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被誉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在位期间,政治上力振朝风,为岳飞、李光、赵鼎等人平反;经济上裁减冗费,实施财政改革;文化上倡导百家争鸣,既有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又有新兴学派程朱理学,皆昌盛一时。
他的锐意恢复,更是被王夫之称为:“怨不可旦夕忘,时不可迁延失”,已到了心心念念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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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进取之君,难道没能遇上一个恢复之臣吗?高宗朝留下的那些主战派,如张浚、虞允文、吴璘等又都去哪了?
且听笔者细细道来: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南逃,时年三十五、刚进位皇子不到一年的赵眘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军决一死战。但后经老师史浩点拨,为免高宗疑心,二次上书,请求在赵构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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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南宋朝野的抗金斗志前所未有地高涨,中原民众在黄河以南的反抗起义也此起彼伏,而金朝北有契丹的反叛起事,内有完颜雍在后方蠢蠢欲动,正如时任中书舍人的虞允文指出的那样——当前正是我朝恢复中原的天赐良机。可惜赵九妹只是冷冷的回道:“朕知,你且去”,就再无下文。
赵构其实也看到了这种微妙变化,为了安抚人心,他一面下诏表示要亲征,一面又心里没底,早早准备好南逃的舟船,打算重使故伎。
结果就在同年十一月,阴差阳错前去劳军的虞允文在采石矶大破金军,完颜亮亦被兵变的耶律元宜等人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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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认完颜亮被杀以后,这年岁末,赵构才同赵眘一起北上建康,象征性地完成了“御驾亲征”的壮举。
在随驾过程中,赵眘协助处理朝章,恪尽臣子之道,赢得了随驾群臣的普遍赞誉。
赵构意识到群臣倾向赵眘的人心转向,金人毁约南侵又使他的求和政策丢尽了脸面,再加上为了施恩于养子,在返回临安的四个月后,他就匆匆下诏禅位于赵眘,自己做起了“太上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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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确实是南宋唯一志在恢复的君主。他即位第二个月,就正式为岳飞平反,并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做了进一步处理,李光、赵鼎等去世的都恢复名誉;张浚、胡铨等健在者也都受到了重用。朝野人心为之一振。
随后,他召张浚入京(迫于舆论,赵构早在绍兴三十一年初就启用了废黜近二十年的主战派代表张浚,让他出判建康府,只是决不让他干扰自己的乞和路线),任命其为江淮宣抚使,共商恢复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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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赵构很不以为然,对孝宗说:“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作人情!”对孝宗的恢复也大泼冷水:“等我百岁以后,你再筹划这事吧!”
但孝宗起用张浚抗金的决心已定,他向朝臣公开说:“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他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同时将潜邸旧臣史浩升为右相,主战派陈康伯升为左相。
史浩是孝宗潜邸老师,他在孝宗走向皇位的过程中作用不小,因而颇受孝宗尊重。但在对金问题上,却是个安于现状的主和派,对孝宗锐意北伐始终持反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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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线吴璘在完颜亮南侵时不仅成功抵挡住了金军的攻势,还在完颜亮死后攻占了原所属北宋的十六个州,收复失地之广前所未有。但史浩却以孤军深入为由,蛊惑孝宗下令吴璘退兵保蜀,不仅使这些州得而复失,还使撤退的宋军在金军反攻下伤亡二万余人。
