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被誉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在位期间，政治上力振朝风，为岳飞、李光、赵鼎等人平反；经济上裁减冗费，实施财政改革；文化上倡导百家争鸣，既有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又有新兴学派程朱理学，皆昌盛一时。

他的锐意恢复，更是被王夫之称为：“怨不可旦夕忘，时不可迁延失”，已到了心心念念的地步。

如此一进取之君，难道没能遇上一个恢复之臣吗？高宗朝留下的那些主战派，如张浚、虞允文、吴璘等又都去哪了？

且听笔者细细道来：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完颜亮南侵，朝中多数大臣主张南逃，时年三十五、刚进位皇子不到一年的赵眘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军决一死战。但后经老师史浩点拨，为免高宗疑心，二次上书，请求在赵构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忠心。

其时，南宋朝野的抗金斗志前所未有地高涨，中原民众在黄河以南的反抗起义也此起彼伏，而金朝北有契丹的反叛起事，内有完颜雍在后方蠢蠢欲动，正如时任中书舍人的虞允文指出的那样——当前正是我朝恢复中原的天赐良机。可惜赵九妹只是冷冷的回道：“朕知，你且去”，就再无下文。

赵构其实也看到了这种微妙变化，为了安抚人心，他一面下诏表示要亲征，一面又心里没底，早早准备好南逃的舟船，打算重使故伎。

结果就在同年十一月，阴差阳错前去劳军的虞允文在采石矶大破金军，完颜亮亦被兵变的耶律元宜等人射杀。

在确认完颜亮被杀以后，这年岁末，赵构才同赵眘一起北上建康，象征性地完成了“御驾亲征”的壮举。

在随驾过程中，赵眘协助处理朝章，恪尽臣子之道，赢得了随驾群臣的普遍赞誉。

赵构意识到群臣倾向赵眘的人心转向，金人毁约南侵又使他的求和政策丢尽了脸面，再加上为了施恩于养子，在返回临安的四个月后，他就匆匆下诏禅位于赵眘，自己做起了“太上皇帝”。

孝宗确实是南宋唯一志在恢复的君主。他即位第二个月，就正式为岳飞平反，并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做了进一步处理，李光、赵鼎等去世的都恢复名誉；张浚、胡铨等健在者也都受到了重用。朝野人心为之一振。

随后，他召张浚入京（迫于舆论，赵构早在绍兴三十一年初就启用了废黜近二十年的主战派代表张浚，让他出判建康府，只是决不让他干扰自己的乞和路线），任命其为江淮宣抚使，共商恢复大计。

对此赵构很不以为然，对孝宗说：“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作人情！”对孝宗的恢复也大泼冷水：“等我百岁以后，你再筹划这事吧！”

但孝宗起用张浚抗金的决心已定，他向朝臣公开说：“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他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同时将潜邸旧臣史浩升为右相，主战派陈康伯升为左相。

史浩是孝宗潜邸老师，他在孝宗走向皇位的过程中作用不小，因而颇受孝宗尊重。但在对金问题上，却是个安于现状的主和派，对孝宗锐意北伐始终持反对态度。

当时，西线吴璘在完颜亮南侵时不仅成功抵挡住了金军的攻势，还在完颜亮死后攻占了原所属北宋的十六个州，收复失地之广前所未有。但史浩却以孤军深入为由，蛊惑孝宗下令吴璘退兵保蜀，不仅使这些州得而复失，还使撤退的宋军在金军反攻下伤亡二万余人。

孝宗知道真相后大呼“史浩误我”，等到再授权吴璘自行决定进退，但已为时已晚，机会难再了。在东线，史浩也主张放弃两淮，固守江南，因张浚抵制，才未实行。

同年三月，金世宗立足已稳，他先是与宋讲和，遭到拒绝后，又派大将纥石烈志宁进兵灵璧，以战压和。

在这种态势下，宋廷和战两派不得不摊牌。张浚主张孝宗亲自北上建康督战，出师北伐。他指出：“中原久陷，今不归复，其他豪杰必起而取之。”史浩则针锋相对：“若中原真有豪杰却不能亡金，正证明金人统治稳固，未可贸然出兵。”

