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为副司令员的粟裕，为何被毛泽东赋予华东野战军战役指挥之责。下文以原始资料澄清一些史实：粟裕的战役指挥之责，是毛泽东反复权衡华东军事主官的战役指挥实践，在中途准备换上的名将徐向前不能成行情形下的折中结果。

1946年6月，在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大举进攻之时，毛泽东设想了一个南线出击的计划，准备让南线晋冀鲁豫(刘邓)、山东(陈毅)、华中(粟裕)3支野战军远出根据地，进行外线作战。

其中，山东战略区的任务是:“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占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各个要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

华中战略区的任务是:“粟(裕)谭(震林)率主力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线，.策应北面作战。”最终目的是“以太行(晋冀鲁豫)、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

经过多年的延安整风，对毛泽东信服有加的陈毅，当即遵从将令，表示坚决执行这一作战计划，并率山东野战军主力南下。

粟裕则从实际出发独持异议，主张先在苏中内线歼敌后，再向西进军比较有利。

经陈毅、粟裕之间各摆事实，反复争论之后，从善如流的毛泽东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计划，倾向于粟裕的主张，认为“最好先打几个胜仗”。他于7月13日致电南线的陈毅、粟裕:“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即山东野战军)豫北(即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陈毅则坚决主张粟裕迅速西调，继续按原计划外线作战，他对毛泽东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舍不得离开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多次，讲不通。现在，粟裕如在海安、东台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

毛泽东反复权衡后，最终还是支持了粟裕等人，于8月8日确认苏中为主要作战方向，否认了陈毅“津浦线是主战线”的看法。他致电陈毅等人:“尽可能满足粟(裕)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苏中)。”

有了毛泽东给予的“尚方宝剑”，粟裕的苏中战役于8月31日顺利结束，以3万多人对阵蒋介石麾下名将李默庵12万余人，七战七捷，声震天下。毛泽东欣喜万分，不但传令嘉奖，而且要求全军各战略区仿效。

陈毅出师则很不顺利。他率山东野战军5万余人在淮北作战，兵力上强于当面的国民党军，反而不慎“马失前蹄”，打了意料之外的消耗战。

泗县战役中，他否决了华中分局邓子恢、张鼎丞早先“应打蒋系不打桂系来电”的建议，以及没有听从8月3日、4日毛泽东连续来电中的劝告：“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决定在泗县攻打虽非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却素以滑溜著称的桂系第7军。

他致电毛泽东并告华中野战军粟裕，郑重地表示：“我决心消灭桂系在泗县之两个团，并调动其增援部队，逐次消灭其二三个团。已定午夜攻泗县不再变。”

8月7日，战役命令下达后，山野虽有22个团的总兵力参战，但司令部仅用6个团攻城，而且这6个团在攻城时，还分去将近一半攻打外围据点。

因此，战役上的优势顿时变为战术上的劣势，结果攻城失败，担任主攻的山野主力第8师损失严重，伤亡共达 2400余人。《陈毅传》总结说:“这是一个值得作战指挥者深刻汲取的教训。”

随后，山东野战军司令部20多天未能创造战机，于8月底仓促撤出淮北地区，退至淮海分区。

毛泽东根据严峻的敌情，于8月29日要求陈毅学习粟裕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战法，歼灭一部国民党军。

电令说：“你率主力应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机，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如此常保高度士气，纪律亦可改善”，“每次歼敌一团一旅，打五六次，即可造成有利局势”。

他还特别指出:“九月正是作战时机，刘邓军、中原军(李先念部)均希望你军配合。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灭敌人威风，壮自己志气。”2

考虑到山野军事主官的确不大擅长大兵团作战，毛泽东于9月初决定，拟派徐向前去山东负责鲁南的军事，并正式告知了陈毅。

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陈毅当然明白这一考虑的全部含义，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时为山野作战科科长的王德回忆说:“有一天夜里，我在值班，陈毅同志走了进来，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将来还是搞我的文化工作去好了......我们给中央说话也不灵了，提什么意见都不灵了。’”