孝宗知道真相后大呼“史浩误我”,等到再授权吴璘自行决定进退,但已为时已晚,机会难再了。在东线,史浩也主张放弃两淮,固守江南,因张浚抵制,才未实行。
同年三月,金世宗立足已稳,他先是与宋讲和,遭到拒绝后,又派大将纥石烈志宁进兵灵璧,以战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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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态势下,宋廷和战两派不得不摊牌。张浚主张孝宗亲自北上建康督战,出师北伐。他指出:“中原久陷,今不归复,其他豪杰必起而取之。”史浩则针锋相对:“若中原真有豪杰却不能亡金,正证明金人统治稳固,未可贸然出兵。”
和战双方辩论多日,孝宗最终还是决定北伐。
隆兴元年四月,为防止主和派作梗,孝宗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下达北伐的诏令。赵构闻讯,急召孝宗企图使他收回成命,孝宗沉默以对,表示拒绝。史浩因宰相不能与闻兵事愤而辞相,孝宗也无挽留,让其出知绍兴府。
张浚接到诏令后,星夜赶回建康,调兵八万,号二十万,一路由李显忠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攻虹县,正式拉开隆兴北伐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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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张浚志大才疏。他空有恢复失地的决心却没有与之相配的能力。
他在平定苗、刘之变时有功,也曾为岳飞平反,是南宋初年一度“总中外之任”的显赫人物,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比如没有战功,他做川陕战区统帅时,曾说要一扫金人,但当别人问他是用笤帚还是扫帚扫时,他却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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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也广受质疑。富平之战中,他竟效仿宋襄公数次“约期金帅决战”,白白错失了战机;淮西军变中,他又刚愎自用,不听岳飞等人劝告,用人不当。
再比如他气量狭小,因与丞相赵鼎有矛盾,便千方百计诋毁他,并提拔了秦桧来代赵鼎。
虽然,张浚没有像赵构说得那么不堪,专把国家名器作人情,但“必误大计”却是切中了要害。
正是因为他对前线统兵将领的放任自流,识人不明,最终导致了符离之战的惨败。
隆兴元年五月,李显忠顺利攻克灵璧,但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于是显忠派灵璧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邵宏渊本就心胸狭隘,现见己功被抢去,于是开始心怀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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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李显忠建议乘胜攻宿州,邵宏渊却不为所动,于是只好独自率部攻克宿州,城破后,邵部才赶来抢功。
随后,李显忠决定暂留驻宿州,一方面由于孤军深入,战略上有所保留;另一方面,与其继续北进,与金精锐骑兵野战,不如以逸待劳依靠城池与金兵作战,以吸引汴梁、睢阳所屯金军主力,为克复汴梁歼灭敌之有生力量。
战事发展正如李显忠所料,金军果然没有对宿州陷落不闻不问,纥石烈志宁率万骑自睢阳,金帅孛撒率十万步骑自汴梁南下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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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战在即,南宋军事领导层的决策却为宋军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攻克宿州后,孝宗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抚使,邵宏渊为副,这一举措引起了后者的不快,邵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的节制。关键时刻张浚竟然迁就了他的无理要求,改令两人共同节制全军。
令出两门是兵家大忌,之后二人又在府库的问题上产生纠纷,邵宏渊提议将宿州府库中钱帛全部拿来犒赏士卒,李显忠却只同意每三个士兵赏一千钱。于是,邵宏渊便挑唆士兵拒绝受赏,立时人心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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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底,纥石烈志宁率领的先头部队来攻宿州,被李显忠所败。随后十万金军主力赶到,李显忠奋力血战,邵宏渊不仅按兵不动,还大说风凉话:“大热的天,摇扇子尚嫌不凉快,何况在大日头下披甲苦战呢!”
