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是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碑学翘楚，是民国第一大书家，笔者愿意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对他的崇敬。这个判断尚未包括他后来发起的“标准草书”运动。“标准草书”是一个需要详细分说的话题，本文不赘。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组织的“中国20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评选中于右任得票位居最高者之一，非常靠谱。

于右任志向远大、胸襟开阔，同时对具体事务能精心投入，所以一生事功丰硕。关于书法，于右任曾说：“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作为书法家的他同时还是革命党人和著名报人、民国元老和教育家、遥望大陆的诗人和爱国者。不过，本文讨论的只是他的书法，确切地说，是他前期的魏碑体书法艺术。

于右任书法成就一半以上筑基于魏碑体书法。他对魏碑的临摹是极其勤奋的，他自己的描述是：“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他对魏碑的感受与研究是超级投入的，“洗涤摩崖上，徘徊造像间”，亲自从事田野调查，涉足专项收藏。他有一个斋号为“鸳鸯七志斋”，“鸳鸯七志”意指七对夫妻的墓志。其实，他的收藏远不止于“七志”。从民国初年起，他先后搜集到的汉代至宋代石刻墓志387方，其中多为北朝墓志。这些墓志既有书刻俱成者，也有书而未刻者。这为于右任的临摹提供了真切的原始材料。在于右任以前，已经有一系列名家尝试从魏碑楷书转换出行草书，赵之谦、康有为、沈曾植、李瑞清是其中著名者，于右任由魏碑楷书进而行书，目标相似，但是成就巨大，后来居上。时至今日，将魏碑写到如此境界者，也未见第二人。

于右任与赵孟頫的关联值得注意。于右任的书法训练从儿时在陕西故乡师从第五先生、毛班香先生就开始了，他曾经与当时的多数蒙童一样临摹过唐楷与赵孟頫。赵孟頫绝非书法史上的第一流人物。除了绘画与杂剧，元代在文艺史上是塌陷的，赵孟頫书法擅名一时，属于典型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现象。后代很多书法家从临摹赵孟頫起步，完全是环境与师资条件限制下的无奈选择。后代的书法家，几乎无一人能够仅仅通过学习赵孟頫而取得惊人成就。于右任的书法起步于赵孟頫，这个起点不算很高。但是，于右任是一位善学者，他后来的风格虽然与赵体大相径庭，可是却将赵体与其他“帖学”系统的书法中共存的可贵的一面--行笔的连贯性与圆润感继承了下来。在临摹魏碑时，他首先已具备一种迥异于其他碑学书家的“前理解”。

在楷书阶段，于右任的笔法处理，就不斤斤拘泥于魏碑的刀刻轨辙，而是强调毛笔书写时的自然挥运，不刻意营造铦锐方磔的效果，这或许与早年学“赵”有关；此时的字形结构已浑厚开阔，毫无拘谨，但是尚未达到精彩的地步。

到了行书阶段，于右任的用笔更富变化，举重若轻，首尾呼应，即使在施之于径尺大字时，也毫无窘迫勉强之态；字形结构在恢弘开阔、豪放潇洒的总基调下充满正险、开合、巨细等姿态变化，相反相成，随机生发；章法方面也自然铺展、不拘一格，精彩组合层出不穷。此时的于右任达到了碑与帖的深度融合，如庖丁解牛，技进于道，足以傲视同侪。

于右任的成功实践显示了北碑书法的潜力，也显示了艺术家个体神奇的创造伟力。这种能力可以欣赏，但是难以解析。有人认为于右任“在书法上享名”或与其社会地位有关。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民国时代地位优崇的人物热衷书法者不止于右任。如当时即有所谓谭延闿（楷书）、吴稚晖（篆书）、胡汉民（隶书）、于右任（行草）“四大书家”之说，与于右任相比，吴稚晖年资更老，胡汉民、谭延闿职位更高，但是他们在书法史上都不能与于右任并驾齐驱。时至今日，人们会继续探究于右任书艺，但是不会对其他几位投入太多热情，甚至已不再理会民国“四大书家”这样不具备历史眼光和学术价值的诨号。

书艺之外，于右任人品可嘉。他曾对多位同代书家不吝赞美，如谢无量、沈尹默、张树侯等，他还对王世镗这样的野外遗贤倍加关照。这些人当然是书家中的佼佼者，不过其书法史价值都逊色于于右任。这反映了于右任作为一时书坛主盟者的高风亮节、古道热肠和内在自信。另外，于右任没有独私自己多年苦心收藏的书法文物，而是将大量书法刻石托杨虎城将军送交“西安碑林”，为天下共享。这都是稀有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