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华北平原，仿佛被上天遗弃。自1928年起，河北、山东等地连续七年大旱，赤地千里，蝗灾紧随其后。保定郊外的张家庄，村民张福贵蹲在龟裂的田埂上，抓起一把干透的土块，轻轻一捏就碎成粉末。他身后那间土坯房，墙皮早已脱落，屋顶茅草被狂风吹得七零八落。
“爹，我饿……”小女儿小翠蜷缩在炕角，胃部痉挛的声响在寂静的屋里格外清晰。张福贵的两个儿子正在村口剥树皮——榆树皮磨成粉，混着观音土能捏成“窝头”。但这种食物吃多了，肠子会结成硬块，去年邻村就胀死了五个人。
保定的当铺前日日排着长队。农妇们捧着最后一条棉被，老汉们卸下祖宅的门环，换回的铜板却买不到半袋高粱。人市上，插着草标的孩童呆坐在地上，人牙子举着烟杆吆喝：“十二岁丫头，能干活会伺候人，八块大洋就卖！”
卖身契上的血指印农历腊月初八，寒风卷着砂砾抽打窗纸。张福贵盯着炕桌上那张黄麻纸，牙婆用朱砂笔写的条款刺得他眼睛生疼：“自愿典女张翠儿与李宅为仆，典期叁年，工钱五十元整。若仆逃亡、病故，主家概不担责。”
小翠跪着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她不懂什么叫“典当”，只听牙婆说去了能吃饱饭。临别时，张福贵突然冲进里屋，翻出老伴临终前留给女儿的木梳，颤抖着塞进包袱。梳齿勾住他开裂的手掌，拉出一道血痕，蹭在卖身契右下角，像朵暗红的花。
李宅来接人的骡车裹着棉帘，车轮碾过冻土的声音，在张福贵耳中变成钝刀割肉般的响动。车轱辘上沾着的雪泥里，混着几根枯草——那是小翠挣扎时掉落的发丝。
李宅西跨院的偏门，是小翠噩梦的起点。管家甩给她一套灰布短褂，领口缝着块白布，用墨笔写着“翠”字。这符号让她变成物件，和库房里编号的瓷碗、账本上登记的骡马再无区别。
太太王氏的规矩比刑具更可怕。卯时三刻必须跪着递洗脸盆，水温差半度就泼在丫鬟脸上；辰时收拾老爷的烟榻，残留的鸦片膏要用舌头舔净；酉时给小姐绣嫁衣，针脚不匀就扎指尖。小翠的手掌很快布满燎泡——那是端滚粥时烫的；膝盖结着黑痂——那是跪碎瓷片罚的。
李德财的暴行藏在夜色里。有次小翠偷藏了半块枣糕想捎给父亲，被他揪住发髻拖进柴房。沾盐水的牛皮鞭抽在背上，他喘着粗气笑道：“你爹拿你换了五十块，老子现在要讨利息！”
井台下的冤魂1934年霜降那夜，打更人看见李宅后门晃过两盏灯笼。家丁抬着的草席里，露出一只青紫色的脚，脚踝系着红线——那是河北乡下给夭折孩子的辟邪物。
张福贵见到女儿遗体时，仿佛被抽走了脊梁骨。小翠的牙齿掉了七颗，肋骨折断三根，左腿扭曲成诡异的角度。最刺眼的是她颈间的淤痕——仵作私下透露，那是被麻绳勒出的“吊死鬼纹”，但死亡原因却被写成“失足坠井”。
县警察局长翻着案卷，李宅送来的红封里装着二十块鹰洋。他拿银元敲着桌子教育下属：“丫鬟算主家私产，就像摔了只茶碗，赔钱便是。”档案室的老文书偷偷叹气，他的抽屉里锁着三份类似的死契案卷，墨迹都被泪水晕花了。
状纸染血的公堂闹剧保定地方法院的开庭日，成了权贵的戏台。李德财的律师团抬出半人高的《六法全书》，引经据典强调“契约神圣”。当张福贵举着血状扑向被告席时，法警的警棍重重砸在他腰椎上——这个细节被《益世报》记者拍下，成了次日头版照片。
关键证据离奇消失。小翠尸体上的烫伤被解释为“抢救时火盆翻倒”，下体撕裂说是“落井时撞到木桩”。法官传唤的所谓目击者，实则是李宅花了三块大洋雇的乞丐。当张福贵嘶喊着“井口在东南，血痕在西院”时，书记官突然“笔尖折断”，庭审记录缺了最关键的两页。
万人血书震金陵小翠的棺材停在保定鼓楼下，成了控诉的丰碑。棺材盖内侧布满抓痕——那是濒死时的绝望挣扎；覆盖尸身的白布写着三百多个血指印，每个都代表着一个被典卖的儿女。北平女子师范的学生连夜缝制十米长的冤字幡，布匹用的是从当铺赎回的嫁衣。
《申报》特派记者潜入李宅，拍到了刑房里的铁钩、火钳。照片刊发时，租界里的洋主妇都落了泪。上海律师公会自发组成义务辩护团，带着从德国进口的显微镜赶来——他们在小翠指甲缝里验出了李德财衣服的丝绸纤维。
南京最高法院的重审令，撕开了民国司法的脓疮。法官在案卷里发现惊人记录：李德财五年前打死过马夫，赔了八十块了事；王氏的弟弟在警察局挂着闲职，专帮富户处理“麻烦”。
最致命的证据来自典当行老账房。他临终前留下口供：李宅近十年“损耗”丫鬟十一人，都记在“货品折损”账目里。这些女孩最小的九岁，最大的不过十五，死因写着“虫蛀”“霉变”——仿佛她们真是库房里的货物。
馒头与银元的生死秤1935年清明节的终审判决，让茶馆里的说书人都拍了桌子。李德财的五年刑期，按《赎刑条例》缴三百块就能抵罪；王氏的罚银直接从李宅账房支取，装钱的漆盒还是小翠生前擦过的。
张福贵攥着五十块赔偿银元，走到铁匠铺打了把菜刀。刀刃刻着女儿的名字，刀背却映出个鬼影般的枯槁面容——那晚护院的棍棒打断他三根肋骨时，他最后看见的是李宅屋檐下的灯笼，红得像小翠咽气时吐的血沫。
血色手串照见的时代1951年土改工作队进驻李家大院时，在夹墙里发现了典当契约。泛黄的纸页上，五十银元的价格旁，留着张福贵当年的血指印。工作队长是当年报道此案的记者，他把契约捐给了河北博物院。
如今那玻璃展柜前，总有人蹲下身细看。契约右下角有片褐色的圆形痕迹——解说牌写着“民国货币污渍”，但上了年纪的农民喃喃道：“那是眼泪，是爹娘卖儿卖女时，砸在卖身契上的眼泪。”
小翠的桃木手串静静躺在旁边展柜，十二颗珠子代表她短暂的年岁。每当展厅灯光扫过，最暗的那颗珠子上，隐约可见细微的牙印——或许某个饥饿的深夜，她曾想把它吞进肚里，换取片刻的饱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