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后浪推前浪，雏凤清于老凤声。”每一个行业都需要迭代更新，融入更多的新鲜血液、年轻力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理想的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历史的波涛滚滚向前，在机关干部的任命上，也需要让年轻干部迅速登上台前，稳住改革的基本盘。

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湖北官员关广富的仕途升迁之路就尤为突出，甚至连他自己都是在任命前一刻才知道。

从1972年开始，关广富就工作在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担任副行长，主持银行的日常工作。

由于那时全国施行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西方现代金融银行制度还未引进中国，因而人民银行这个机构是比较受冷落的单位。

分行虽直属省委管辖，倒也不能说是一无是处，总体上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闲散地方。

银行在经济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它只不过是财政的附庸，是一个纯粹的“出纳员”角色。

凡是被调到人民银行任职的官员，默认就是去“养老”，一辈子升迁无望。

比如关广富的前任分行副行长，就是一位在延安时期就从事金融工作、资格极深的老革命。

所以在这一宏观的背景下，关广富想升迁，只能是熬资历。

当时，关广富刚过四十，热血尚温，他可不愿意“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具有开拓精神的关广富即便无人提携，也下定决心，一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韬光养晦、关注时局的发展，待到有朝一日，在人民银行的舞台上干一番事业。

上天不会辜负每一个有心人，改革开放扭转了关广富的命运。

经济改革一启动，人民银行的作用也与日俱增。虽然还没有正式提出“中央银行”这个概念，国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货币政策思想。

但在市场经济潮流的推波下，在价值规律的助澜下，银行已经开始发挥对国民经济重要杠杆作用，信贷资金也开始从流动资本流域转向固定投资领域。

银行的地位一步步提高，在很多地方取代了财政，全面介入经济生活。

为此，胡乔木还做了一番解释说明，投放在《人民日报》上，题目就是《按价值规律办事》。

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要发挥银行的作用。种种迹象都在透露一个信息——属于金融业、银行业的大时代要来了！

正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大变革，为关广富这样的政治精英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

关广富敏锐地看到了银行在新时代的巨大调节功能，所以在湖北的金融活动中，关广富屡屡有创新之举。

比如监利县龚场信用社为代表的农村金融融资工作，以桥口办事处为代表的城市金融工作，在全国都是各地学习的典范。

每年在北京的全国银行分行长会议，关广富的发言一定会刊登在会议的第三期简报上，这也说明了中央认可关广富的工作能力。

毫不夸张地说，关广富和他领导的人民银行湖北分行，成为了引领中国银行业的一个标杆。

优秀的政绩是每一任官员升迁之路最坚实的奠基石。1983年初，像往常一样，关广富带着秘书前往北京述职。

临行之前，省委组织部有关人员就和关广富打好了招呼，有意让他出任分管财贸工作的副省长。

另一边，人民银行的总行长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召开了党组会议，希望提拔关广富担任人民银行总行的副行长。因为当时总行李飞常务副行长退休在即，需要马上补缺。

总行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很大原因要归功于总行行长吕培俭。

吕培俭是从财政部副部长位置上调到人民银行，他担任总行行长以后，有一次到湖北调研，深入了解了关广富，十分认可关广富的专业能力。

吕培俭希望关广富到中央任职，一来是补缺，二来是助自己一臂之力。

为此，吕培俭找到了分管经济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汇报。

姚依林原则上同意，只是让吕培俭去和湖北省委协商。就这样，一时之间，关广富竟然成了各路人马争抢的“香饽饽”。

根据关广富秘书陈浩武回忆，他问过关广富更愿意去哪任职？

关广富则回答道：“我倒无所谓，关键是我们家老余（关广富妻子），她身体不好，不愿意来北京。”

如果事情到此为之，也就没什么悬念了，大概率是就任湖北省副省长。

可是事情的发展远远不在人们的掌控之中，中央开始从全局入手，推行干部年轻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面对干部队伍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思想意识陈旧的状况，中央开始进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1980年12月25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到：“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完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

2年之后，在中央十二大上，这一提议被正式写入党章，作为干部人事改革的一项重要方针政策确定下来。很快，指示就传达到了湖北省。

本来，按照中央的意图，省一级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分两步走，第一把手先由一个年龄稍大的老同志掌舵，然后过渡，配一些年轻的干部逐步接班。这样推行，湖北省是王全国同志担任省委书记。

王全国，生于1919年，1938年参加革命，来到湖北之前，任广东省省委、副省长，是一位具有进取精神、懂经济运作的老领导。

而且王全国本人已经来到了湖北省，甚至还在省委礼堂给省直机关干部作了报告。

峰回路转的是，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直接上书中央，写了一封长信，建议中央在推行干部年轻化问题上，不要“两步走”，而是要“一步到位”。

