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9日，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一级演员程志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程志原籍湖北红安，那里是革命老区。他出生于职业军人家庭：父母都是军队干部，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第三），均无一例外地参了军。

程志

也许是尚武雄风的习染熏陶，也许是军人梦的潜在诱因所致，小程志特别偏爱体育运动，而最差的要数音乐了——因为他压根嫌弃这门课，总觉得唱歌跳舞是女孩们的事，与自己无缘。他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边防战士，骑马挎枪在边疆巡逻。难怪十多年后当程志被调入总政歌舞团时，他的小学音乐教师竟大感意外，说：“哟，程志还能唱歌？我怎么没有发现这个天才呢！”

1962年，稚气尚未脱尽的程志刚考完高中便无意继续求学，转而投笔从戎了。他穿上军装，远离家乡父母，来到广西钦州的大山里，成了一名真正的骑兵侦察兵，那年他十六岁。

程志

军营生活异常紧张、枯燥。当时正值国内抗美援越高潮期，一年后全军又掀起大比武浪潮。程志所在的班是比武尖子班，除了值勤、驯马，还要冒着南疆酷暑日夜摸爬滚打、练兵比武，常常因极度疲劳晕倒在练兵场上。然而当时他如初生之犊，毫不畏惧。全班年龄最小的程志，在军事训练中样样拔尖儿。

军营生涯令人眷恋，同时也是程志竟鬼使神差地初展歌喉的最初诱因。在严肃紧张之余，程志对电影发生了兴趣。

连队放电影他从不放过，看了就哼唱其中的插曲。不管什么影片，他看一遍就能把里面的歌儿记住，而且唱得蛮像回事儿。慢慢地，他发现连队战士常常围在他身边听，还不时喷喷夸奖：“好听啊，真好听，跟电影里唱得一个样儿！”不久，程志这“才能”即被业余宣传队发现，于是每逢连队开晚会或跟地方联欢，都少不了他登台献艺。程志也因此而小有名气。

程志

然而，程志对声乐并无太多兴趣，他还不明白自己有特殊的音乐记忆并且这种潜在的艺术天赋已被那些影片诱发出来了。他完全是下意识地为调剂军营生活而为之。

他对乐理知识一窍不通，在业余宣传队每逢要表演新歌，总得先要别人教唱一番才能登台。他甚至错误地认为，唱歌就是要从男低音唱起，然后渐次升高以至唱成男高音。所以他什么歌都练着唱，高音的低音的甚至不分男声女声，五花八门，倒也是学啥像啥。

有一次，业余宣传队准备安排演唱《马儿，你慢些走》，宣传队干事来找程志商量。程志听后，疑惑地说道：“《马儿，你慢些走》这好像是女声唱的歌儿啊！”

“怎么会是女声啊？”宣传干事煞有介事地说，“这是马玉涛同志唱的！你想想，马玉涛同志是男的女的？马玉涛同志一唱这歌就下不了台……再说，革命歌曲嘛，谁都可以唱的。”

少年不知愁滋味。十六岁便已美梦成真的程志如今又懵懵懂懂地在通向艺术之门的旅途上蹒跚学步。他尚不明白，在自己毫无察觉之中，幸运之神正在又一次悄然无声地向自己移近了。

程志

1965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派出一支小分队来到钦州的大山里慰问边防驻军。在多日的演出和联欢中，一个十八、九岁，显然稚气未褪的骑兵侦察兵战士引起了队长马弦的格外注意。小分队巡回演出每到一处，这小战士总是骑着马先行赶到演出地点等候演出；每次与部队联欢，都少不了这小战士登台亮相。虽然他歌喉尚嫩，但俨然已有大家气度。马弦老师暗暗地观察起程志来。

一天，马弦叫住程志聊天，他问程志：“小鬼，谁教你唱歌啊？”

程志说：“没有哇！我是从电影里学的。”

马队长说：“好啊，你嗓子挺好。”

程志说道：“我只是瞎哼哼。”

马队长鼓励他说：“你就这么唱，挺好的。”

马弦老师凭着自己敏锐的艺术洞察力，立刻捕捉到了程志身上潜藏的歌唱天赋的一线闪光。他感觉这是一块唱歌的好材料。他决心要把程志引渡到更适合他发光发热的全新境界。

程志

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马弦老师为把程志调入总政歌舞团做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他亲自到程志家里去说服程志的父母。

