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以何种建材建造房屋相当重要，其中性价比最高的是无疑砖块，而中西方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西方”，不是特指如今西方国家，而是由西方学者书写历史的区域，包括古埃及、苏美尔、古印度等，本文为了表述简洁而使用“西方”。

既然中西方都有砖块，那么就有比较的意义。然而，对比中西方的“砖”史，却会发现其中存在很多令人费解之事。

与绝大多数本土起源的发明一样，中国砖是逐步演化出来的，是事物与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必然产物。与中国不同，西方砖史却充满迷雾，起源与发展显得比较突然。下图为秦砖。

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为了种植农业，古人不得不离开山洞，走到平原地带。但平原地带没有天然可以遮挡风雨野兽的地方，于是南方古人在树上巢居（有巢氏构木为巢室）或盖高脚楼，北方使用地穴或半地穴式的居所。其中，河姆渡显示当时已有榫卯结构。

此时，古人往往使用堆筑法，就是堆砌石块或泥块，由此形成半地穴的“墙体”。但距今8000年前时，中国发明“夯土版筑技术”，即先混合生土、黏土和沙土，然后将之浇筑到两块木板之间，并将之夯实、再浇筑、再夯实，最终形成坚实厚实的筑土墙，距今9000年左右的彭头山古城城墙就是这么建造的。

但在另一方面，使用2万年前的制陶技术，衍生出了一个新发明，就是“红烧土块”。估计是古人烧陶等过程中，无意中发现烧过的土块更坚硬防水，于是就将之用到建筑物上。但在距今7000年前时，出现了“特制”的红烧土块。

所谓特制的红烧土块，就是人工制作土坯，将稻秆、稻壳等搅拌于黏土原料中，经摔打成型，然后放到窑内烧制，但这种红烧土块是“不规则的多面体、没有固定的形状”。距今6400多年的湖南大溪文化城头山遗址中，就出现了专门烧制“红烧土块”的陶窑，此时红烧土块相对较为规整一些了，厚约10—15厘米，还未定型。距今5000多年的肖家屋脊屈家岭文化层，出现四块长方体状的红烧土，此时相距“烧结砖”已经不远了。

在红烧土之后，还出现了“红烧土房”，就是将整个建筑火烧一遍，将之半陶化，但这种方式成本太高，一般是祭祀场所或部落首领居所才有资格享受，大溪文化遗址等中就有此类房屋。

从不定型的红烧土，到略微规整的专门烧制的红烧土，再到四块长方体状的红烧土，终于最终演化出了与后世形状大致相仿的烧结砖了。2014年，在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蓝田新街遗址，考古发现了5块经过烧制的残砖，与如今的近乎无异，被誉为“中华第一砖”。

虽然中国砖出现了，但是由于成本的缘故，真正广为使用（并非底层百姓可用，数十年前中国农村还有泥砖或板筑房），还是要到宋明之后。

总之，通过上文可以看到：中国“砖”是古人在数千年时间内一步一个脚印的结果，是事物发展到某个阶段后的必然产物，其中砖的长条形，也是逐步演化出来的，不是古人一开始就知道应该制作成长条形。其中，因为成本缘故，史前遗址中并没有多少砖块建筑。

与中国砖史相比，西方砖史就显得非常神奇，甚至可以说令人费解。

上个世纪，在巴勒斯坦境内的约旦河河口附近，西方考古发现“耶利哥古城遗址”，考证时间为距今大约万年，内部大概有2000居民。

因此，耶利哥被誉为“世界第一城”，拥有在当时属于“庞大数量”的居民，下为复原图。当然，令人费解的是，该遗址属于“前陶新石器A期”，就是西亚陶器出现之前的古城，那么如此规模的人群聚集，如何解决装水容器的问题呢？

更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是“古城”，那么就有城墙与居民住房，按照西方考古介绍，耶利哥城使用的是“泥砖”，即将粘土与水以一定比例混合，再通过人工塑形，干燥或经阳光暴晒，便得到了原始的泥质砖。看来，耶利哥人必然非常富有，粮食非常充足，故而才能建造如此一座史前巨城。

也就是说，中国砖的形状是逐步演化出来的，古人漫长探索过程中的产物，而耶利哥人一开始就将“泥砖”制作成长条形，缺少演化过程。

耶利哥古城之后，是古印度文明的“美赫尕尔遗址”（位于巴基斯坦），西方认为该遗址距今9000年—5000年。该遗址大量使用长条形泥砖，但形制较耶利哥遗址的砖更为规整，为了避免在晾晒中开裂，制砖的泥里通常会混有稻草等植物。

上文谈到，中国红烧土块中也会加些稻秆、稻壳等，另外夯土建筑中也会加入稻壳等。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古印度与中国是不谋而合，还是中国这一技术传向印度？其中，不可能是印度传向中国，否则中国7000多年前就有长条形砖块了。

总之，在距今5000多年前，或者说中国真正的烧结砖出现之前，在西方历史叙事中，西亚、古埃及、古印度等已有没有演化过程的规整的长条形泥砖，但也仅限于泥砖！

进入5000多年之内，也即中国烧结砖出现之后，苏美尔、古印度、古埃及先后出现了大量烧结砖，上图为三个文明的烧结砖。

比如，距今5100—4900年的苏美尔乌鲁克时期出现烧结砖，距今5000年的古印度卡里班干遗址出现烧结砖，与中国秦砖近乎一个技术水平。

也就是说，距今万年时，西方已经出现泥砖，但在之后大约5000年内没有变为“烧结砖”，却在5000多年、中国出现烧结砖之后，突然出现烧结砖。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有两个令人费解之处：

首先，想要烧好砖，就需要一套烧制技术，以及相应的砖窑等，这些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需要漫长时间的摸索。比如，温度要控制在 950℃—1150℃，过高会导致砖块会融化成玻璃状，过低会导致硬度不足且会碎裂。总之，中国烧结砖是从红烧土块开始慢慢演化而来，但苏美尔等的烧结砖缺少技术递进的演化环节，似乎一下子就掌握了如何烧砖。

其次，烧结砖出现后，虽然成本昂贵，但却迅速就在苏美尔等推广，比如距今4600—3900年的古印度遗址中，贵族住房、城墙、卫城表面、蓄水池、排水通道等都大规模使用烧结砖，又比如苏美尔人还使用烧结砖建造水渠等。相比之下，中国烧结砖推广远远不如古印度、苏美尔。下图为距今4000年左右的古印度摩亨佐·达罗遗址，简直就是一座“砖城”，且与今天的红砖别无二致。

以上就是中西砖史的大致情况，其中中国砖史肯定可信，因为这是一步一步演化而来，符合探索认知的规律，但苏美尔、古印度等的砖史存在很多技术进步与社会推广等的“跳跃”之处，这一点无疑让人费解。

与西方砖史一样，古埃及、苏美尔、古印度、古希腊等西方历史叙事中，也都存在大量与一般社会演化规律相悖的“跳跃”之处。那么，为何西方历史叙事下的文明，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参考资料：《大众考古——早期文明中的“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