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在张勇成为“逍遥子”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干过一个30亿美金企业的CFO了，我想干一个300亿的。”

他成功地将民间的“光棍节”打造成了网络上的购物狂欢节，又从陆兆禧手中接过无线事业部，实现了他提出的将无线作为最重要战略的构想。

五年前的达沃斯夏季论坛，马云说：“为了说服他（张勇）出任董事长，这两年我是几乎一有空就给他‘下药’，而且他答应的那一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当阿里巴巴的董事长、CEO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处理的不仅仅是商业问题。”“他不行了就是不行了，不行了我也不回来了。”

张勇离职阿里后，各种议论，正面的反面的，阴谋论危机论，层出不穷。

作为一个曾经的“阿里人”，翻看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后，只有一个反应：事情哪有那么复杂？张勇的离开，最简单的原因，一定是阿里需要改变和更新自己。在一个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和“拥抱变化”奉为圭臬的组织里，人事更替终究是一场阳谋。

2014年初，在阿里巴巴入职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了我一个大而笼统的问题——怎么看阿里和腾讯这两家公司。

在直觉的驱使下，我脱口而出：基因不同。阿里的商业基因是腾讯所欠缺的。

现在想来，这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回答。因为换个角度说，腾讯所具备的社交天性，同样也必然是阿里的缺陷。

2015年，一位前同事，出差时恰好在高铁上与北方一个县级市副市长邻座。副市长出差杭州的目的，就是找村淘谈合作，但是他的目的没有达成。他抱怨道：村淘想的是把东西卖给我们的村民，却没有想怎么把他们的东西卖出去。

村淘团队应该用了很大的工夫去做供应链的下沉，而对于农产品的上行，基本无所作为。

但在不久之后，拼多多做成了这件“农村包围城市”的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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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谈及老东家，这位前同事跟我说：用后视镜来看，村淘更像是一次消费降级的预演。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位前同事的看法。我认为，村淘是阿里在消费市场下沉方面所做的一次努力，目的是教育或培育市场，让农村消费者得到更便捷的商品服务和更便宜的商品，然后使之转化为自己长远的流量。

曾经的阿里巴巴，在卖货这件事上，的确是“打着望远镜也看不到对手”。但是它的集市或者说商铺租赁的模式，也让村淘因为欠缺整合上行供应链的能力，从而丧失了一条前进的腿。

市场指责张勇错失战机，认为是他的“大中台”战略让阿里陷入“半计划经济”的僵化之中，从而丧失了快速反应应对对手的能力。例证就是阿里直到2019年将聚划算、天天特卖、淘抢购三个业务合并，便是“大中台”合并业务同类项的经营理念，效果不及预期之后，才推出淘特正面与拼多多短兵相接，不过此时拼多多已经羽翼丰满，阿里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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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观点我也难以苟同：一个以千人千面为出发点，提供海量商品针对不同消费者群体的公司，和一个以千人一面为出发点、以爆款低价变现流量的公司，他们的策略和动能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把张勇的引退归因为对拼多多的误判，并纳入其整体战略的失策，恐有偏颇。

但是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使命，“1+6+N”这一架构的革新，宣告了大中台使命的终结。

张勇成就了“双11”和“All in 无线”，这二者也成就了他。

那个时候的张勇和阿里巴巴，站在了风口上，抓住了它。

但这并不能带来高枕无忧。

这是一个充满危机感的组织。其危机感甚至并不是来自于自身，而是来自市场与科技变化带来的压迫。

互联网的世界，BAT曾经各执一牛耳。

十年过去了，它长成了一条生态繁复的大河。我们的互联网是一条大河，但并不是奔腾不已的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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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开放的、生态互相支持的互联网，像雾像雨又像风。

如果给这个生态做个切面解剖，承担着最直接的人与人关系的社交功能的微信，显然处于上游的有利地势；其下为以抖音为代表的内容；再下游是淘宝、美团等商品和服务环节；而支付功能则处于最下游和弱势的地位。

河水可以顺流而下，难以逆流而上。

在陆兆禧时期，阿里砸出了来往这样的产品，也就是后来的钉钉，试图打破通向上游的缺口。然而，这个带着2B基因的产品，一直到今天，依然烙着2B的基因，普通人对它的接受程度，远远不如一个企业主那么甘之若饴。

