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人比对妻儿好，1948年写出《暴风骤雨》的著名作家周立波就是这样的人。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周立波是不太称职的。甚至有人说，他在婚姻方面，和那个姓郭的，有的一拼。例如，有一次在上海得到稿费600块，他只寄给老家的妻子20块。

周立波是湖南省益阳县（今赫山区）人，由本家叔叔周扬（建国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带着，来到上海找出路。第一次去，灰头灰脸回来了；第二次去，揣着“刑满释放证”回来了（后有详述）；直到第三次去上海，人生才整出点眉目来，迎来了文学生涯上第一次的辉煌。

原来，这次，俩人开始译外国小说，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周扬翻译的是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上卷，至今还是中国有分量的译本。有些句子大家耳熟能详，比方这一句：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是各式各样的。

周立波翻译的是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更是意译的成功范本。当时鼎鼎有名的郭沫若也译了这本书。郭沫若看了周立波的译本后，说：“比我的译得好，”就把自己的译作放弃了。

叫好又叫座，稿费当然不菲。《安娜・卡列宁娜》的稿费是大洋700块，《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稿费是大洋600块。

当时一块大洋可买两担米，保姆月薪三四块大洋，教授也只有二三百元。当时的教员在北大图书馆干活，月薪才8块。这600块大洋稿费的购买力可想而知。但周立波这600大洋很快就霍霍光了。

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当时沦落上海的文艺青年很多，经济状况大多不好，周立波的手极松，对任何人都愿意帮一把。有一次出版社送来一大批钱，就堆在桌子上，来了朋友一人抓一把去花，直到拿完为止。还有一个重要的花钱处就是资助、营救坐牢的人。

到这些钱花得差不多的时候，周立波才想起了家乡的父母妻儿，便寄了20块大洋回家。”

收到三儿子的第一次汇款，父亲周仙悌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在账本上记下:“今收到凤悟（周立波的字）大洋二十大元正。”

周仙悌是不知道啊，他三儿子一次性进账600大洋啊！

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立波对自己的文学事业看得极重，似乎生命中一切都可以放弃，惟独事业不能放弃，但对于文学事业带给他的财富从不放在心上。他的钱来来去去多半是为了理想和朋友，但也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对自己的家人儿女也无心照顾。”

周立波 姚芷青

周立波从小家境富裕，原配姚芷zhǐ青，是其父亲周仙悌前妻弟弟的大女儿，虽然是父亲周仙悌给定的亲，但姚芷青眉清目秀、身材苗条，又在学校读过书，“知书达理，勤快能干”。周立波对这段婚姻并无异议，两人最初的感情称得上如胶似漆。否则，周立波也不会在经历上海市的繁华之后还与姚芷青生儿育女。

上海生活增长了他的见识，让他产生了靠一支笔生存的信心，但它也实实在在毁了周立波的婚姻。周立波对自己的婚姻与家庭始终漫不经心，姚芷青生第一个孩子，他不在身边，也未作过什么安排。姚芷青生了孩子后，他只给家里寄过刚才所说的20块大洋，从此再也没有尽过什么义务，尽管他也具备抚养孩子的能力，稿酬丰厚。

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凡是享受过芷青照顾的人都不会忘记她的无微不至，她对丈夫儿孙都是放任而毫无约末到溺爱的地步。她又极能干，可以包揽所有的家事而不知疲倦。”

周立波对自己的亲友也多有关照。新中国成立后，周立波的工资是文艺一级，月薪300多元，（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周立波交代单位的会计，按他开列的名单，每月这个15元、那个20元，象发工资一样寄出去，一发就是几十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频仍，文化人要将一家老小照顾周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时候，文化人往往陷入这样一种矛盾：想照顾家人，只能呆在经济落后、信息不通的乡下；想出外发展，又很难对家庭承担实质性的责任。周立波当时也是这种情形。