虽然如此，陈毅还是大度地去电中央，表示欢迎徐向前前来。

此时，毛泽东交给陈毅和山东野战军的任务是保卫淮安、淮阴，即“两淮”。

陈毅决心打一个漂亮仗，改变中央的看法。他于9月11日连发两电给毛泽东并告粟裕等人，表示有信心“改变战局”，有把握至少能歼灭国民党军两到三个旅。

电报说:“山野决心在淮泗间歼敌，以保卫两淮，改变战局。部队明晚即可部署就绪。分批歼敌两旅到三旅是有把握的。”

然而山东野战军很快被国民党军“佯攻怵阳、真攻淮阴”的策略迷惑，没有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议，再次决策失误。

结果，山野主力被桂军一个多师牵制7天之久，动弹不得；淮安与淮阴则遭国民党军主力乘虚攻击，相继失守。

陈毅这才感到事态严重，焦急地复电粟裕等人作自我批评，表达了自责之情，同时说明将按粟裕等人的建议行动。电报说:

你们对山野行动的意见均正确，同意办理。此次出毛病，没有估计到敌迅速南下，原想避开桂军，控制主力于(六塘)河北，不料蒋军又不来，未碰到他.....此次淮北作战，由于主观指导错误，遗(贻)误全局，五内如焚，力图挽救，当尊重兄等建议。

两淮失守，连战失利，华中震动，山东野战军的士气低落。虽然等了二十来天，中央告知当年的红四方面军统帅徐向前因病不能来了，但陈毅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10月1日，陈毅致电毛泽东，又作了自我批评，称赞粟裕所在的华中分局:“两次到分局会议，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他还主动表示:“今后集结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

这是陈毅在与粟裕长时间的争论中，因为毛泽东完全支持粟裕以及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辉煌的战果，第一次提出今后两军合并“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显然，他的这个表示是在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复杂过程之后做出的。

鉴于将士们情绪很大，10月4日，陈毅又给山野主力8师负责人写信，坦荡剖析自己与友邻指挥员刘邓、粟裕、陈赓相比的不足，承担了战役失利决策与部署的责任，信中说:

由于三月来战争，山野在淮北未获连续胜利，既未完成截断津浦的任务，内线亦未歼敌，而且丧失五个城;部队撤退多，前进没有转移多，疲困病苦;与各兄弟兵团如刘、邓、栗、陈赓等比较相形见绌............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团干部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

陈毅主动自我批评不久，又陷入了意料之外的波折。

虽然他曾表示“当尊重兄等建议”，但他与粟裕之间很快又产生了第三次争论。他不打算按原计划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准备单独率山东野战军返回山东。他致电毛泽东、粟裕等人:“我意山野必须迅速回鲁”要求“华野派队接替淮海区”。

10月9日，十分焦急的华中分局负责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给毛泽东发了一份要求“勿告陈(毅)”的密电，说“这完全是由于陈(毅)对用兵开玩笑所致”，“对陈(毅)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

他们也提到让粟裕负责合并后的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即后来的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指挥问题，说:“陈、粟、谭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助陈下决心，并便统一山野指挥。”

值得指出的是，山东解放区的张云逸、黎玉等人在这场争论中，也实事求是地站在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一边。他们随后在10月16日致电毛泽东、陈毅，认为山野还是留在淮海与华中野战军集中歼敌有利，而单独返回山东不利：“山野入鲁对整个华东战局不利。”

陈毅与粟裕争论后，鉴于两人截然不同的战果以及华东战区不利的形势，10月 1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给予了严厉批评，提醒他对各方利害反思后向中央汇报：

现在因感渡运(河)向西作战困难，而主张全军入鲁，假如入鲁后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尽失，那时结果将如何?且渡运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此次你与张、邓、曾会商，亦以渡运作战列为方案之一。何以元亥电又不相同?如按元亥电实行，你与张、邓、粟、谭诸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告。

毛泽东罕见地动怒，陈毅不得不慎重思考，最终同意留在淮北，决心首先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好仗。

获悉这一决心后，毛泽东一则深感欣慰，一则尚有疑虑。他于10月15日复电陈毅，鉴于徐向前不能前来山东，山东野战军陈毅与华中分局邓子恢和张鼎丞等人都提出军事上“粟裕多下决心”，明令粟裕负责两军的战役指挥。