程志的父母都是戎马一生的革命军人，父亲还是军内知名的将军。他们当然希望程志能在部队里摔打磨练，有所建树；但他们又不能不为马弦老师认真细致的工作方法所感动。他们觉得，自己身为首长，如果不允许自己的子女从事文艺工作，又何以体现国家对部队文艺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呢？经过再三斟酌，他们终于同意了。

可当时程志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直到与马弦老师分别半年之后，他突然接到部队的调令时，才恍然大悟：马弦老师竟不动声色地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把他领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全然陌生的、他从没有梦想过的艺术天地。

几十年后，已经在艺术之路获得盛誉的程志，仍时时满怀感激地忆起这位“伯乐”。他始终忘不掉与马弦老师邂逅相逢的那一幕，他永远感到马弦老师的怜惜、垂爱与他相随。

1965年底，程志满怀好奇兴奋但又惴惴不安的心情走入总政歌舞团的大门。

与很多人相比，程志确乎是为机遇独钟的幸运儿。但他也带着行伍出身、中途学艺所造成的艺术上的先天不足。此后，伴随时代狂潮滚涌起落，他的行止辗转播荡，在艺术的道路上历尽坎坷，倍受磨砺。

程志

在总政歌舞团，程志最先是进了合唱队当合唱演员，他抓紧时间向同行和老同志们请教学习。随着眼界的开阔，他渐渐喜欢上了这一行。因为没有导师，他就四处向人求教，大凡有点名气的，他都找上门去。又常常关起门来将自己唱的录下来与唱片细细比较，自己摸索着调整唱法。

可不久后，全国就陷入到一次空前的大混乱中。那时团里基本已取消了演出，人们都在忙着同一件事……突然的变化使程志无法适从，他从人的朴素情感中体会到在颠狂错乱背后的荒诞和悲哀。但他也没有忘记练习唱歌，空闲时间还会去骑马打球。

艺术格外需要相对安定的环境。然而，在当时已不可能有这么一块潜心修行的净土。那时程志在声乐道路上疑难颇多，徘徊不前，需有人能给予引导。但每当他向别人请教时，得到的回答总是：“哎，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搞那个干嘛？要革命啊！”于是，在种种压力下，程志下决心递交了请调报告，要求下部队。

生命中刚刚萌发的艺术幼芽，竟如此意外地过早夭亡，思之再三，实属人生之无奈，程志不禁为之黯然神伤。

程志

1969年，程志离开总政歌舞团，南下到湖南军区独立师。他起先在业余宣传队，不久就转入篮球队，改行打篮球了。

程志在篮球队呆了大约半年，突然又被广州军区歌舞团调走了。

原来，还是在独立师宣传队时，队里有一个叫陈国强的，与程志交往较多。他经常向程志求教一些声乐方面的问题。此人后来调入了广州军区歌舞团。他的歌唱引起该团同志的重视，便询问道：“你唱得挺不错，是谁教你这么唱的？”

陈国强告诉他们：“我们宣传队里的程志就这么唱的。”

当时的广州军区歌舞团下属的一支“海上文化工作队”，该队最早是由陶铸同志组建，后因时代原因而声名显赫，被树为一面红旗，称为“海上文化轻骑兵”。它在一段时间里担负着重要的宣传任务，因而尽管当时别的文艺团体工作陷于瘫痪时，这里的演出任务异常繁忙。他们听了陈国强的介绍后，便立即把程志“挖”到了这支宣传队。

多年来徘徊往事，举步维艰于声乐艺术门前的程志，在这里幸遇他的启蒙老师岑冰。

岑冰

岑冰是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建国初，他曾首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河颂》，还曾领唱过《前进吧，祖国》。他原在总政歌舞团唱独唱，后到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程志到了广州后，通过多方活动，把岑冰调入广州军区歌舞团。

岑冰教学有个特长：他本人虽是唱美声的，但无论学生是唱民歌的还是唱洋歌剧的，他都能用美声的科学性去点化他。由于音乐素养深厚，他能把深奥的理论讲得浅显易懂，并将道理和方法结合起来，告诉学习者应如何追求声音，什么样的发声才是正确的，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来演唱。

程志后来回忆说：“在广州这一年多，我最大的收获是有幸跟岑冰学习。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噢！声乐里面原来有这么多奥妙，不是长着个嗓子就能唱的。他不但给我讲，还把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十几张世界名家的唱片放给我听。其中卡鲁索、比约林、吉利的三张，他割爱送给了我。有了这一番点拨，我才豁然开朗：美的声音原来是这么个样子，应该这么唱才好！然后他又教给我训练方法，使我明白了追求的正确途径。所以说，我真正的启蒙老师就是他！”