不过，从根本上说，它与周立波内心深处的男性本位思想也不无关系。前面说过，周立波在上海期间收入不菲，假若原配在他心中的位置稍稍重一些，多寄点钱回家是毫无问题的。再说，不要讲姚芷青也算是个知识妇女，即使只是一个目无识丁的老村妇，男人另娶时也要有个交代，对前面妻子的生活作出安排。但周立波没有这样做，而且一辈子没对姚芷青说过一声“对不起”。

上文说过，周立波曾2次去上海，都没“成功”，只能再回到村里。每一次再去上海，还是原配靠织湘绣挣的辛苦钱当路费的，有一次还把订婚金戒指送给了丈夫当路费。

第一次去上海：1928年，结婚不久的周立波跟随周扬到了上海，在上海劳动大学经济系就读，并开始文学创作。由于经常参加进步活动，被学校开除，遂回故乡。

第二次去上海：1931年，应周扬之邀再到上海，一边在神州国光社当校对，一边搞翻译。他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被捕房搜查到左倾书籍，再次被捕，获刑两年半，后遇大赦改为20个月，之后被送往苏州反省院，经铺保获释。

1935年，周立波第三次去上海（此前他叫周绍仪译），以“立波”为笔名，翻译《被开垦的处女地》，才大获成功。

周立波，原名周绍仪，字凤翔，又凤悟。立波，是“liberty”（自由）路的音译。

第一次到上海期间，以“小妮”的女性笔名给报纸副刊投稿，文章寄出后，他“天天追着报纸看发表没有，果然，没有多久就在报上发表了，他非常高兴，但并没有想到还可以有稿费拿。当报社通知他去领稿费时，周立波没有放在心上，也懒得去领，指使刘姓表弟去。刘表弟不干，周立波就许他，取到的稿费全归他，刘表弟这才前往领取稿费。

刘表弟领到稿费大吃一惊，稿费竟有4个大洋之多。刘表弟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各种平时想吃而不得的吃食，吃到肚子痛，也只花了一个多大洋。回家他交出两个多大洋，周立波把这笔意外之财全部拿出来请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

周立波第二次去上海，走后不久，大儿子出生，取名路易（有法国文学的味道）；第三次去上海，走后不久，二儿子出生，取名叫雅可（变成苏联文学的味道了）。兄弟俩日后笑谈：我俩不必叫什么路易、雅可，直接叫“牢前”、“牢后”就好。两兄弟相差四岁，一个生于周立波坐牢前，一个生于周立波坐牢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才子加愤青”周立波，照片背后写着“送给芷青”。（唉唉，写到这，我很难过）

在延安，周扬与周立波同在鲁迅艺术学院。周扬是副院长，周立波文学系教师，两人都在鲁艺开课。

1940年鲁艺举办部队文艺干部训练班，其中的世界名著选读课由周立波讲授。

周立波的讲课被当年的鲁艺师生誉为“丰富的精神‘美餐’”，为这个偏僻的古城点燃了世界文学之光。在他的引导和培育下，文学系后来走出了诸如贺敬之、穆青等一大批文学家、评论家。周立波在讲课前通常会让同学们先读作品，然后开会讨论，最后由他来讲课。有次在文学系的小院上课的时候，他穿过同学们随意散坐的凳子走到院子中间坐下准备讲课，忽然低头发现自己穿的草鞋不够整洁，并且和并排同学伸出的脚相比，大出许多，显得太突兀了。于是，他敏捷地把两只大脚抽回去，不好意思的轻笑，还赶紧用一卷写得密密麻麻的讲义遮住嘴巴，同学们受到感应也轻松地笑了起来。