毛泽东:“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

也就是说，山野与华野不是临时性的集中和短期作战，而是准备收复两淮，将来还要进军中原。

这个“将来向中原出动”的“准备”，实际是一个当时无法预测和限定的漫长过程。

后来两军合并后的华东野战军达到这一目标时，已经经历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到陈粟大军挺进中原豫皖苏地区才算初步实现，以后经豫东、济南战役，直到 1948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才完全实现。

毛泽东特别强调:“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两个月后，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下，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于12月18日在淮海地区取得了两军会合后的第一次大捷一宿北大捷。

这一战役第一次以“华东野战军”名义发布命令，实现了毛泽东“在全军入鲁以前，应当在淮海地区打一个好仗”的设想，成为华东战局转折的第一个标志。

1947年3月莱芜战役后，粟裕与饶漱石、陈毅等华野、华东军区高级干部在山东淄博合影

依照常理，应该由司令员负责的华东野战军全军战役指挥，却由最高统帅部出面，明确交付副司令员粟裕负责，这在中共四大野战军中，属于绝无仅有的一例。

其他三个兄弟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未设置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陈毅和李先念，均无独立的全军战役指挥权。三个野战军的战役指挥，分别由司令员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负责。

华东野战军这一特殊指挥体制形成后，每逢战役取胜或者失利，司令员也都坦承战役指挥由粟裕负责。譬如1947年3月莱芜战役后，陈毅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这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1947年“七月分兵”不久，华野打了南麻、临朐两场未达成战役目标的消耗战，粟裕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检讨。

这说明两点：一不是向陈毅检讨，显然不是司令员交付的战役指挥权，粟裕直接对中央而非向司令员负责;二是检讨的人不是陈毅，显然他不负责战役指挥主要责任。

毛泽东回电慰勉有加后，陈毅也向中央坦诚地说：“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

这一指挥体制的模糊、湮没，是战争停止、江山已定多年后的1958年。

这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前后，粟裕被主持人批判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毛泽东看不过去，传话到会场“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得好，是为公的”后，陈毅鼓掌通过粟裕的检讨，并说粟裕过去“战场指挥搞得好，主要是打胜仗的”。

陈毅虽然说粟裕“主要是打胜仗的”，但首次将他的“战役指挥”说为“战场指挥”。随着会议后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其“错误”被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县委一级，粟裕在华野战役指挥的决定作用被人为湮没了数十年。

一个野战军(方面军)的“战役指挥”，显然不等同于与“前敌指挥”相似的“战场指挥”。

战役指挥是“方面军、集团军(军)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对所属部队战役行动的组织指挥。主要是:根据战略方针、意图和受领的任务以及战区敌情、地形等情况，定下决心，制订战役计划，确立所属部队的任务和部署，组织协同和保障，掌握和使用战役预备队，指导重要战斗等”。（《中国大百科全书》）

这其中的核心是“定下决心”。这种“决心”，也就是陈毅所说的“军事上多由粟(裕)下决心”“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中的“决心”和“意见”。

因此，那种战役中指挥部轮流值班时的“某令”(多见阵中日记)，有时出现在非战役指挥员身上，也并不代表其负责战役指挥。如同东北野战军的阵中日记中偶尔出现的“刘令”，显然不是因为参谋长刘亚楼负责东野的战役指挥，而是司令员林彪。

如果将“战役指挥”定位为战役指挥的一个侧面“战场指挥”，显然是缩小了粟裕的实际作用。

毛泽东给合并后的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即稍后的华东野战军)指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的特殊指挥体制时，强调了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和谭震林“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

因为当时无法预料后面的情况，华野指挥部的成员也相继发生改变。毛泽东“用兵真如神”，但毕竟不是神，计划没有变化快，这显然无可厚非。

先是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正式成立时，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离开指挥部，转往华东军区和华东局工作。

随后，谭震林也于1947年8月离开华野司令部，以华野副政委兼东兵团政委的身份专管华野内线兵团(即山东兵团)。

最后，陈毅本人也离开指挥部去了刘伯承、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也就是“在陈(毅)领导下”的前提也不存在了。陈毅正式回到华野指挥部履职时，已经是粟裕因病疗养的 1950年8月后。不过这时，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番号已经撤销了，他前往的是华东军区指挥部。

