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人来说，1936年都是一个转折点。因为，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让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序曲：
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区，墨索里尼完成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他们（德国和意大利）共同建立了柏林—罗马轴心，国际联盟瓦解，西班牙内战爆发。
而我完成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学术研究任务，面临生计问题，要开始下一步的计划。
离开中国之后，我们在东京稍作停留。当时，我发现日本问题专家伯顿·法斯和休·博顿同样也想要在美国谋求一份工作，于是，我们组成了“松林沙地协会”
——同意暂时定居于博顿在新泽西的一块没有多大价值的土地，竭力维持着我们不为现世需要的生活。
事实上，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像过去的传教士那样四处考察，尽管我没有这么称呼它。
在我们往东进发，直到伦敦的路途中，我计划在每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甚至是远东问题研究中心都停留一下，拜访相关学者，了解学术动态。
第一站是夏威夷大学，之后，我又去了很多学校，包括伯克利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
但是，我发现中国问题研究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而且，这些学校的教职员工中几乎没有人能够使用汉语。
美国芝加哥大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然而，还是有少数重要人物，已经有所行动，特别是在芝加哥大学。
来自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宓亨利教授和比他年纪大得多的新娘爱诗客刚刚来到芝加哥大学。
爱诗客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中美的东西真正怀有深厚情感的人。他们的住所，位于靠近中途娱乐场所的一条普普通通的街上，这是一座19世纪90年代建造的房子，如今已经被他们重新作了翻修。
房子周围种着枝繁叶茂的梧桐树，还有月亮门、喷泉、灯笼、屏风以及一些艺术品，这一切都营造出富有中国韵味或带有中国风格的氛围。
爱诗客曾与艾米·洛威尔共同翻译唐诗，取名《枞树花笺》出版。
为了能够将诗歌的文字中所要表达的神韵，完全解读出来，她着重表明汉字字根的意思，甚至比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还要多。
而宓亨利看上去像一位稳健的商人（与他的夫人相比，就好比无韵的散文之于韵律优美的诗歌），他爱慕他那富有诗人气质的夫人，欣赏她的中国传统美学与维多利亚风格相结合的审美风格，他们相互钟爱，成了我们的榜样。
之后，我和母亲一起拜访过宓亨利夫妇。我们都认为，他们确实是情投意合。
顾立雅曾和我一同在北京学习语言，如今，他在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汉语课程。
他看上去特别年轻，这让他很苦恼，实际上他比我们都要年长一些（1905年出生）。在开始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前，曾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名记者。
他文笔很好，并且已经出版了一本著作，书名为《中国人的世界观》（1929年出版），还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然而，教授们彼此见面时，总是容易把他当成是一名学生。与他相比，我认识到我自以为独一无二的感觉还是比较柔和的。
他率先开始从早期经典著作里面深奥难懂的文章入手进行研究，来重现中国历史的开端。坚持使用《孝经》作为学生们的语言启蒙教材，这样，他的学生能像中国人过去那样发蒙。
1936年，他出版的新书《中国的诞生》第一次向西方读者全面介绍了位于安阳的商朝文物发掘所得出的结论。
图片来自网络
在耶鲁大学，我们见到了赖德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在雅礼协会任教两年，并以研究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传教史为其主业。
尽管如此，在耶鲁大学他是卫三畏［《中国总论》，1848年初版，1883年再版］及其子、中国问题专家卫斐列的继承者。
赖德烈博士曾深入中国问题研究的真空地带，以攻读他的关于美中早期贸易的博士学位，同时，于1934年完成并出版了两卷本著作《中国的历史与文化》。
这套不带偏见的书，是公认的极其优秀的著作，由一位充满理性、公正并且坚持不懈地探寻事实本质的学者撰写。
赖德烈亲切而友善地帮助每一位来寻求帮助的人。他涉猎堆积如山的原始资料，然后写出手稿，我相信，除了周日外，每天上午他都要投入其中。
1948年，他曾在美国历史协会演讲，内容是关于基督教对历史的解释。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们再次见到了毕格和他资格较老的同事富路德，在北京华文学校，我向他寻求建议时，富路德曾认真倾听我的自我叙述。
他幼年时期成长于中国北方的传教士家庭，这种背景，最终使其成为一名汉学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博士论文《乾隆年间的文字狱》（1935年出版）已经使他成为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一颗新星，在接下来的40年间，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在哈佛大学，我遇到了查尔斯·悉尼·加德纳，这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研究清朝的专家，他逐条逐目地思考，因此，对汉学研究的参考书目很在行。