周立波优雅的举止和腼腆、害羞的性格，很受鲁艺同学们喜欢。同时，他的课又讲得非常好，不但条理清晰，细致入微，而且语言生动，娓娓动听。

由此，17岁的女学生林蓝爱上了他，他们很快结婚了。

周立波完全忘了在老家益阳，还有一个原配姚芷青和路易、雅可两个儿子。

周立波在给鲁艺学员讲授世界名著选读课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就离开鲁艺，到《解放日报》担任编辑，并制订了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其中就包括后来的《暴风骤雨》。

但没等他写出《暴风骤雨》，自己就先遭受了一场暴风骤雨。他的新婚妻子林兰，出身于富裕家庭，她怀上周立波的孩子后，因延安生活条件太差，就回河北老家养了一阵子。因她的父亲是大地主（家里有武装家丁），又是国民党县长和“国大”代表，等她再回到延安，就被看成有“特务嫌疑”而被关押了。

这时，周立波向上级报告说自己的一份文件不见了，这又加重了林兰的“特嫌”。不久，周立波找到了丢失的文件，林兰并没有偷。

据说，有一天周立波正在河边散步，正巧遇到两个战士押着林兰走来，林兰拉住周立波的衣角哭道：“怎么办呢？我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周立波拨开她的手，正色道：“你好好服从组织的调查吧。”转身就走。

林蓝在监狱里，孩子流产了。她的案子，后来也并没查出什么。1944年冬天，周立波跟着三五九旅，穿越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到广东，历时一年多，行程1.5万里，穿越了7个省。部队曾经到过他湖南的老家，但周立波并没有回家去看一看。

1949年10月，苏联和中国决定合拍《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部纪录片，周立波是片子的中方文学顾问之一，随摄制组到了苏联，待了三个月，完成影片的后期工作。

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第一是摄制组在上海时因为祖父在提篮桥西牢关过，对那里作了拍摄和介绍；第二是祖父已经到了湖南但没有回家，也没有通知多年没有见面的家人去见他。这和他总是把工作放到第一位有关系，恐怕也和他不知如何处理芷青和两个儿子的问题有关系。”

两部纪录片1951年得了斯大林文艺奖一等奖，周立波将所得奖金1500万元(旧币)全部捐出来买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据说奖金送来的时候，体积惊人，堆满了一桌子，周立波绕桌而行，愁道:“这可如何办才好?”

1952年，周立波又因《暴风骤雨》一书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奖金两万五千卢布全部捐给志愿军买书报。

1978年，周立波因癌症住院，省文联的同志们来看望，问有无需要帮助时，他拿出3000元钱和一张名单道：“我在益阳挂职期间，资助了这些孤寡老人、五保户。我还有些钱，请你们按名单数目，每月给他们寄送生活费直至百年。”

《山乡巨变》里的“亭面糊”原型邓益亭，家庭困难，周立波自己掏钱买了一只小猪送给他。邓家长子邓焕章因家庭困难欲退学，周立波力劝老邓，并赠送书籍和作业本，鼓励邓焕章努力学习，邓焕章考取华中工学院时，周立波送给他一件大衣和15元路费。

周立波与亭面糊原型邓益亭在聊天

当很多年后，周立波带着新太太回到益阳时，姚芷青并不是灰头土脸的糟糠之妻。她此时是益阳妇女协会的秘书长，在当地女界很有名望。丈夫不在身边，她便独自一人照顾老人、抚养孩子。姚芷青少言寡语，是个天生的行动派。

周立波是1950年10月回的故乡，省长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场面盛大。

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分别多年后的祖父和芷青重逢，两人都很伤感。祖父在儿子面前一副爱恋妻子的样子，芷青虽然知道祖父在延安另组家庭，但态度温和，没有要闹事的意思。”

