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纪》中，有这样两句短短的有关宋朝社会福利机构“安济坊”的相关记载：（八月）辛未，“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州县并置”。——从这寥寥数语中，我们可以知道，宋朝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8月的一天，朝廷下令在地方上普遍设置“安济访”这一社会救助机构，对社会上贫困之家的病患之人提供帮助。
不过，“安济访”这样的社会救助机构，初始出现的时间要更早一些。
根据相关记载，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大文豪苏轼被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担任杭州知府）。上任伊始，恰逢大旱。凭借丰富的人生经验，他敏锐地意识到的大旱之后会有大疫，为了筹措防疫资金减少灾民负担，他两次上疏朝廷请求免除杭州赋税和贡米。由于宣仁太后的支持，苏轼的请求被朝廷采纳。一年后，杭州果真爆发了大规模的瘟疫，因为饥馑的叠加，加剧了瘟疫的流行。于是，苏轼一方面“遣吏挟医，分房治病”，同时又募集社会资金，加上自己捐出的五十两黄金，在杭州设立“病坊”，专门免费收治急症、重症患者。这病坊名为安济坊，又名安乐坊。
苏轼创建的安济访，被今天的史们誉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传染病隔离医院。而在当年，它在疫情的控制方面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疾病治疗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并且收到了相当不错的社会效果——“三年医愈千人”。当然，10多年后，当宋徽宗登基，有意成为尧舜一样的仁君，在社会救济与慈善方面更多作为的时候，安济访也就进入了他的法眼，除去将苏轼创建的安济访由政府接管之外，又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了安济访。与安济坊一同启动的新机构还有居养院（抚养鳏寡孤独）和漏泽园（为城市贫民提供墓地）等。
宋徽宗从接管苏轼的安济访到在全国范围之内普遍设立同样性质的社会福利机构，除去他有心成为尧舜的强烈冲动之外，无疑也有稳定社会与民心，让赵氏江山永续的用心。因为无论何人居于帝王之位，都不能无视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这是因为他们是“水”而帝王是“舟”，当江河之水暗流涌动甚至横流的时候，水面上的“舟”想要保持稳定将会十分困难。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即便是在封建社会，封建帝王只要还没有昏庸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通常说来，也会为老百姓的生计有所谋划，仅仅乎他们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自己，而不是为百姓。
但无论如何，从客观效果来说，安济坊的普遍设立，还是有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在崇宁元年朝廷诏令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安济坊之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又“令开封府，依外州法居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至公元1110年即大观四年，朝廷更又颁行《安济法》，从国家法律的层面确认了安济坊的存在：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均要设立安济坊，凡境内有病卧无依之人，均可送入安济坊收治。同样，我们不能不说的是，由于官僚主义也可以说是因为相关制度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说，朝廷把安济访等新机构办得好不好，列入考核地方官员的核心指标，将收治人数与死亡率作为奖惩的依据等，直接导致了弄虚作假等现象的大量滋生，一些健康之人居然被“收治”，而高水平的医生则不愿意进入安济访。
总之，设立“安济坊”本是一件好事，但这件好事最终却走了样，关键还是决策的科学性严重的缺失。然而，这样的普惠性质也可以说托底性质的社会保障无疑还是值得肯定的，需要改进的仅仅是决策的指导思想与决策的程序与方法，进而把好事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