岑冰

岁月如流，2020年11月23日，我国著名声乐表演艺术家、男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岑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在岑老门下，曾出过很多享誉中外的歌坛明星，如牟玄甫、朱明瑛等。程志当时能遇上这样一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集于一身的老师，确是他艺术生涯之莫大幸运。

70年代中旬，总政歌舞团恢复工作，他们决定召回程志。

程志得到这个消息惊喜异常，但这也意味着他从此将无法继续师从岑冰。

临别时候，岑冰告诉他：“你要多听真人的演唱，特别是施鸿鄂的，他代表了我国目前最漂亮的男高音。”

回到总政歌舞团，程志仍在合唱队，但他不愿就这么淹没其中。在团里，单独演唱的机会非常少，他便争取更多的下部队演出的机会，以便取得舞台独唱的经验。

录音机

他还倾其所有、东挪西借地购置录音机。这并非出自其收藏癖好。他总是反复地自唱自录，然后仔细地与唱片比较，一点一滴地琢磨唱法。当时一台录音机价值上千元，而程志每月的工资才六十多元，但为了追求最佳录音效果，他不得不更新换代，买了一台又一台，为此债台高筑。其实他当时本可以将一部分处理掉以填补亏空，但程志却难以割爱。因为它们帮了程志太多的忙，几乎就等于是他的老师了。

程志还抓紧一切机会虚心向别人求教，不惜为此逾越常规。

程志对当时年方三十的歌唱家施鸿鄂极为崇拜。施鸿鄂每次来京演出，他总是想方设法前去求教。那时施鸿鄂住在西苑旅社，门禁很严。进去见人除了要履行一套繁琐手续，还须被求见者到门口接人。程志不想劳驾施老师出迎，但又不愿放弃聆听教诲的机会。那天，程志在旅社外徘徊良久，望着那高高的院墙，突然计上心头。

午休时间，侦察兵出身的程志来到西苑旅社墙外。眼瞅四处无人，他足蹬手抓，纵身跃上墙头，再悄悄跳进院中。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倒背着双手，在幽静的院中溜达。就这样，看似悠闲实际心急如焚地等到三点多钟，估计施老师午休已毕，这才上前敲门……

想必施鸿鄂当时和后来，对这位谦恭求教者如何到来的内情一无所知。就在他浑然不觉中，两代最优秀的男高音歌唱家竟给我国乐坛留下一段令人叹赏的佳话。

然而令人不胜苦涩的是——施鸿鄂和程志先后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各领千秋，可二人年龄之差仅只十来岁！与许多科班出身的声乐同行相比，程志不得不走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

施鸿鄂

程志曾感慨地说：“当时如果有个老师像我现在教学生那样对我进行引导，那么我至少要早出来十年，起码要早正确歌唱十年。可那时是我自己在东摸西抄。”

就这样经过十多年不懈地探索、磨砺，程志的演唱已渐臻成熟。

1978年，程志终于由合唱队脱颖而出，成为总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

程志的歌唱，追求大气和朴实无华。尤为突出的是，他从不把自己局限于“西洋歌剧”的范围内，他还大量地实践着演唱创作歌曲和各地民歌。他越来越坚信：美声唱法这种科学的发声方法是能适应任何歌曲的演唱的，演唱者须将科学发声的技巧弄懂，然后根据歌曲的风格来调整腔体，调整呼吸便可以了。

程志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实践着这一思想。这时他却听到了来自各方的指责，有人说他的演唱“不伦不类”、“瞎唱”，也有人说他唱得“太土了”，还有人说他唱得“太洋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程志

程志明白，自己目前犹如登山即将攀上顶峰，仅剩几步之遥却已颇觉吃力。因为自己虽已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尚无力从理论高度加以组织、提炼和融汇贯通。如果急躁冒进，反而会欲速则不达。他十分渴望机遇。

适逢中央音乐学院于八〇年恢复招生。既出于赌气——给那些吹毛求疵者以彻底回击，更出于突破自我，程志报考了歌剧系。

当时报考该系者一百多人，却只有十二个招收名额。程志以专业和文化课考试两项最高成绩为音院录取。更值得庆幸的是，他成为我国最著名的声乐教育家沈湘的学生。

沈湘在解放前就已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建国后数十年里，他为我国声乐教育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学生，有些在国际上获过大奖，有些在国外的歌剧院演唱，有些如郭淑珍、杨彼得、黄梅音等，已成为知名教授。还有后来活跃在歌坛上的殷秀梅、关牧村等，都曾师从沈湘。他常对自己的学生说：“一棵树如果不修枝打杈，它就会长弯。我就是要把你那些枝枝权杈打掉，让你知道怎样长才是正确的。”