和战双方辩论多日，孝宗最终还是决定北伐。

隆兴元年四月，为防止主和派作梗，孝宗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下达北伐的诏令。赵构闻讯，急召孝宗企图使他收回成命，孝宗沉默以对，表示拒绝。史浩因宰相不能与闻兵事愤而辞相，孝宗也无挽留，让其出知绍兴府。

张浚接到诏令后，星夜赶回建康，调兵八万，号二十万，一路由李显忠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攻虹县，正式拉开隆兴北伐的大幕。

可惜，张浚志大才疏。他空有恢复失地的决心却没有与之相配的能力。

他在平定苗、刘之变时有功，也曾为岳飞平反，是南宋初年一度“总中外之任”的显赫人物，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比如没有战功，他做川陕战区统帅时，曾说要一扫金人，但当别人问他是用笤帚还是扫帚扫时，他却无法回答。

此外，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也广受质疑。富平之战中，他竟效仿宋襄公数次“约期金帅决战”，白白错失了战机；淮西军变中，他又刚愎自用，不听岳飞等人劝告，用人不当。

再比如他气量狭小，因与丞相赵鼎有矛盾，便千方百计诋毁他，并提拔了秦桧来代赵鼎。

虽然，张浚没有像赵构说得那么不堪，专把国家名器作人情，但“必误大计”却是切中了要害。

正是因为他对前线统兵将领的放任自流，识人不明，最终导致了符离之战的惨败。

隆兴元年五月，李显忠顺利攻克灵璧，但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于是显忠派灵璧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邵宏渊本就心胸狭隘，现见己功被抢去，于是开始心怀怨望。

不久，李显忠建议乘胜攻宿州，邵宏渊却不为所动，于是只好独自率部攻克宿州，城破后，邵部才赶来抢功。

随后，李显忠决定暂留驻宿州，一方面由于孤军深入，战略上有所保留；另一方面，与其继续北进，与金精锐骑兵野战，不如以逸待劳依靠城池与金兵作战，以吸引汴梁、睢阳所屯金军主力，为克复汴梁歼灭敌之有生力量。

战事发展正如李显忠所料，金军果然没有对宿州陷落不闻不问，纥石烈志宁率万骑自睢阳，金帅孛撒率十万步骑自汴梁南下宿州。

然而大战在即，南宋军事领导层的决策却为宋军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攻克宿州后，孝宗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抚使，邵宏渊为副，这一举措引起了后者的不快，邵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的节制。关键时刻张浚竟然迁就了他的无理要求，改令两人共同节制全军。

令出两门是兵家大忌，之后二人又在府库的问题上产生纠纷，邵宏渊提议将宿州府库中钱帛全部拿来犒赏士卒，李显忠却只同意每三个士兵赏一千钱。于是，邵宏渊便挑唆士兵拒绝受赏，立时人心浮动。

五月底，纥石烈志宁率领的先头部队来攻宿州，被李显忠所败。随后十万金军主力赶到，李显忠奋力血战，邵宏渊不仅按兵不动，还大说风凉话:“大热的天，摇扇子尚嫌不凉快，何况在大日头下披甲苦战呢！”

李部士兵自然愤愤不平，于是军心涣散，无复斗志。

入夜，邵宏渊部中军统制周宏声言金军来攻，邵宏渊之子率部先逃，宋军不战自溃。金军乘虚攻城，李显忠虽杀敌两千余，但终独木难支，遂弃城南归，结果于次日在宿州北的符离集被金军追上，其部大溃，被斩首四千，落水死者不计其数。所幸金军不知底细，不敢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线稳住了阵脚。

符离之溃不仅使宋军“精锐”伤亡大半，还使宋朝积蓄的军资损失殆尽。史载，金军在此战中仅仅缴获的盔甲就多达三万多副，其他军用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符离之战，张浚负有很大的责任，战后，他上疏自劾，孝宗热血沸腾下决意亲征。但主和派难得有了发难的把柄，纷纷要求严惩张浚，这时，赵构也出面为主和派撑腰，孝宗无奈同意议和，同时降张浚为江淮宣抚使。

