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福利社会正面临严峻挑战，财政赤字、债务水平攀升和经济萧条正在侵蚀高福利制度的方方面面。欧洲是否能够继续维持高水平的社会保障？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大变局，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大，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政治动荡也愈发明显，如英国保守党下台，法国总统大选惨败，德国重要州极右势力强势崛起，明年的大选也预期有大变局。这个夏季笔者在欧洲休假时访问了一些国家，深刻感受到欧洲福利社会正面临严峻挑战，财政赤字、债务水平攀升和经济萧条正在侵蚀高福利制度的方方面面。欧洲是否能够继续维持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维持福利社会的模式将是一个重大考验。

一、 欧洲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危机

2017年，笔者访问北欧时，当地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创新企业林立以及北欧人在高福利的政策下仍能保持舒适的工作状态。当然，北欧模式也并非理想中的乌托邦，其制度对从业者的过度保护以及高福利政策与难民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也有所增强。

2022年欧洲之行，笔者已经看出欧洲高福利制度的缺陷日益显现。以芬兰为例，家庭有两个以上孩子，如果父母没有足够的收入，国家都要提供住房。但伴随着难民与新移民大量涌入，住房保障的大笔支出是否可以持续也面临挑战。

与上两次不同的是，本次欧洲之行深感欧洲经济萧条，社会满意度下降，福利社会恐难以维系。在芬兰听闻去年首都地区公交上查获了近九万人次逃票，最严重的线路上逃票者占比约为10%。在瑞典乘坐出租车时，乘客仍不乏被“宰”现象，甚至有不少乘客面对天价账单逃单被通缉的现象。

如今，欧洲社会诸多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是受经济低迷的影响。二季度欧元区GDP环比终值下修至0.2%。其中家庭最终消费支出是萎缩的，下降了0.1%，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下降2.2%。作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的德国，二季度GDP环比下降了0.1%。作为德国传统优势产业，德国汽车工业深陷危机。由于能源价格上涨、通胀高企，德国人购买新车的意愿也有所下降，加上中国电动汽车不断扩张，德国汽车制造商的利润空间被挤压。Ifo德国汽车行业商业景气指数在8月份继续下滑，该指标继7月份为-18.5点后，在8月跌至-24.7点。大众集团上半年财报显示，大众品牌今年上半年利润为9.66亿欧元，而去年同期为16.4亿欧元。按照这一态势发展，大众汽车已经公布要考虑在德国关闭厂房和裁员，这是87年来第一次。

欧洲财政赤字和债务占GDP的比率仍然较高，对高福利社会的运作构成了制约。2023年欧元区平均政府赤字率为3.6%，欧盟平均政府赤字率为3.3%，超过欧盟财政赤字规定上限3%。其中，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赤字率超过4%，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意大利、马耳他的赤字率超过5%。部分成员国政府债务不断膨胀，希腊、意大利的负债率甚至高达165.5%和140.6%，远远高于欧盟设定的60%目标。脱欧后的英国情况一样严峻，新上任的工党政府近期多次强调英国财政状况不堪，评估结果显示有约“200亿英镑的公共财政缺口”，首相基尔•斯塔默更直言英国已“破产”。

欧元区可能逐步采取财政紧缩来降低成员国赤字，高福利社会越来越难以维持。面对人口老龄化、国防支出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长期财政风险，欧洲央行警告称，欧元区成员国必须立即着手削减债务。以芬兰为例，芬兰政府已经在采取削减福利和增加税收的措施，包括将增值税税率从24%提高到25.5%，增加高收入者的养老金和工资的税收，减少对职业培训机构的拨款1亿欧元，并削减大学生的住房津贴等。瑞典也有类似情况，近年来瑞典的治安状况恶化，这与政府为节省财政开支而撤销警察局、裁减警力等措施有关，瑞典的医疗服务水平也在下降，这或与节省医疗保健费用有关。