沈湘

在沈老师的悉心指导下，程志接受了有生以来最为严格、全面、系统的声乐训练。他豁然贯通，演唱技艺迅速进入了成熟境界。他的横溢才华引起声乐界许多专家学者的格外赞赏。

美国纽约歌剧院院长、世界十大女高音歌唱家之一的贝菲雷·希尔斯女士听了程志的演唱之后，于1982年5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来自东方的威胁》一文，对程志的声乐艺术做了极高评价。她说：“这是一个罕见的男高音，是多年难得听到的最新鲜、最干净、抒情兼英雄的男高音。”她还在文中写道：“希望帕瓦罗蒂和多明戈也来听听程志的演唱。”并警告他们：“小心你们头上的桂冠！”

1983年，程志毕业前夕，声乐大师吉诺·贝吉来中国讲学。贝吉是位曾被誉为“欧洲美男子”的世界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程志见到他时，这位周游世界各地讲学的音乐家已垂垂老矣。

贝吉此次访华，先后到中央乐团、中国歌剧院等处讲学。也许他以为中央乐团和中国歌剧院代表我国的最高声乐水平，所以，直到他访华结束的前一天才匆匆光临中央音乐学院进行礼节性访问。

中央音乐学院为此安排了数名学业优秀者为这位大师演唱，其中不乏在世界声乐大赛中的获奖者。

程志

程志登台了。他镇定自若，张口便是一曲难度极高的《今夜无人入睡》。他轻松自如、淋漓尽致的演唱令这位享誉世界的声乐大师震惊了。一曲终了，贝吉从座位上站起来为程志鼓掌，然后匆匆上台一把抱住程志，异常兴奋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今天要祝贺！”

随后，他对台下观摩的中国歌坛英才们说道：“你们刚才不是还问我意大利的美声究竟是怎么样的声音么？你们听到的这位男高音的演唱，就是标准的意大利美声。”

当他得知程志的老师就是沈湘教授时，便又跑过去与沈湘拥抱，并说：“我祝贺你教出了这样的学生！”

“无疑的，”贝吉对众人说，“他是你们国家最好的歌唱家。即使在国外，也是很少见的。”

他又对学院负责人说：“你们赶快叫他去参加比赛，他一定能拿大奖。”

他当场就把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声乐大赛的参赛证交给了学院负责人。作为那次大赛的评委，他极有威望。但由于种种原因，程志未能参赛。

程志

1983年，程志修业期满。在毕业考试的音乐会上，他与殷秀梅联袂主演了歌剧《伤逝》，不仅在本院，而且在我国声乐界掀起很大轰动。

这部歌剧是我国杰出音乐家施光南的优秀作品。施光南早在1979年动手创作这部歌剧时，便是参照程志的音域写的。这部歌剧演唱难度很高，音域跨度很大。在两个小时的演出中，由男高音和女高音的演唱贯穿全剧始终，男中音和女中音两个配角只是偶尔插入几句，没有相当的基本功是很难唱下来的。

程志和殷秀梅是同班，又都受业于沈湘老师。在此剧中，一个扮演男主角涓生，一个扮演女主角子君，演唱得珠联璧合，十分精彩。当时观看演出的中外观众均被他俩的出色表演引入亢奋状态，几乎是每唱一句，台下便掌声雷动，轰然叫好。

外国专家观后说：“哎呀，没想到中国的歌剧竟这么好！”

长期酸涩的艺术之果终于成熟。程志的声乐艺术得到专家和同行的承认，并在文艺界和社会上有了影响。程志在品尝丰收喜悦的同时，毅然坚定地向着声乐艺术的巅峰奋进。

程志

1990年4月28日，程志举办了他个人的独唱音乐会，再次给近年来大感“高处不胜寒”的严肃音乐界造成强烈震动。

独唱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剧场举行。听众有来自音乐艺术院校或其他高等院校的，有音乐艺术团体的，也有社会上的音乐爱好者，音乐界非音乐界各类人爆满了剧场。台上只有一架钢琴，别无任何音响设备。程志从五首地道的中国民歌唱起：《在遥远的地方》、《嘎鄂犁太》、《我的花儿》、《槐花几时开》、蒙族《牧歌》；接下来是当时国内新创作的歌曲：《远航》、《多情的土地》、《祖国，慈祥的母亲》、《长江啊长江》和歌剧《伤逝》里《金色的秋光》；再下来是四首外国歌剧中的名曲：《玛依》中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女郎》、《卡门》中的《花之歌》、《爱之甘醇》中的《偷洒一滴泪》、《图兰多特》中的《今夜无人入睡》；最后是世界各地的民歌《我的太阳》、《负心人》《重归苏莲托》、《桑塔露琪亚》、《因为》、《神奇的月光》、《格拉那达》等。