李部士兵自然愤愤不平,于是军心涣散,无复斗志。
入夜,邵宏渊部中军统制周宏声言金军来攻,邵宏渊之子率部先逃,宋军不战自溃。金军乘虚攻城,李显忠虽杀敌两千余,但终独木难支,遂弃城南归,结果于次日在宿州北的符离集被金军追上,其部大溃,被斩首四千,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所幸金军不知底细,不敢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线稳住了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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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离之溃不仅使宋军“精锐”伤亡大半,还使宋朝积蓄的军资损失殆尽。史载,金军在此战中仅仅缴获的盔甲就多达三万多副,其他军用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符离之战,张浚负有很大的责任,战后,他上疏自劾,孝宗热血沸腾下决意亲征。但主和派难得有了发难的把柄,纷纷要求严惩张浚,这时,赵构也出面为主和派撑腰,孝宗无奈同意议和,同时降张浚为江淮宣抚使。
十二月,陈康伯因病辞相,向孝宗推荐张浚以代。但赵构却指令主和派汤思退出任右相,好在孝宗还不想即刻放弃北伐,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汤思退升为左相,位在出任右相的张浚之上。
不久,宋金正式展开谈判,谈判中金世宗在军事上不断对宋施压,但孝宗明白金人也不想两败俱伤,于是利用金朝无心再战的机会,在议和条款上不断展示出强硬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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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兴二年正月,金帅仆散忠义再次来函,要价太高,口气忒硬。孝宗一气之下,将宋使卢仲贤以擅许四州之罪除名,改派强硬的胡防出使金营,以示绝不归还四州之心。和议陷入僵局。
不久,孝宗又命张浚视师两淮,全力备战,做出与金军一决雌雄的态势。
随后,张浚招徕山东、淮北义士万余人,补充建康、镇江之正规军,同时增修两淮城堡工事,添置江淮战舰,随时奉命待发。汤思退及其同党百般攻击张浚,诬称他:“名曰备守,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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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赵构也出来为主和派站台,在多方掣肘下,孝宗最终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四月,召张浚还朝,罢了他的相位。四个月后,张浚死在离京途中,遗嘱说:“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配葬在祖宗墓侧,葬在衡山下足矣。”
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的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来看,他在军事上的决策是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因素,但其志大才疏却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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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浚罢相,汤思退独相达半年之久,这时孝宗已彻底倒向了主和派。六月,他命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二州,虞拒绝执行,被降职知平江府。七月,海、泗二州宋军撤戍。九月,孝宗任命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汤思退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江淮防线。
然而,汤思退却与金人暗通声气,要求金军重兵迫和。十月,仆散忠义挥师南下,由于主和派主动撤防,金军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两淮防线。十一月,楚州、濠州和滁州相继失守,长江防线再度告急。汤思退主张干脆放弃两淮,退守长江,尽快与金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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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孝宗听到使金回朝的魏杞报告,说金人议和要价贪得无厌,便激愤表示;有以国毙,也不屈从。抗金呼声再次高涨,太学生甚至准备伏阙进谏。
在抗金舆论高涨的情势下,十一月,孝宗罢免汤思退,将其贬至永州。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疏请斩汤思退及其同党王之望等,汤思退在流贬途中闻讯,惊悸而死。
在罢免汤的同时,孝宗重新召回因病出朝的陈康伯,任命其为左相,主持大局。但宋在军事较量上一再处于劣势,孝宗也不得不再派王扑出使金营,表示愿意议和以换取金人的退兵。金朝见以战迫和的目的基本达到,便停止进攻,重开和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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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讨价划价,双方于岁末终于达成了议和条款:宋金世为叔侄之国;“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南宋放弃所占的海、泗六州,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双方交换战俘,但叛逃者不在其内。
与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向金称臣,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比绍兴和议减少了五万两匹,而且由于双方不再要求遣返归附人员,使得投奔南宋的中原百姓得以安心留居江南,这对南宋来说是个不小的突破。