二、 欧洲过分关注“政治正确”的代价

笔者认为，欧洲经济低迷很大程度和欧洲过度强调“道德标准”和“政治正确”有关，打压了能源、互联网和金融行业，使经济活力丧失。比如，欧盟过于严格的数据保护有碍数字经济和平台企业的创新与增长。笔者曾在《“惩罚性”监管有碍创新与增长——从欧洲GDPR谈起》（FT中文网2024年9月）提到，2018年5月欧盟推出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不仅增加了欧洲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了商业活力和创新热情，其高昂的合规成本已使得欧洲错失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大潮，发展明显落后于美国与中国。2023年全球科技上市公司营收前50强榜单中，美国企业有26家上榜，中国有11家，欧洲企业仅有5家，表明欧洲在新一轮科技创新大潮中已然落伍。

在金融行业也是如此。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实施了“限薪令”，对金融机构大加管制，虽然旨在防止高风险行为和过度激励，但实际效果非常差，抑制了金融创新并降低了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与此不同，美国面对金融问题没有类似的薪酬限制，这也是导致欧洲和美国金融市场在后危机时代差距大幅扩大的原因之一。由于监管更加严格，欧洲的投行业务萎缩严重。2023年6月，瑞士信贷银行因财报揭露内控问题和流动性不足的风险，瑞士联邦政府决定让瑞银集团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瑞信。至今，全球前十的大型投资银行中，美资占了七名，而且头部全是美资银行，来自欧洲的仅剩瑞银、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

此外，英国养老金投资的制度性缺陷和对高风险投资的限制，使得英国初创企业往往选择在其他市场上市，尤其是在美国的纳斯达克，从而影响了伦敦股市的活跃度和初创企业的本地发展机会，加剧了伦敦市场的资本流失。

近年来欧洲各国对环保问题的重视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以德国废除核电为例，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时任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政府制定核电退出计划，逐步关停境内全部17座核电站，最后在2023年底全部关闭。俄乌战争后，能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德国经济的最大因素，因此德国大量进口法国的电力。而法国电力的75%左右依赖核电。

因此，欧洲的过度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新和市场活力，过度关注“政治正确”导致其在全球科技和金融领域的竞争力下降。这样的政策取向不仅影响了本地企业的发展，还使得欧洲在全球创新和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显著阻碍了经济的整体发展。

三、 俄乌战争加剧欧洲困境

首先，俄乌战争以来，欧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在战争爆发前，欧洲自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总消费量的近40%。自2022年9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北溪一号”无限期关闭，停止了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这使得欧洲制造业活动持续萎缩，工业生产疲软。欧元区制造业PMI连续26个月低于荣枯线，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多次出现负增长，7月德国工业产出甚至环比下降2.4%。

其次，电力价格飙升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2022年8月TTF荷兰天然气期货一度突破300欧元/兆瓦时，截至2024年9月，TTF荷兰天然气期货为38欧元/兆瓦时，远高于战前水平。英国能源监管署决议2024年10月-12月的能源价格调涨10%，预计普通家庭每年支付的能源账单将达到1717英镑；意大利的多数餐馆表示商用电费相较于俄乌战争前涨了3至4倍。

再者，通胀高企下，欧央行大幅加息，抑制市场需求，尤其是房地产行业。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供应链中断，进一步推动了物价的上涨，2023年5月核心CPI甚至达到5.7%，创历史新高。为控制通胀，欧央行连续10次加息，本轮累计加息450BP，节奏为近40年来最快。这一政策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明显影响。高利率使得购房贷款变得昂贵，抑制了购房者需求，价格随之下行。芬兰、德国的房屋价格指数分别从2022高点下降了11%和17%。

最后，受制裁反噬效应影响，欧盟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俄乌战争后，欧盟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制裁措施，大幅减少了对俄出口，剥离跨国企业在俄业务，但多轮制裁令欧洲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例如德国最大天然气进口商Uniper公司的日均损失甚至曾达到了1亿欧元，几近破产边缘。为应对这一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历史性的“国有化”措施，将Uniper股份增加至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