在约两个小时的演出中，程志从中国土香土色的各地民歌，一直唱到洋味十足的西方歌剧名曲，无一不挥洒自如，酣畅淋漓，唱得高兴了，他还亲自报幕解说跟听众交流。台下则反响热烈，十分活跃。大家在严肃之中得到了通俗的理解和感情的融洽。报界称这是一台“具有人情味儿”的音乐会，称程志是“超水平的发挥”。外国专家则评介说：“你们中国出了个‘帕瓦罗蒂’。”

程志

程志认为这并非自己“超水平”的发挥。会前，程志一直在外地演出，直到演期临近才匆匆赶回，休息了一两天，跟钢琴一合，就登台唱了起来。程志说：“这完全是依赖自己基本功的扎实。”

会后有外国记者问程志：“你说说是你唱得好，还是帕瓦罗蒂唱得好？”

程志说：“我感觉我一点儿不比别人差！我的技术决不比他差，我的高音甚至比帕瓦罗蒂还要方便。”

每当谈到这些，程志就显得有些激动。他说：“中国人有一种毛病：只能别人指出我们的不是，不能我们说出他们的毛病。为什么不能说呢？我能听得出来伟大歌唱家的毛病，说明我的耳朵鉴别力好，我就可以避免掉他的毛病。毫不客气地讲，我程志的耳朵是第一流的。我听得出来帕瓦罗蒂的高音是带有舌根的声音，带有牵强的力量，并非十分流畅和完好。老实说，他的发声技术绝对不能跟我比的。可这些话，我当时要讲出来，别人就会说：‘这小子真是狂妄，竟敢说×××的不是。’”

“还有一种就是从来都不相信自己的技术。一定要等外国人承认了，他才承认你。我就试了这么几次。我拿我唱的录音放给一些同行，问他们：‘这声音怎么样？’他们听了都说好哇，这男高音唱得多棒！咱们的哪能比啊！我就问：‘我能跟他比吗？’对方回答说：‘唉，你嗓子能跟他比，但是音域，咬字还不行……’说了半天，我才告诉他：‘这就是我唱的！要是事先告诉你，那准是这儿不对，那儿不对，问题都来了。’这类试探，几乎屡试不爽，这里有个民族自信的问题。帕瓦罗蒂和多明戈的演唱固然是好，但决非天衣无缝。我就敢说我的高音比他来得还方便、还漂亮。这不是狂妄，是基于客观现实的自信！”

程志

谈及1983年那次因故未能参加的巴塞罗那国际声乐大赛，至今仍有不少人替程志惋惜。大家都说：“程志呀，如果你得了奖回来，别人就会另眼看待你的。”

当时，学校应吉诺·贝吉的建议将参赛事宜上报，文化部以“没钱”为由没有批准。其实，如果程志利用已有的关系稍加活动，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但程志认为那样做不地道。况且出

去参赛，原本是为国争光，反过来还得靠自己厚着脸皮去走关系，拉倒吧！

程志感慨道：“人啊，整天走关系，活得真累！没有参赛，虽然是失去了一次机会，但我不觉得遗憾。因为我感觉现在的老百姓承认我，喜欢我的歌，我已经很满足了。”

程志

后来程志也当了老师，他的学生、朋友有不少都到了国外，有的接二连三在声乐大赛上获奖，有的在歌剧院演唱。程志却无心于此。他先后多次回绝了很多国家邀他前去教学、演唱的邀请。一个学生从意大利写信给程志说：“你到意大利来吧！凭你的水平，你可以把意大利‘震’个跟头。”甚至在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出国之后，程志依然不为所动。

有人劝他说：“连贝吉都认为你是世界一流的，干嘛不出国啊！到了国外，要不了几年，你最少可以和帕瓦罗蒂齐名的！”

程志却认为，做为一个中国的歌唱家，归根结底还是要为中国人演唱。他说：“中国民族众多，幅员辽阔。几乎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民歌，这是多么丰富的素材呀？用科学的方法对其加以集中整理，然后把它们介绍给全世界，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