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有一位学颜楷的书法家，有书友模仿他的作品，投稿国展却获奖

沈觐寿出身名门，其曾祖父乃晚清名臣沈葆桢。沈葆桢不仅为政有声、治军有方，在晚清政治史、军事史上名声显赫，而且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兼有颜真卿、何绍基的特点，在晚清名臣中水平不低。他曾一度辞官归里，在福州老城的“三坊七巷”开设一家名为“一笑堂”的字画装裱店。

沈觐寿的祖辈、父辈、兄弟辈中有多人都是擅长金石书画的名流。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沈觐寿幼承庭训，九岁学书，从颜真卿楷书起步，在中学阶段他的书法就获得了师长的赞誉。当时，沈觐寿尚随同家人在粤港地区生活。成年后，他返回福州祖居地，几年之中，他即以颜体榜书驰名地方。

福州号称“有福之州”，近代以来，福州乃至八闽大地在各领域都涌现出诸多杰出人物，文艺领域同样群星璀璨。但是这些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出福建，在更大舞台上发挥能量并保持自身活力。福建地处东南，境内多山，在改革开放前的农耕时代，因为地域局限和交通通讯阻隔，福建难以成为文艺中心区域。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是，一方水土也限制了一方人。

沈觐寿就是一个案。从他的作品看，他具有良好的艺术资质；从他的学历看，他不仅有家学之助，而且在人生早期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从他的生平看，虽然他在“文革”期间一度潦倒，甚至像曾祖父一般开设“安泰书法社”，依靠抄抄写写清贫度日，但是他的一生大体平顺。人们认为他完全应该且可能取得更高的成就。艺术家个体所处的文化氛围至关重要，它们于无声处造就或者扼杀了艺术创造的胎萌。长期呆在福州，也许无意中限制了沈觐寿的才思。

撇开地域限制，检阅沈觐寿的一生修为可知，除了书法之外，他还是一位资深的集邮家，他也通绘画，懂篆刻，能诗文，但是在这些领域，沈觐寿并未取得可观的成就。也许，精神生活的枯窘单一是掣肘书法家持续进步的另一个因素。

但是，上述评估与推测未必公平。类似于此的粗糙、无识的判断，往往肇因于欣赏过程中的粗枝大叶。

首先，只要我们换个角度来观察，就会发现：沈觐寿在20世纪书坛集中精力专攻楷书，这是不可多得的。如世人皆知，楷书创作不仅需要精湛功力，还需要平心静气地控制各种细节，而且很难写出自家面貌。楷书费时费力的操作不仅难以建树书法功名，还难以带来轻松愉悦。绝大多数书法家不愿终生以楷书为主打，他们不约而同地将楷书视为敲门砖，在入门之后立即丢弃不顾。但是沈觐寿的耐心超越常人，他终生对楷书乐之不疲，坚持修炼。他在行书等书体上也投入时间，但是却从未将楷书弃之如敝屣。这种坚持使他在20世纪书家中别具一格。韩愈赞赏学者“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精神，而沈觐寿正是做到了细大不捐，人弃我取，侏积寸累，且数十年如一日。

其次，沈觐寿的楷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既有继承，又有化合创变，唯识者知之。沈觐寿楷书主要有两种风格：颜体与褚体，分别满足了他豪放与婉为的两个方向的追求。进一步观察其具体的作品可见，沈觐寿在两种风格内部还有多种变化，并非千篇一律的程式化、自动化书写。

在颜体方面，他以《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为基础，参考清代钱沣和民国谭延闿的理解。青年时代在广州，沈觐寿在伯父家的客厅中曾亲聆谭延闿谈艺并观摩其挥毫。他的颜体创作，有时局限于前人，有时则能够自出机杼，在前贤的阳刚正大中加入温润含蓄之美。由于经历过漫长而艰苦的训练，他的楷书功力卓绝，可以熟练书写数百字而不懈，笔力、结构一以贯之，其精熟的技术控制足以令书坛同人尊敬。

他的榜书如1986年所书福州“屏山公园”题名，饱满雄浑的大字带给人惊心动魄的视觉震撼；同年所书《马戴楚江怀古诗条幅》和稍前一点的《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自书诗中堂》都属于其常规风格与基本水准，此时，他已年届八十，从局部到整体的良好控制仍然精悍齐整，显示了他的楷书功夫没有因年迈而衰飒。这在现当代书家中也是少有的。

在褚体方面，他不仅能直入褚遂良堂奥，再现其婀娜婉转，而且部分作品适当融入弘一书法的简约淡泊，同时精心控制墨色的浓淡燥润之变，既造成了丰富的形式变化，又成就了虚静、空灵、凄清、雅致的独特意境，堪称现当代楷书难得的收获，如《李颀送陈章甫诗中堂》、《“久经风雨心常泰，能读诗书命亦佳”对联》。沈觐寿所做的工作如石蕴玉，如水含珠，不动声色的创造隐藏在作品形式细节之中，不像某些书家作品那样气势夺人、耸动视听，因而往往被心粗气浮的观者忽略，所谓“真书难入俗人眼”是也。

沈觐寿当然不是完美的，人们可以对他展开各种苛刻的批评。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沈觐寿而言，他面临的困境是：书法贡献至今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即使在福建书法界，仍有专家大而化之地宣称沈觐寿“不能化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