即选拔年轻干部担任省委一把手，加快年轻化的步伐。

谭启龙不仅这样说，更是愿意以身作则，将位置留给年轻的同志。显然，谭启龙是能理解中央精神且具有自我牺牲品德的老同志。

中央接到信件后，可以说是大喜过望。推行干部年轻化，主要的困难和阻力就是来自老干部，毕竟谁都不愿意离开多年奋斗的岗位。

现在有老干部自己出来，表示要提前退休，那简直是再好不过了。

于是中央决定，凡是正式任命还没有形成文件的，一律暂时停止，重新考虑人选，湖北省就恰巧位列其中。

中组部的负责同志在京西宾馆找来了将要离任的湖北省委书记韩宁夫，问他：“韩书记，你看，谁比较熟悉湖北省的经济情况？谁适合担任省委书记？”

韩宁夫回答道：

“关广富同志可以，他有三个特点，是其他人不具备的。一是他生于1931年，年仅52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二来，他有湖北大学的函授文凭，是大学生，符合中央干部知识化的标准。三是，关广富长期在银行工作，懂经济，是专业干部。”

中组部将问话形成了资料，交给了上级。中央领导同志一致同意，就是关广富了。与此同时，还在湖北的王全国调任广东核电集团，任董事长。

这时，关广富还在距离京西宾馆不远的京丰宾馆开会，他并不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就连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吕培俭也蒙在鼓里。

过了几天，关广富的秘书陈浩武在午休时，接到一通来自湖北省委办公厅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位陌生人，他先是自报家门，说是湖北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处长。

然后客气且郑重地说：

“有一个重要工作请你帮助，你一定要买到一张今天晚上七点钟的北京到武昌的37次火车票，一定要将关广富行长送上火车，让他明天早上务必到达武汉。这件事十分火急，非常重要。”

陈浩武不知道内情，但是从这位处长的口中感到事情的确非同小可，就通过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室拿到了晚上的火车卧铺票，将关广富送上了火车。

分手时，由于出发着急，关广富还对陈浩武说：“小陈，给我一点钱，我忘记带钱了。”

第二天早上，关广富一下火车，就被省委的人从火车站接到了省委会议室。

等众人就座，韩宁夫宣布了中央调令文件，说：“中央决定，将由关广富同志担任中共湖北省省委书记……”

文件一念完，关广富顿时脑袋一片空白。

事后，他还对秘书陈浩武说：“我的脑袋叭的一下就炸了，没想到中央会破格提拔我，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关广富说的没错，省人民银行行长到省委书记，是从副省级升到正部级，一般会花费五到十年时间才能完成这一跨度。

直到他进入省委会议室的那一刻，他都万万没想到自己会任湖北省最高领导。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关广富走马上任后，先是从自己擅长的金融业入手。

在全省综合改革试点县、市座谈会上，关广富对金融工作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要求。

最出名的莫过于“三率”新尝试了，所谓“三率”，指的是存款率、贷款回收率和资金融通率。关广富将这三种税率作为考核金融工作成果的重要指标。

对银行来讲，最重要的始终是存款，组织存款，聚集资金是银行众多职能中最基本的问题，也是银行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考核存款率，就是考核金融单位组织聚集资金的能力和水准。

从存款率，就能反映金融单位的运营水平和竞争力。

贷款回收率，则是衡量资金完成一次流通的指标数字。

如果信贷资金能顺利回归，一方面水命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也说明了信贷资金本身具有正效应。

倘若，一笔贷款出去后，要不回，就说明资本再生产中出现了问题。考核贷款回收率，就能看出银行、各个融资平台的效益。

最后一个资金融通率，就是要考核信贷资金的“满负荷”的运转情况，让银行、各给融资平台可以借得出，收得回、还得了。

另一方面，在如何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上，关广富说：“我一贯主张大金融，只要对优良的企业，银行要敢放敢收，快放快收。”

关广富关于金融的改革，让湖北的金融单位灵活运转，不少企业通过贷款，拿到了资金，开办了工厂，增加了社会就业岗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政坛上，关广富是一位传奇的人物，他曾连续三届担任中央委员，当过12年的省委书记和10年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创造了湖北省委书记任期最长的记录。在湖北任期，率先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为湖北各项事业的飞跃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2年离休后，关广富全身心寄情翰墨丹青，举办了多次画展，创作出许多有价值的国画。可惜的是，在2016年，85岁的关广富遽然离世，令人惋惜。

参考资料

《干部年轻化之利弊分析》 厦门特区党校学报 2014年第3期

《浅议“三率”的内涵及其它》 问题探讨杂志 郝如贵

《关广富：从省人行行长直升省委书记》 华声杂志 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