十二月，陈康伯因病辞相，向孝宗推荐张浚以代。但赵构却指令主和派汤思退出任右相，好在孝宗还不想即刻放弃北伐，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汤思退升为左相，位在出任右相的张浚之上。

不久，宋金正式展开谈判，谈判中金世宗在军事上不断对宋施压，但孝宗明白金人也不想两败俱伤，于是利用金朝无心再战的机会，在议和条款上不断展示出强硬姿态。

隆兴二年正月，金帅仆散忠义再次来函，要价太高，口气忒硬。孝宗一气之下，将宋使卢仲贤以擅许四州之罪除名，改派强硬的胡防出使金营，以示绝不归还四州之心。和议陷入僵局。

不久，孝宗又命张浚视师两淮，全力备战，做出与金军一决雌雄的态势。

随后，张浚招徕山东、淮北义士万余人，补充建康、镇江之正规军，同时增修两淮城堡工事，添置江淮战舰，随时奉命待发。汤思退及其同党百般攻击张浚，诬称他：“名曰备守，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

而这时赵构也出来为主和派站台，在多方掣肘下，孝宗最终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四月，召张浚还朝，罢了他的相位。四个月后，张浚死在离京途中，遗嘱说：“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配葬在祖宗墓侧，葬在衡山下足矣。”

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的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来看，他在军事上的决策是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因素，但其志大才疏却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

张浚罢相，汤思退独相达半年之久，这时孝宗已彻底倒向了主和派。六月，他命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二州，虞拒绝执行，被降职知平江府。七月，海、泗二州宋军撤戍。九月，孝宗任命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汤思退都督江淮军马，负责江淮防线。

然而，汤思退却与金人暗通声气，要求金军重兵迫和。十月，仆散忠义挥师南下，由于主和派主动撤防，金军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两淮防线。十一月，楚州、濠州和滁州相继失守，长江防线再度告急。汤思退主张干脆放弃两淮，退守长江，尽快与金议和。

这时，孝宗听到使金回朝的魏杞报告，说金人议和要价贪得无厌，便激愤表示；有以国毙，也不屈从。抗金呼声再次高涨，太学生甚至准备伏阙进谏。

在抗金舆论高涨的情势下，十一月，孝宗罢免汤思退，将其贬至永州。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疏请斩汤思退及其同党王之望等，汤思退在流贬途中闻讯，惊悸而死。

在罢免汤的同时，孝宗重新召回因病出朝的陈康伯，任命其为左相，主持大局。但宋在军事较量上一再处于劣势，孝宗也不得不再派王扑出使金营，表示愿意议和以换取金人的退兵。金朝见以战迫和的目的基本达到，便停止进攻，重开和议。

经过讨价划价，双方于岁末终于达成了议和条款：宋金世为叔侄之国；“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南宋放弃所占的海、泗六州，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双方交换战俘，但叛逃者不在其内。

与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向金称臣，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比绍兴和议减少了五万两匹，而且由于双方不再要求遣返归附人员，使得投奔南宋的中原百姓得以安心留居江南，这对南宋来说是个不小的突破。

而南宋在采石之战后收复的海、泗等六州悉数还金，则是宋朝最大的让步。从这一方面来讲，隆兴和议算得上是一个“中性”合约。

隆兴和议决不是孝宗期望的结果，却是他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他在准备用武力恢复中原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向金朝索取更多的东西。

金世宗也从完颜亮的失败里明白，金朝没有力量灭亡南宋，他还从隆兴北伐里知道，南宋求和只是出于不得已。于是，他对内发展生产，稳定政局；对外既不轻易让步，也不主动挑衅。双方的这种国策使得隆兴和议以后的宋金外交总是别别扭扭的。

乾道元年（1165）四月，金使入见，孝宗要求按完颜亮南侵后的敌国之礼，由阖门使转呈国书。金使不同意，坚持要按绍兴和议的旧仪，由宋朝皇帝亲自起立从使者手中接受国书。双方僵持多日，最后由赵构发话，孝宗才不得不遵循旧例，但内心的屈辱和愤怒可想而知。

