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老屋的门槛上,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枣树。树上还挂着去年秋天晒的柿子,皱巴巴的,像极了我现在的心情。
丈夫小张刚刚摔门离开,走之前把离婚协议书扔在了饭桌上。桌上还剩半碗他没吃完的面,面条已经泡得发胀,上面飘着一层油花。
“你看看你,连个初中都没读完,现在连个快递都不会用手机收。我在单位都抬不起头来!”这是他临走前的最后一句话。
确实,我只读到初二就辍学了。那时候家里连米都揭不开锅,爹说:“闺女,你就回来帮忙种地吧。”我一句话也没说,默默放下了课本。

后来认识小张,是在镇上的建材市场。那时我在给人搬砖,他是来进货的装修师傅。一来二去,就处对象了。结婚那天,他说:“虽然你没文化,但是勤快踏实。”
日子也算过得去,我给人做保洁、去菜市场捡人家不要的菜叶子喂猪。一点一点攒钱,总算在老城区买了这个四十平米的小院子。小张嫌房子小,但这是我们唯一的家。
门前那条街上,天天都有小贩吆喝。“修鞋咯!”“卖馒头咯!”我最爱听的就是卖馒头的声音,因为那是老刘头的声音。老刘头总给我留两个特别大的馒头,说是看我可怜。

厨房的架子上还放着一个旧收音机,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虽然只会转几个台,但新闻联播我每天都听,生怕自己真的像小张说的那样”与社会脱节”。
那天早上下着小雨,雨点打在枣树叶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小张又因为我不会用微信支付大发雷霆。我低着头,看见他的皮鞋上沾了泥巴,想给他擦,却被他躲开了。
“离婚吧,我在单位认识了个大学生。”他突然说。

我愣住了,手里的抹布掉在了地上。那块抹布是用他去年过年穿的红衬衫改的,还能看到一点喜庆的花纹。
“房子归你,我净身出户。”他补充道,“反正这房子也就值几个钱。”
我没有挽留。农村人吃的苦多了,这点委屈算不得什么。只是看着墙上我俩的结婚照,照片都泛黄了,当时的笑容那么甜。

他走后不到半小时,一个意外的电话打了进来。是镇上拆迁办的。
“喂,请问是张家院子吗?”对方很客气,“我们这边要搞新城改造,你们家在拆迁范围内。”
我手抖得差点拿不住话筒:“要… 要给多少钱?”

“按照你家的位置和面积,补偿款是1200万。”
我蹲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流。想起小张最后留下的那碗面,不知道是不是凉透了。
老刘头的吆喝声又从街上传来,他的声音沙哑却温暖:“卖馒头咯!热乎的馒头咯!”

我站起来,擦了擦眼泪。厨房的收音机突然传出一阵杂音,然后清晰地播报着:“今日新闻…”
我拿起桌上的离婚协议书,用毛笔蘸着黑墨水,一笔一划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虽然写得不好看,但是格外坚定。
第二天一早,我特意去集市买了两个鸡蛋。老刘头笑着问:“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我说:“是啊,新生活的好日子。”
一个月后,拆迁款到账的那天,我去了镇上的成人夜校报了名。五十岁,学认字,好像也不算太晚。
老院子最后一天,我把那串干柿子摘下来,用报纸仔细包好。这是我和小张一起晒的最后一次柿子,虽然已经不能吃了,但我还是想留着。

临走前,我从枣树上摘下最后一颗枣子。酸涩中带着一丝甜,就像我的人生。
“大姐,快点吧,马上要拆了。”施工队的小伙子在外面喊。
我回头看了看这个住了二十年的小院子。原来幸福和痛苦都是一样的,来得突然,走得也突然。
临走时,我给老刘头送去了一盒茶叶。他愣了一下说:“你竟然会买这么贵的茶?”
我笑了:“是啊,我要学着做个有品位的人了。”
现在我住在新城区的电梯房里,阳台上种了几盆花。每天早上,我都会打开新买的平板电脑,一边喝茶一边看新闻。
小张前几天来要复合,看到我正在学习股票知识。他站在门口,欲言又止。
我请他喝了杯茶,那盒茶还剩大半。然后把离婚证递给了他:“拿好,别弄丢了。”
他走后,我在平板上打开了一个理财软件。这些都是夜校的李老师教的,他说:“活到老,学到老。”
枣树早就被推土机推倒了,但那串干柿子还挂在我新房子的玄关处。它提醒我:人生就像晒柿子,是苦是甜,都得自己尝过才知道。
电视里播着新闻联播,我一边剥瓜子一边看,忽然觉得,认字的快乐,可比等别人认可要踏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