而南宋在采石之战后收复的海、泗等六州悉数还金,则是宋朝最大的让步。从这一方面来讲,隆兴和议算得上是一个“中性”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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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兴和议决不是孝宗期望的结果,却是他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他在准备用武力恢复中原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向金朝索取更多的东西。
金世宗也从完颜亮的失败里明白,金朝没有力量灭亡南宋,他还从隆兴北伐里知道,南宋求和只是出于不得已。于是,他对内发展生产,稳定政局;对外既不轻易让步,也不主动挑衅。双方的这种国策使得隆兴和议以后的宋金外交总是别别扭扭的。
乾道元年(1165)四月,金使入见,孝宗要求按完颜亮南侵后的敌国之礼,由阖门使转呈国书。金使不同意,坚持要按绍兴和议的旧仪,由宋朝皇帝亲自起立从使者手中接受国书。双方僵持多日,最后由赵构发话,孝宗才不得不遵循旧例,但内心的屈辱和愤怒可想而知。
乾道六年,孝宗又派范成大使金,要求归还河南的陵寝之地,更改受书仪式。金世宗断然拒绝,复函表示同意“奉迁”赵氏皇陵,但将以三十万骑“迁陵寝来归”,将了宋朝一军。
于是,孝宗再派中书舍人赵雄使金,要求可不迁祖宗陵寝,只改受书仪式,金世宗也乐的扯皮,迁坟可以,受书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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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宗也知道外交不过是一种试探,关键还是实力的比拼。乾道元年,陈康伯以老病辞相,不久离世。这时在位的宰执都不懂军事,于是孝宗开始把恢复的期望寄托在虞允文身上。
乾道三年,孝宗任命虞允文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替代刚去世的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以示对四川战略地位的特殊关注。
虞允文治蜀不到一年,经济发展,军政一新。
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为右相,同时兼枢密正使。虞允文向孝宗分析形势,认为宋金力量趋于平衡,当务之急,莫急于兵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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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孝宗命他着手在军力与财力上为北伐作积极准备。军事上,他重建了淮东万弩手,改名神劲军;将定海水军直属御前,增设广东水军;按怯、壮分三等拣选三衙官兵,上等备战,中下等备辎重;将马军司牧地从临安移至镇江,以备随时渡江出击。
在财力上,他恢复了北宋以来的发运使机构,设都大发运使,以便及时调拨军需给养。他还对总领所作了调整,将淮东总领并入淮西总领,负责统一调度两淮、浙西、江东的军需财赋,这样,淮西、湖广与四川三大总领所恰与宋金战争中东、中、西三大战场相配套。
乾道八年二月,虞允文升为左相,但仅过半年,他就与孝宗在重用潜邸旧人上产生了分歧,辞相再任四川宣抚使。
孝宗并非对他失去了信任,而是有其用意。临行前,他与虞允文达成了分别从东西两路出兵收复中原的君子协定:“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联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则卿负朕。”
然而,虞允文入川一年,虽然积极筹划北伐,但孝宗每次密诏询问进兵之期,他都以准备不够充分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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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是深知北伐不是轻率儿戏,故审慎对待;另一种说他是因为年龄越来越大,行事越来越小心,对北伐信心不足。但不管怎么说,就当时当日宋金的实力对比,以及金世宗治下的金朝政治清明来说,北伐都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而就在虞允文谨慎对待北伐一事后不到一年,他就积劳去世了。孝宗怪他迁延出师之期,还一反常规,对他不赠官,不赐谥。
但不久,孝宗就在检阅军队时,亲见虞允文教练过的士卒无不少壮勇武,感佩他稳健持重,有恢复之志而大志未酬,这才追赠他为太师,赐谥“忠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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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允文是孝宗前期抗战派代表,他的去世,对孝宗北伐大计是个沉重打击。孝宗的统治也大体以此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孝宗先后举行过三次大规模阅兵,以鼓励士气,振奋民心,矢志北伐。但允文一死,孝宗顿失支持,虎虎锐气也逐渐消退,守成暮气开始占据上风。
此后,孝宗就把主要心思放在了控制朝政、掣肘宰执上。
与虞允文类似的还有吴璘。吴璘的军事指挥能力决不在虞允文之下,他长期镇守川陕一带,前期抵抗西夏,后期抵抗金军,尤其是在和尚原之战、仙人关大捷中,与其兄吴玠形如一道坚固的屏障,保护了天府之国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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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吴璘的年纪比虞允文还大,在乾道三年就病逝了。当张浚、吴璘、虞允文等主战派将领老的老,退的退,朝廷就难免成为了主和派的天下。孝宗所信任的宰相史浩、王淮等人,长期把持朝政,主张与金国议和,不思北伐。放眼朝廷,哪有什么“恢复之臣”?
总的来说,孝宗一朝的大臣虽然有一定的才能,但在恢复失地、报仇雪耻这一目标上,缺乏坚定的决心和有效的行动,因此被认为是“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是很有道理的。
金有个屁个朝,胡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