，在得知弟弟的死讯后，悲痛欲绝。他无法接受朝廷如此草率地处置自己的亲人，内心充满了愤怒与无奈。
在蒙古的宗教和政治体系中，哲布尊丹巴活佛拥有着极高的威望，他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决策。他的悲痛与不满，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蒙古各部贵族心中对清廷的不满情绪。
各部贵族们深感清廷对蒙古传统的践踏，他们认为乾隆的做法过于蛮横，不尊重蒙古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他们看来，即使额璘沁多尔济犯下了再严重的错误，也应该依据蒙古的传统和法律来进行审判，而不是由清廷单方面决定他的生死。
这种不满情绪在蒙古民间迅速蔓延，一时间，“清朝皇帝要杀光黄金家族”的流言甚嚣尘上，整个蒙古草原笼罩在一片恐慌与不安之中。
在这场风波中，手握重兵的喀尔喀将军、札萨克多罗贝勒青衮扎布看到了机会。他出身于喀尔喀名门贵族，是札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硕垒乌巴什洪台吉的后裔，在喀尔喀王公中颇具影响力。
长期以来，青衮扎布对清廷就心怀不满，此前曾因与准噶尔部贸易而遭到革职削爵的处分，虽然后来因招抚有功被恢复爵位，但心中的怨恨却始终未消。此次额璘沁多尔济的死，让他找到了煽动叛乱的借口。
青衮扎布四处派人送信给喀尔喀诸札萨克，言辞激烈地煽动道：“我们世代效忠清廷，为他们镇守边疆，征战沙场，换来的却是刀斧加身！额璘沁多尔济何罪之有？不过是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就成了清廷的眼中钉、肉中刺。今天他们能杀额璘沁多尔济，明天就能杀我们所有人！”
青衮扎布的话语，如同毒药一般，迅速渗透进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心中，激起了他们对清廷的强烈不满。
在青衮扎布的煽动下，喀尔喀蒙古的17个部落迅速响应，他们联合起来，做出了一个大胆而疯狂的举动——截断漠北驿站系统。
这些驿站，是清朝连接内地与漠北的重要交通和通信枢纽，承担着传递军事情报、运输物资等重要任务。一旦被截断，清军的后勤补给线瞬间陷入瘫痪，前线的16万清军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乌里雅苏台大营，作为清军在漠北的重要军事据点，此时也陷入了困境。由于驿站被截断，大营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无法及时获得补给和增援。清军将士们陷入了恐慌与绝望之中，士气低落。
而青衮扎布则趁机率领叛军，对乌里雅苏台大营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试图一举消灭清军在漠北的有生力量。
这场震动天下的变乱史称“撤驿之变”，让清朝的北疆局势急剧恶化，仿佛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随时可能将整个北疆地区吞噬。
清朝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乾隆也意识到自己的一时冲动，可能已经引发了一场无法挽回的大祸，他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平息这场叛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乾隆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失误，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与恐慌之中。他深知，如果不能尽快平息这场叛乱，不仅会使清朝在北疆的统治摇摇欲坠，还可能进一步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其他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紧急召见了章嘉活佛，与其密商对策。
章嘉活佛，这位在藏传佛教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领袖，与乾隆皇帝有着深厚的渊源。他自幼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后被迎入京城，与皇子们一同读书，与乾隆结下了同窗之谊。在乾隆的支持下，他在藏传佛教界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了乾隆处理蒙藏事务的重要助手。他精通多种语言，对蒙藏地区的文化、宗教和政治情况了如指掌，在蒙藏地区拥有着极高的影响力。
接到乾隆皇帝的召见后，章嘉活佛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但他毫不犹豫地肩负起了斡旋的重任。他星夜兼程赶赴库伦，与哲布尊丹巴活佛会面。
在会面中，章嘉活佛言辞恳切地劝说哲布尊丹巴活佛：“大汗若举兵反叛，百万蒙古子民必将陷入战火之中，生灵涂炭，这与佛法的慈悲为怀背道而驰。况且，清朝国力强盛，若与清朝为敌，喀尔喀蒙古必将重蹈准噶尔部的覆辙，遭受灭顶之灾。”
章嘉活佛的话语如同一剂良药，渐渐平复了哲布尊丹巴活佛心中的愤怒与仇恨。为了进一步安抚哲布尊丹巴活佛，章嘉活佛还带来了乾隆的承诺：恢复额璘沁多尔济家族的爵位，让其家族的荣耀得以延续；赠予黄金万两，作为对额璘沁多尔济家族的抚恤，以表达清朝政府的歉意。
这些承诺让哲布尊丹巴活佛看到了乾隆的诚意，也让他对清朝政府的态度有了些许转变。
在章嘉活佛进行外交斡旋的同时，乾隆也没有放松军事准备。他深知对于叛乱，仅仅依靠怀柔政策是不够的，还必须展现出强大的军事威慑力。于是，他迅速调遣清军精锐，从东北疾驰到漠北。
清军如猛虎下山般迅速行动，在杭哈奖噶斯与叛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经过一番激战，清军成功地全歼了叛军，取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打击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也向蒙古各部展示了清朝政府维护边疆稳定的决心和能力。
然而，乾隆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明白单纯的军事镇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采取怀柔政策，以赢得蒙古各部的人心。
于是，在取得胜利后，乾隆并没有扩大镇压范围，而是选择赦免了大部分协从者。他深知，这些协从者大多是受到了青衮扎布的煽动，并非真心反叛。通过赦免他们，乾隆向蒙古各部传递了一个信号：只要放下武器，回归正道，清朝政府将既往不咎。
为了进一步修复与蒙古各部的关系，乾隆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平叛之功记在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名下。他亲自撰写诏书，对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平叛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其为维护边疆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一举动让哲布尊丹巴活佛感受到了乾隆的尊重和信任，也让他更加坚定了与清朝政府合作的决心。