林兰和姚芷青见面之前，很忐忑不安，见到姚芷青，开口就叫“姐姐”。

姚芷青对林兰也很客气，还提出林兰的工作忙，可以把小孩留在湖南，由她照料。三个人隐隐然有点要共存之意，但也没有明确的交代。

周立波对姚芷青和两个儿子今后的生活也没有做出什么安排。

周立波的父亲刻意把林兰从后门领进家里，有点表明态度的意思。据说按照旧习俗，只有大太太（明媒正娶的原配）才能从正门进家门。

周立波还去见了岳父姚愈全，提出来要给岳父一笔钱。

姚愈全很实在地告诉女婿他现在生活得很好，不需要帮助。

周立波就捐了一笔钱在姚家湾附近的峰树山种树，要把那里变成花果山。

路易（周键民）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坚决要求去湘西剿匪，车队走到常德他却得了急性肠胃炎，拖了好久都没有好，就滞留在常德了，后来也就在常德分配了工作。

经过一场大病，路易的身体更弱，上级就给他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到北京父亲处休养。路易回到益阳准备行装，他决定带着15岁的弟弟雅可（周彦邦）一起走。

两兄弟到了北京，雅可被送到一零一干部子弟学校念书。

1950年代初，周健明（左）与父亲周立波（中）、弟弟周彦邦在北京留影

周键民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湖边》、《柳林前传》、《柳林后传》等。曾在湖南师大中文系教了十年文艺理论课，在湖南省文联主编《理论与创作》十年。他的文学功底和理论修养博大精深，在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日美、东南亚文艺界尊称他为文学大师。他的作品构思新奇精巧，文笔曲折委婉，情节跌宕跳跃，人物刻画栩栩如生，泥土气息浓郁，具有史诗性质。人们评价他的小说的艺术风格像他父亲周立波的小说一样，父传子教，乡土味、民俗风、抒情性和典型性堪称“绝技”。

雅可（周彦邦）性格安静寡言，和继母林兰（蓝）的关系不错，高中毕业后去苏联留学。他在苏联乌拉尔工学院读书五年半，学成回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员，我国钛合金研究专家。

雅可离开益阳的时候，姚芷青才41岁，正当盛年。她给自己找的新的人生方向是出去工作，毕竟她一直都是职业妇女，也一直是地下党员，能力和资历都够。姚芷青托周立波为她找一份工作，被周立波拒绝了，理由是怕影响不好。

最后，还是姚芷青的入党介绍人韩淑仪为她在湖南中级人民法院找了一份书记员的工作。姚芷青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久被任命为中级人民法院婚姻庭的审判员，人称姚法官。姚法官头脑清晰、有决断，为不少的家庭解决了复杂的婚姻问题，成了小有名气的法官。

过了一阵子，林兰沉不住气了，闹着要周立波和姚芷青离婚。

周立波被逼不过，开始和姚芷青谈离婚之事。好脾气的芷青这时候发了火，无论如何不肯离婚。她工作的单位找她谈，她把周立波当年写给她的信拿出来，证明丈夫到了延安后还给她写过情深意长的信，在信中夸她如何能干、贤惠，把两个儿子和父母重重地托付给她。

周立波和林兰（蓝）生子周小仪。1958年出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士(1984年)，英国兰开斯特大学英国文学博士(1993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周小仪

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芷青把丈夫的托付牢牢地记在心上，经历了战乱，经历了迫害，万般为难辛苦都没有让老人孩子受什么委屈，她对丈夫在延安的婚姻也表示理解，认为丈夫无论如何也会给她一个合理的交代。如今合理的安排交代没有，一开口就是要离婚，分明是过河拆桥，叫她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芷青这一倔，祖父和单位拿她也没有办法，离婚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芷青没有离婚，也没有向富裕的丈夫要什么经济补偿，倒是断了自己开展新生活的路。”

在周仰之的记忆中，祖母（姚芷青）总是在忙碌，不会发嗲，却很有生活情趣，南方那些小节气，是戴个香包，还是喝雄黄酒，她都能安排得很好……在周仰之看来，祖母一生的遗憾，就是没能再有自己的生活，“直到中年，她的相貌体态都保持得很好，但还是做不到再寻幸福，在那个时代，她已经很先进了，但还是突破不了自己。”