当初毛泽东设定的六个人在一起“紧密团结”的指挥部，始终不曾离开的只有一个人一一粟裕。

三年解放战争中，只有他“有始有终”坚持在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率领华东野战军数十万大军南征北战，直到拿下南京、上海。而后调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时因病转往苏联治病，回国后调到总参谋部工作才离开这一指挥部。

从这一点说，粟裕是当之无愧的华野灵魂和核心人物。因而《中国雄师:第三野战军》一书说:“华东地区战史没有他(粟裕)便不能成章。”

当然，陈毅在华野期间，其前委书记、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的“领导”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对华野的贡献同样巨大。但“领导”不等同于“战役指挥”，华野军事还是如同陈毅所说主要靠粟裕。正如中原野战军的“领导”是前委书记邓小平，但“战役指挥”归司令员刘伯承负责一样。

随着诸多历史真相的逐渐披露，曾经一度鲜为人知的粟裕最终走出了人为设置的阴影，还原为一位特立独行、谋无遗策的杰出军事家、战略家。没有粟裕，华东战史便不成章。

这一结论，已在主流观点中得到基本肯定，张震、刘华清两名上将1994年12月代表中央军委给粟裕平反，即明确说:“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在战役指挥上，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也得到了长期被误认为实际指挥华野诸多战役的陈毅的后人之诚挚认可。早在2001年8月26日，陈毅之子陈昊苏接受媒体访谈，回忆他父亲时说:“在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斗争中，他主要是依靠粟裕同志进行战争的指挥工作，而他自己可能更多的是起了一个政治委员的作用。”

不仅如此，2009年5月，陈昊苏与其小弟陈小鲁一起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再次回忆他们父亲的话，而且谈得更为具体。

陈小鲁说:“父亲更多扮演政治家的角色，他建立根据地，有统战才能、外交才能，他能整合军队。军事方面，华东野战军最强的是粟裕，战斗都是他负责，但把整个华东野战军整合起来，应该说是靠我父亲。”

陈昊苏也回忆说:“他对粟裕同志很欣赏，他觉得这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军事人才一父亲曾经有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大意是说，我军打了二十几年仗，培养的军事人才不多，近来有粟裕、陈赓，他们与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并驾齐驱，前途远大。他们之间的合作也很好，父亲自己说过很多次:我很多情况只发挥一个政委的作用，军事指挥就是粟裕。”

其实，虽有“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说法(仅仅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一段时期)，陈毅、粟裕真正待在一起的时间实则并不多。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多半时间实际负责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指挥的统帅是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

就华野(三野)而言，不在华野总部的一段时间里，陈毅起到的政委作用也有限，其政委职责也由粟裕负责。1948年5月30日毛泽东便明令，粟裕/“兼华野副政委负担副政委各项工作责任，并于陈毅同志不在华野总部工作时代理政委职权”。”

陈昊苏兄弟能如此坦诚面对历史事实，与时下诸多后人撰写文过饰非的回忆文字，为父辈揽功诿过相比，自然是对历史的尊重，足以赢得世人的敬重。

他们给其父亲带来的不是“耻辱”，而是光明磊落的荣耀。陈毅能多次对后代如此坦言相告，也说明其襟怀坦荡，的确有直率的一面。

不过，如此坦承的话，陈毅本人可以说，其子女也可以回忆，唯独粟裕不便说。在1958年被扣上“极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大帽子且终其一生不能摘掉的情形下，粟裕始终“夹着尾巴”做人，也就是他常说的“战战兢兢做人”。

因而，他的回忆录不谈复杂的人事，只讲筹划的战役，尽可能追求实事求是，避免落人口实。但时常提到“协助陈毅同志”之类的话，将更多战役指挥上的光环和荣誉给予陈毅。

陈毅的才千更多体现在“文”的一面而非战役指挥，但他对华东野战军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正如陈小鲁所说:“把整个华东野战军整合起来，应该说是靠我父亲。”这也接近真实的历史。

参考资料：

《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 (张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