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苏联如何应对“躺平”：出台反寄生虫法，强制劳动 - 今日头条
在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一场关于劳动和生存的较量悄然展开。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苏联政府面临着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年轻工人选择了“躺平”，即故意要求被开除或消极怠工，以此来逃避社会有益劳动。这种现象不仅威胁到了国家的经济稳定，更是对苏联建立的劳动道德体系构成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决定采取严厉的措施——出台了一项名为“反寄生虫法”的法律，旨在通过强制劳动来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反寄生虫法的背景
1970年4月，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一次紧急召开的会议中，宣布重新制定了一项名为“反寄生虫法”的法律，此次修订增添了针对故意失业者的新条款。这一举措直接响应了苏共部长会议不久前的一项重要指示，该指示旨在加强对逃避社会有益劳动和过着反社会寄生生活者的打击。
这场改革的导火索，源自于2月23日苏共部长会议发布的一项联合指示，名为“关于加强同逃避社会有益劳动并过反社会的寄生生活者斗争的措施”。该指示明确要求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对那些不遵守社会规定、故意逃避劳动的人群，进行强制的工作分配。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要确保每一个劳动能力范围内的公民都参与到国家的生产劳动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紧随其后，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迅速响应，发布了一项法令，针对18至59岁的男性全劳动力和18至55岁的女性全劳动力，规定若其工作时间不足四个月，则被视为“寄生虫”。此法令的出台，标志着苏联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消除社会中的“寄生虫”现象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
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挑战
从1960年代开始，苏联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下降，特别是在青年工人群体中，故意要求被开除或消极怠工的现象日渐增多。这一现象不仅影响了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对社会主义劳动道德构成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旨在促进就业和防止“寄生虫”现象的发生。
政府的首要措施是通过强制工作分配来确保每个劳动能力范围内的公民都能参与到国家的生产劳动中。在这一政策下，那些没有工作或是拒绝工作的人将被国家安排到特定的工作岗位上，不论他们的个人意愿如何。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确保全民就业和提高生产率的有效手段。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通过法律手段对那些故意避免参与社会有益劳动的人进行惩罚。1970年，苏联通过了被广泛称为“反寄生虫法”的立法，该法律规定，那些无正当理由而不工作、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将面临法律制裁。这包括可能的罚款或被强制安排工作，以此来确保每个人都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此外，苏联政府还试图通过提高工作环境的质量和改善劳动条件来激励工人。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工厂的设备，同时也增加了对工人技能培训的投入，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生产力。这些措施旨在创造一个更加积极的劳动环境，从而提高工人的工作满意度和积极性。
尽管苏联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挑战。其中之一是如何准确识别和惩罚那些真正的“寄生虫”而不是那些因为经济或社会原因暂时失业的人。此外，政府的强制工作分配政策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和选择权。
“人浮于事”与就业保障
在苏联，尤其是从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为了追求所谓的“充分就业”目标，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大量投资于基础建设项目，从道路和桥梁到工厂和居住区的建设无所不包。这种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然而，这种做法的一个副作用是，在几乎每一个工厂和企业中创造了过多的岗位，远远超出了实际的劳动需求，导致了严重的“人浮于事”现象。
这种“人浮于事”的现象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中非常普遍。许多工厂和企业为了达到政府设定的就业人数目标，不得不创造一些实际上并不需要的岗位。结果，很多工人发现自己的工作量相对较轻，有的甚至没有固定的工作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工人，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关系户，即便是不工作或者工作表现差，也能照常领取工资。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苏联特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和就业保障政策造成的，工资发放与工作表现脱钩，导致了工作激励机制的缺失。
这种做法对于那些真正认真负责的工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当他们看到一些不负责任的工人，甚至是那些根本不工作的人仍然能够获得与自己相同，甚至更多的工资时，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挫伤。这种不公平的现象逐渐导致了一部分原本敬业的工人开始模仿那些消极怠工的同事，因为在他们看来，努力工作似乎并不能带来相应的回报。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开始在苏联社会中蔓延开来，不仅限于工厂和企业，甚至在一些国家机关和科研机构中也能见到类似的情况。这种普遍的消极怠工态度对苏联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生产效率的低下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放缓，同时，广泛的不满情绪也在工人阶层中蔓延开来。
政府当局对这一问题并非完全没有察觉。为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工作纪律，提高工作效率的要求，以及实行一些激励措施，如奖金和荣誉称号等。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和管理机制的缺陷，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显著。
体力劳动岗位的吸引力下降
在苏联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中，政府为了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采取了保留大量体力劳动岗位的政策。这些岗位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业和领域，从建筑工地到工厂流水线，再到公共设施的维护和农业生产。政府的初衷是通过提供这些工作机会，确保每一位劳动能力范围内的公民都有工作，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策开始显露出其固有的缺陷。首先，由于这些体力劳动岗位往往是重复性和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对于那些寻求更有挑战性和更有成就感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这些岗位的吸引力是非常有限的。许多年轻人更愿意追求更高的教育和技能培训，以便能够从事更为复杂和有意义的工作。
其次，由于苏联的经济管理体系和工资制度的特点，这些体力劳动岗位的工资待遇往往不高，有时甚至低于国家提供的失业金。这种情况下，一些年轻人开始权衡工作与领取失业金之间的利弊。对他们来说，如果工作的收入不足以覆盖生活成本，或者工资待遇远不如直接领取失业金来得多，那么选择后者显然更为合理。这种现象在年轻人中逐渐蔓延开来，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宁愿领取失业金，也不愿意去从事这些体力劳动岗位。
这种趋势对苏联政府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它直接冲击了政府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了国家经济体制和劳动市场在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方面的不足。尽管政府试图通过提高一些体力劳动岗位的工资待遇和改善工作条件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这些工作，但由于经济体制的局限性和资源分配的问题，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
此外，这种现象还暴露了苏联社会在价值观和职业观念上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求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政府分配的工作。这种转变对于苏联这样一个高度集中化和规划化的经济体制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挑战。
社会固化与福利分配不公
在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住房分配的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当时的体制下，住房不是通过市场机制分配的，而是由政府控制并依据工龄来分配。这种制度本意是为了保证每个工人都能得到国家的照顾，尤其是那些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工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逐渐暴露出其固有的问题。
在这种体制下，工人获取住房的主要标准是其在工作岗位上的年数，而非其工作表现或贡献大小。这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许多年轻而有能力的工人，尽管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可能是各自领域的业务骨干，但由于他们的工龄不足，他们往往无法获得分配到一套自己的住房。相反，他们只能住在拥挤的职工宿舍中，这些宿舍的居住条件通常远远低于一个独立住房的水平。
到了20世纪70年代，据估计有500—700万青年工人住在这样的职工宿舍里。这一庞大的数字不仅揭示了当时苏联住房短缺的问题，也反映了体制内福利分配不公的现象。职工宿舍的居住条件通常较差，空间狭小，私人空间几乎为零，居住者之间的隐私得不到保障，这种居住环境对青年工人的生活质量产生了严重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工龄为基准的住房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社会阶层。那些由于家庭背景好而早早进入工作岗位的人，即使工作表现平平，也比那些后来因为接受更高教育而晚些开始工作的优秀青年更容易获得自己的住房。这种现象不仅打击了年轻工人的积极性，也让他们感到了深深的不公。
此外，由于领导层掌握着所有的分配权，这也给了一些人通过关系和走后门来获取更好住房的机会，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感。这种福利分配不公的现象，不仅影响了人民对国家政策的信心，也在年轻工人中种下了对体制的不满和抵触情绪。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质疑这种分配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它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