此外，乾隆还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举动——亲书《罪己诏》。在《罪己诏》中，他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错误，承认是自己误信谗言，才导致了额璘沁多尔济的冤死。他向蒙古各部表达了诚挚的歉意，承诺今后将更加审慎地处理边疆事务，尊重蒙古各部的传统和利益。
这一《罪己诏》开创了清代帝王向蒙古贵族正式道歉的先例，在清朝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乾隆成功地化解了这场危机，使清朝与蒙古各部的关系逐渐恢复了稳定。
叛乱平定后，清朝政府深刻反思了此次事件的教训，认识到原有的边疆治理制度存在着诸多漏洞，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以确保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在这一背景下，清廷果断废除了喀尔喀王公世袭兵权，从根本上削弱了地方势力对军事权力的掌控，防止类似叛乱再次发生。
为了加强对漠北地区的直接管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廷正式设立库伦办事大臣。这一官职通常由满人出任，首任满族大臣为诺木珲，首任蒙族大臣是喀尔喀郡王桑寨多尔济。
库伦办事大臣驻于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其职责涵盖边务、互市、司法、驿站等多个重要领域，成为了清朝在漠北地区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
库伦办事大臣的设立，标志着漠北地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管理时代。为了构建更加稳固的防御体系，清朝在漠北地区新建了科布多与唐努乌梁海大营。这两个大营与库伦办事大臣驻地形成了三角防御体系，彼此呼应，相互支援，大大增强了清朝在漠北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
清军以库伦、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为据点，分驻各地，形成了三足鼎立、犬牙交错的驻防格局，有效地遏制了外部势力的侵扰，维护了边疆的安全。
同时，清朝还采取了“军管 + 活佛共治”的双重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库伦办事大臣代表清朝政府行使行政和军事权力，对漠北地区进行直接管理；而哲布尊丹巴活佛则作为喀尔喀蒙古的精神领袖，在宗教和部分民政事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种管理模式既尊重了蒙古地区的宗教信仰和传统习俗，又确保了清朝政府的统治权威，实现了政治与宗教的相互制衡，为漠北地区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进行制度革新的同时，乾隆也深知文化对于巩固统治的重要性。为了重塑满蒙关系，修复因此次事件而受损的民族感情，他采取了一系列文化重构措施。
乾隆特命编纂《蒙古律例》，这是一部专门针对蒙古地区制定的法典。该法典以蒙古文、满文、汉文三种文字颁行于外藩蒙古各部，继承了清入关前后百余年来对蒙古族的立法成果。
《蒙古律例》明确规定了“黄金家族后裔享有司法豁免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蒙古王公的传统特权，体现了清朝政府对蒙古贵族的尊重和笼络。这一举措不仅在法律层面上保障了蒙古贵族的利益，也在文化层面上增强了他们对清朝政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此外，乾隆还恢复了蒙古王公年班朝觐制度。这一制度源于清朝初期，要求蒙古王公在规定的时间内前往京城朝觐皇帝并献上贡品。在朝觐期间，皇帝会与蒙古王公进行亲切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同时也会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和荣誉。
通过这一制度，清朝政府加强了与蒙古王公的联系，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感情。年班朝觐制度的恢复，使得蒙古王公能够更加频繁地接触到清朝的文化和制度，促进了满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为了进一步加强与蒙古各部的联系，乾隆还在承德避暑山庄新增了蒙古包建筑群。这些蒙古包不仅是建筑风格的融合，更是文化交流的象征。
每年，乾隆都会在这里接见各部落首领，举行盛大的宴会和活 。他还将草原政治纳入“木兰秋狝”的怀柔体系，通过围猎等活动，增进与蒙古王公的感情，展示清朝的国力和威严。
在木兰秋狝期间，皇帝与蒙古王公一同驰骋草原，弯弓射箭，共同享受围猎的乐趣。这种活动不仅增强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也让蒙古王公感受到了清朝皇帝的亲近和尊重。
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革新和文化重构措施，清朝政府成功地重塑了满蒙关系，加强了对漠北地区的统治。这些措施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稳定边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额璘沁多尔济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更是清廷“以蒙治蒙”政策深层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乾隆在这场危机中的一系列举措，从最初的强硬赐死到后来的妥协致歉，既展现了帝王在维护统治权威与稳定边疆之间的艰难抉择，也凸显了政治智慧在处理复杂民族关系中的关键作用。
乾隆的妥协并非软弱，而是在权衡利弊后的明智之举。通过恢复爵位、赠予黄金、亲书《罪己诏》等一系列措施，乾隆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可能颠覆帝国北疆的政治危机。这些举措不仅修复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为清朝后期的边疆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场危机也成为了清朝边疆治理制度革新的重要契机。库伦办事大臣的设立、“军管 + 活佛共治”模式的推行、《蒙古律例》的编纂以及年班朝觐制度的恢复等，这些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改革，不仅加强了清朝对漠北地区的直接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和保护了蒙古地区的传统和文化，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额璘沁多尔济事件也为后世处理民族问题留下了深刻的镜鉴，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尊重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基石。任何忽视民族情感、践踏民族尊严的行为，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
同时，这一事件也展示了政治智慧和妥协精神在解决民族矛盾中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平等对话、相互理解和包容，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