况且，他更是一位无私的朋友，知识渊博，热情洋溢，但是很奇怪，他不善概括或综合，因此，没有什么著作。研究生们从他那里获益良多，然而本科生却鲜有收获。
另一个极端相反的人，是任职于政治系的布鲁斯·霍珀。他极富人格魅力，我们曾在北京见过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曾做过飞行员，后来作为芝加哥当代国际事物研究所的早期代表，在苏联待了3年，这个研究所当年招贤纳士，进行当今国外发展趋势的研究，以此来警示美国的学术精英们。
布鲁斯曾到过很多地方，而且，总是能够将当地早上的头条新闻与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综合考量。如果加德纳能够与霍珀综合一下该多好。
我掌握的1936年在各所大学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士的清单当然并不全。此外，还有宾板桥，从北京返回之后开始到伯克利大学任教。毕乃德最初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从事研究，后来去了康奈尔大学。
普里查德爵士，我在牛津读书时他曾去过那里，现在在华盛顿州的普尔曼，最后调到芝加哥。
德克·卜德与俄罗斯姑娘嘉利雅在北京举行了婚礼之后，到宾夕法尼亚继续研究中国哲学。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人加入这个异彩纷呈的团队。
但是，总体来说，这是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团队，包括成熟的、未成熟的以及半成熟的人士，莫蒂默·格雷夫斯和戴维·史蒂文斯都能把他们动员起来，让更多的美国公众了解中国。
对于一个下一代即将在中国及其附近地区打三场大战的国家而言，这个团队的人数并不算多。然而，在我们周围，人们的中文水平参差不齐，甚至有些人完全不懂中文。
一般而言，涉及研究中国现代问题的学者，对汉语并不精通，而懂汉语的学者，研究的又是一些中国古代方面的内容。
除非中国人自己用英语告诉我们，否则，我们根本无法了解现代中国人在想什么。
与此同时，我们几乎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概念（除非政治学包括在此类别当中）。
另一方面，我们只有一些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更准确地讲，应该是仍然保持着本国的生活方式，只不过生活地点变成了中国。
当时，我们中没有人是从我们后来建立类似工厂生产线般的学习体系中出来的，即先在美国研究生院学习两到三年阅读，然后去当地（当时在台北）学习口语并开始作论文研究，再过两到三年后返回美国完成论文，之后开始进行教学工作。
经过这样七年培养的人，将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接触中国人和具体的事物，只是成为谨慎的历史学家，并不能为政府公共政策出谋划策。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4年时间里，我和威尔玛并没有太多地关注汉学研究，接触到的更多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
于是，我一到苏福尔斯就开始进行演讲，首先是在扶轮社，接着去了基瓦尼斯俱乐部、基督教青年会以及苏福尔斯大学。
在此期间，我演讲的内容涉及包括中国的住宅、仆人和食物等在内的日常琐事，当然，也谈到了日本人的威胁。
威尔玛也作了有关中国艺术的讲座，主题是“站得远看得清”。
我们开始扮演与传教士相反的专业领域专家的角色，向我们的同胞宣讲海外各地的情况，期盼我们能从战火中，相互得救。当然，一切都事与愿违。不过，战火还是使中国和日本问题研究，在美国站稳了脚跟。
最终，1936年1月，我收到了我所期望的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录用通知，工作于9月正式开始。
我在其他大学逗留，也不是为了寻找工作，而是想了解美国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规模和人员的基本状况。
我们同样都有许多不清楚的事情，也都有着很多的机会，我感到，这一切都对我的研究有益。与此同时，我必须回到牛津大学准备论文。
这次，从纽约到伦敦乘坐“庄严号”的航行，让我回想起之前搭乘其他航线6次横渡大西洋之行，特别是1931年乘坐“毛里塔尼亚号”的那次航行。
“庄严”号邮轮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艘轮船装有4个烟囱，在当时很少见。它是“露西坦尼亚号”的姐妹船，下水航行的时间大概和我出生的时间相同，之后一直在北大西洋服务了20多年……曾经只用5天半的时间，准时到达目的地，让乘客及时到达剧院，没有耽误观看演出。
为了与“毛里塔尼亚号”和“露西坦尼亚号”竞争，德国汉堡—美洲航运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制造了“元首号”、“祖国号”和“俾斯麦号”邮轮。
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赔偿给了英美两国，分别成为美国航运公司的“海上霸王号”、卡纳德公司的“贝伦加利尔号”、英国白星公司的“庄严号”。
1936年排水量达到56000吨的“庄严号”成为当时运营中最大的邮轮［后来的“玛丽皇后号”排水量达到73000吨］，如今，她已经报废。
我们买的是有床位的A等舱室。起初，我们被这艘船宏伟壮观的外表所折服，当然，这也是她与其他邮轮的竞争优势所在。
我们把在北京时的忠诚男仆李和聪明的厨师刘同船上的这些房间服务员、女服务员、楼层服务员的服务作了比较：
我们的两位仆人，就像是黑夜和白天，其中一位有着黑色的头发，方脸，另一个则有着浅色的头发和红润的脸庞。
他们都是温顺而机敏的年轻人，着装比任何乘客都要讲究，每晚都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熟知饭桌礼仪、红酒常识等，总之他们一切都很棒，除了没有上层社会身份。
我们再次来到英国！……他们围着我们就像是围着地球转一样，黑夜递给白天蛋黄酱，白天递给黑夜多余的餐具。
这些体贴入微的服务，确实让我感觉到，沐浴在一个多么伟大的文明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