1973年，周立波刚从监狱出来，全家一起在长沙烈士公园。右一为周仰之。左一、二为徐裕豪、周健明（路易）

那段时间，孙女周仰之和祖父周立波单独相处。周立波在文革时期被关了好几年，后来政策松动，当局试着让他住院。本来出院后就可以回家了，可偏偏周立波是个健谈的人，拉着病友聊个没完，不曾想选错了聊天对象，结果又被关了回去。

此事让周仰之的父亲路易十分生气，数落了周立波一通。当周立波再次获得到长沙“五七干校”“过渡”的机会时，路易夫妇不敢大意，特地让周仰之休学去陪伴。所谓陪伴，主要是“陪聊”，满足周立波讲话的欲望……于是，５岁的周立波和13岁的周仰之，就生活在了一个屋檐下，偌大的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这一老一少边走边谈的身影。

周立波被送来的时候，“五七干校”已近尾声，祖孙二人只有两户邻居，基本来说是与世隔绝、相依为命。好在周立波极会聊天，爷俩谈古论今，品书论人，回忆过去，设计未来。

很多时候，祖父周立波都在讲他漫长而传奇的一生，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听得周仰之如痴如醉。相比之下，祖母姚芷青比较严肃，不爱说话，却是仰之最为敬重的长辈。

姚芷青和周立波是奉父母之命成婚，却不能说没有感情。姚芷青是那个时代的时尚女性，念过书，却不懂“悔教夫婿觅封侯”的道理，眼瞅着新婚丈夫登上前往上海的客船，也隐约感觉到命运之神已不再眷顾自己了。

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我还设计了祖父（周立波）一把。其时我祖母姚芷青常来我家帮忙家务，每次祖父来来了她就回避。那天我知道祖母还在，就一路和祖父赶回家。当我们满头大汗从厨房进门时，劈头就碰见了还在忙碌的祖母。两人十几年没见了，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火星撞上了地球。我这个“导演”目不转睛的观察二人的动向。只见祖母从容不迫地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就主动和祖父握手。两人开始亲切而得体的互致问候，闲话家常。祖母一直主导着谈话，没过多久她就在再道珍重之后庄严地告退了。事后，祖母对此次会见不置一词。祖父倒是兴奋得很，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不停地夸我有心计，说:看过三国的孩子到底不一样，看得出来祖父确实开心。

周立波和儿子周健明（路易）一家合影。小女孩为周仰之

周立波的孙女周仰之：“祖父（周立波）一生，特别是晚年，如得我祖母没有抱怨的细心照料，他的身心应该会舒畅很多，他必能像他的两个哥哥和家族中其他人一样活得更长久写出更多的好文章，这真是他们二人的命运使然。顺便提一下，周立波1979年去世，享年71岁，他的大哥周大一辈子留在益阳乡下，活了90多岁，他的二哥周二从益阳到了长沙，活了80多岁。”

网摘：在感情上，周立波跟鲁迅比，还是觉得鲁迅更具人情。鲁迅虽然对父母包办的原配朱安毫无感情，但起码照顾周全了朱安一生，没有让她衣食无着颠沛流离，因为那样一个封建年代，如果鲁迅直接休了朱安，朱安再嫁也很难嫁得如意，他养了她一生也算是对得住天地良心。但姚芷青给周立波生儿育女赡养老人，倾尽了一个妻子和儿媳妇的责任义务，却在感情上被他弃如敝履，在经济上也被他抛至脑后，要多绝情有多绝情。

但周立波又是一个有着复杂人格的人，对妻儿如此冷漠无情的他，对别人却表现出了难得的责任担当。

资料来源：

游宇明《对朋对友宅心仁厚，对妻对子怎恁无情》文史月刊 2010-11-01

周仰之《人间事都付与流风：我的祖父周立波》(团结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延安日报 2023年1月18日第08版（人文·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