乾道六年，孝宗又派范成大使金，要求归还河南的陵寝之地，更改受书仪式。金世宗断然拒绝，复函表示同意“奉迁”赵氏皇陵，但将以三十万骑“迁陵寝来归”，将了宋朝一军。

于是，孝宗再派中书舍人赵雄使金，要求可不迁祖宗陵寝，只改受书仪式，金世宗也乐的扯皮，迁坟可以，受书难改。

孝宗也知道外交不过是一种试探，关键还是实力的比拼。乾道元年，陈康伯以老病辞相，不久离世。这时在位的宰执都不懂军事，于是孝宗开始把恢复的期望寄托在虞允文身上。

乾道三年，孝宗任命虞允文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替代刚去世的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以示对四川战略地位的特殊关注。

虞允文治蜀不到一年，经济发展，军政一新。

乾道五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为右相，同时兼枢密正使。虞允文向孝宗分析形势，认为宋金力量趋于平衡，当务之急，莫急于兵财。

于是，孝宗命他着手在军力与财力上为北伐作积极准备。军事上，他重建了淮东万弩手，改名神劲军；将定海水军直属御前，增设广东水军；按怯、壮分三等拣选三衙官兵，上等备战，中下等备辎重；将马军司牧地从临安移至镇江，以备随时渡江出击。

在财力上，他恢复了北宋以来的发运使机构，设都大发运使，以便及时调拨军需给养。他还对总领所作了调整，将淮东总领并入淮西总领，负责统一调度两淮、浙西、江东的军需财赋，这样，淮西、湖广与四川三大总领所恰与宋金战争中东、中、西三大战场相配套。

乾道八年二月，虞允文升为左相，但仅过半年，他就与孝宗在重用潜邸旧人上产生了分歧，辞相再任四川宣抚使。

孝宗并非对他失去了信任，而是有其用意。临行前，他与虞允文达成了分别从东西两路出兵收复中原的君子协定：“若西师出而朕迟回，即联负卿；若朕已动而卿迟回，则卿负朕。”

然而，虞允文入川一年，虽然积极筹划北伐，但孝宗每次密诏询问进兵之期，他都以准备不够充分而拒绝。

至于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是深知北伐不是轻率儿戏，故审慎对待；另一种说他是因为年龄越来越大，行事越来越小心，对北伐信心不足。但不管怎么说，就当时当日宋金的实力对比，以及金世宗治下的金朝政治清明来说，北伐都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而就在虞允文谨慎对待北伐一事后不到一年，他就积劳去世了。孝宗怪他迁延出师之期，还一反常规，对他不赠官，不赐谥。

但不久，孝宗就在检阅军队时，亲见虞允文教练过的士卒无不少壮勇武，感佩他稳健持重，有恢复之志而大志未酬，这才追赠他为太师，赐谥“忠肃”。

虞允文是孝宗前期抗战派代表，他的去世，对孝宗北伐大计是个沉重打击。孝宗的统治也大体以此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孝宗先后举行过三次大规模阅兵，以鼓励士气，振奋民心，矢志北伐。但允文一死，孝宗顿失支持，虎虎锐气也逐渐消退，守成暮气开始占据上风。

此后，孝宗就把主要心思放在了控制朝政、掣肘宰执上。

与虞允文类似的还有吴璘。吴璘的军事指挥能力决不在虞允文之下，他长期镇守川陕一带，前期抵抗西夏，后期抵抗金军，尤其是在和尚原之战、仙人关大捷中，与其兄吴玠形如一道坚固的屏障，保护了天府之国的安危。

但遗憾的是，吴璘的年纪比虞允文还大，在乾道三年就病逝了。当张浚、吴璘、虞允文等主战派将领老的老，退的退，朝廷就难免成为了主和派的天下。孝宗所信任的宰相史浩、王淮等人，长期把持朝政，主张与金国议和，不思北伐。放眼朝廷，哪有什么“恢复之臣”？

总的来说，孝宗一朝的大臣虽然有一定的才能，但在恢复失地、报仇雪耻这一目标上，缺乏坚定的决心和有效的行动，因此被认为是“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