阿里在移动互联网这波浪潮，错过了社交和内容，这并不是它有意或无意为之的错过，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它的“基因”所决定的。

焦虑感一直激荡在互联网的河道。不仅下游如此，上游也是如此。

作为流量的上游，腾讯的对外投资多表现为如何变现，而阿里的对外投资主要为抢占流量入口。腾讯的水流向了京东，流向了拼多多……随着内容平台抖音、快手的崛起，小红书、得物、私域电商微信等对细分或垂直市场的切入，以及微信视频号的崛起，阿里的势力范围周围全是窥视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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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阿里从“打着望远镜找不到对手”，开始有了流量焦虑。

直播带货能带来增量吗？目前来看他们更像是流量黑洞：头部主播会得到最大的流量倾斜，因为他们能带来最大最直观的效益。

流量焦虑演变为生存焦虑，生存焦虑上升为文化焦虑，加上过去的几年的内忧外患，几次舆论危机把阿里推到风口浪尖，以至于众口铄金。

2021年3月，一位阿里员工发在内网的辞职贴火到了外网。这位90后员工在帖子里愤懑地质疑：“我觉得大家基本上进到阿里之初，多少是带有一些憧憬的。不论我们来到以后如何去评价阿里，但我觉得当我们在围城外的时候，对这家公司的规模业绩以及庞大的体量多少都有点敬佩，公司在国际上可能规模有限但放之国内互联网绝对算超一流公司。所以这就造成了我进阿里以后的第一次迷茫，如此体量的公司，为何一直在不停的贩卖焦虑？”

这个帖子在内网迅速盖楼，共鸣声震动了整个阿里巴巴。

人事有更替，往来成古今。

正如新任CEO吴泳铭在全员信中所说，AI时代来了。

在AI时代，阿里巴巴能不能实现从消费股到真正意义科技股的转换？

四年前的一幕还恍如近在眼前。在阿里巴巴20周年年会上，接任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张勇对着舞台另一端的马云唱了一首《You raise me up》。

时至今日，“18罗汉“（指阿里巴巴的创始团队）如轻骑兵般的创业也仅仅过去了24年，阿里巴巴已是一个拥有20多万员工的庞然巨物。

技术和时代的更迭，普通人总是后知后觉。

想起一个发生在2010年的冷笑话式时刻。那一天，在饭店等位的时候，几位80后同事刷起了智能手机。面对这一场景，我也不甘示弱地拿出了用了多年的2G手机，认真地看着。

直到终于有人抬头问我：你在看什么？

“拜年短信。”我说。

在那个时候，移动互联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像风刚起于青萍之末，还未有震撼之感。

即便是最有国际范儿的公司之一，也不可能站上每一个风口。但当风来的时候，它抓住了一次，那么，我们期望，它应该还能够抓住下一次。

人也是如此。

图源：阿里巴巴官网

但是可以猜想，几年之后，大概很多人都会淡忘，张勇曾经在阿里“逍遥子”的名号。就像淡忘卫哲，淡忘陆兆禧。

网上的热闹与喧嚣，高潮总是以段子的面目出现：

“张勇（逍遥子）这次被撤，主要就是没有为阿里赋能，没有用心沉淀，共创生态，导致无法落地，拉通两端需求，打法日趋落后，点线面打不出组合拳，高中低层无法合理，发力也做不到精细化，对小商企没有资源倾斜，聚焦痛点，跟进布局，达不到快速响应，因此玩法被动。而上半场只顾去中心化，下半场认知乏力，最终形成不了降维打击，双十一之后再无引爆点，串联不起各自流量，链路断裂，塞道落后，落盘做不到闭环，也不愿抽离……为此马云（风清扬）再次怀着改变世界的价值观，倒逼体系变化，重组布局，复盘中台，摸索并联动输出，加速载体因子裂变，拆解组织梳理脉路，建立新的生命周期，强化阿里整体认知，增加结果导向，重新闭环……”

这一段对互联网“黑话”的戏仿，也是互联网黑化的一番写照。

这样密集而虚无的语言，肯定来自一个焦虑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