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球上唯一的智能型生物——人类，很显然，自从意识觉醒之后，认识到自己乃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之后，便不知觉中萌发出了这种思想：不想与低等生物为伍，强烈要求与它们区分开来，这在中华老祖宗身上表现得较为显著。
作为全世界文明起源最早、思想最丰富的民族，虽然当时生产力极度低下，人类在与自然界对抗过程中还处于劣势，还非常惧怕猛虎、水中鳄鱼等体型庞大、性情凶残的猛兽，但中华老祖宗还是保持着思想上的“优越感”，比如明朝大文学家、政治家刘伯温就在《说虎》一文中，先抑后扬地表达出了这种思想：
“虎之力，于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无之，又倍其力焉……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敌百，虽猛必不胜……其为人获而寝处其皮也，何足怪哉？”
此文中，刘伯温首先承认了老虎拥有的力量和爪牙是人类远远无法比拟的，这就变相承认了人类在老虎面前非常的弱小。但接下来刘伯温话锋一转：人类虽然没有老虎的力量之勇、爪牙之利，但人类有变化万千的智慧和工具，因此，在人类面前，老虎被人类宰杀并且剥皮当坐垫，就不奇怪了。
在这里，中华老祖宗从动物身上得来的优越感一目了然：人类有智慧，会使用工具，动物没有。虽然全文都在论述人对决老虎的优越感，但总体而言还是让人嗅到了作为人类十足的无奈：论力量，人类还是被老虎吊打的份儿。
为了进一步诠释人类的强大，树立这种“优越感”，中华老祖宗开动脑筋，发现了人与动物另一决定性差别：语言和文字。
人类会使用语言去交流，也会用文字做记录。而动物世界里，谁与争锋？即便鹦鹉、八哥也可以张嘴说话，但“火眼金睛”的老祖宗还是发现了区别：《礼记·曲礼上》中做了解释：“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为何鹦鹉和猩猩同样能说话，却老祖宗依旧认定是飞鸟禽兽呢？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上的交流，更不会因此激发出待人之礼和凝心聚力的“信誉”。这实际上是一种文明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在《礼记》看来，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有没有“礼”和“信”；反之，有了这两样法宝，人类虽然与飞鸟禽兽同生在一个环境中，却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一种独具文明性的“优越”物种。
说了这么多，相信各位读者已经明白了古人这番长篇大论论述的良苦用心：极力证明人类就是一种区别于动物世界的特殊存在。虽然人类的力量不如动物，但人类有智谋有思想；虽然语言并不是人类唯一掌握的技能，但人类能沿着“礼”的路径走向直通文明世界的康庄大道。由此可见中华老祖宗对与动物“不屑为伍”的态度。
虽然看似中华老祖宗对动物的低等、不文明“咬牙切齿”，但另一方面，老祖宗的眼中却又挤满了动物。
比如，公认的智慧化身诸葛亮，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制造工具也是一把好手。在蜀汉伐魏期间，原本形势一片大好，奈何后勤屡屡拖后腿，于是乎诸葛亮蒲扇一摇、大笔一挥，设计出了逆天的“木牛流马”，成功解决了后勤运输问题。
“木牛流马”究竟逆天到了何种地步呢？据史料记载重量为“一岁粮”，大约四百斤以上，每日行程为“特行者数十里，群行三十里”，可为蜀汉十万大军运输粮食。
再比如张衡发明的地动仪，也是中华历史上又一逆天神器，据说地动仪有八个方位，他们分别是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每个方位上均有口含龙珠的龙头，在每个龙头的下方都有一只蟾蜍与其对应。任何一方如有地震发生，该方向龙口所含龙珠即落入蟾蜍口中，由此便可测出发生地震的方向。
地动仪既然造出来了，龙身蛙嘴，看表象十分的“骨骼惊奇”，按照接下来的剧本，必然有大作为，史书果断助攻了一把：
汉顺帝阳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公元134年12月13日），地动仪的一个农机突然发动，吐出了铜球，掉进了那个青蛙的嘴里。没过几天，距离洛阳一千多里的陇西（今甘肃省天水地区）有人快马来报，证实那里前几天确实发生了地震。
不得不说史书的助攻恰到好处，符合了人们对剧本的预期发展。
但回过来头细想就会发现：虽然史书传言得沸沸扬扬，但个中细节经不起推敲，比如这么两件“逆天”神器，为何没有留下详细的设计图纸供后世研究开发？而选择隐藏在史书神话中？站在现代科学角度是万万不能的事。
另外，诸葛亮的“木牛流马”既然这般逆天，设计出来了也成功解决了关键的运输问题，为何原本几近成功的伐魏大业却彻底失败呢？
张衡地动仪既然一千公里外的地震都探测清楚，按理说灵敏度非常高，为何洛阳城内的敲锣、打铁声音不绝于耳，它为何却掉不出铜球呢？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木牛流马”，龙身蛙嘴，这些发明创造逃离不了动物世界，就表明这些发明创造很有可能宣传效果大于实际情况。因为对比现代科技发达、处处都是机器的现代，哪一种机器长得跟动物一样？挖掘机有牛头吗？轮船有马首吗？现在深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各种探测设备需要设置成龙身、蛙嘴吗？
纵观现在应用成熟的运输工具和仪器设备，根本就没有动物脑袋的立足之地，因为这些动物脑袋都是画蛇添足。仅此一点，基本也可以认定：老祖宗发明的神一般的牛头马面的运输车、龙身蛙嘴的地动仪，都仅是一种传说，现实中应该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既然如此，为何会出现牛头马面的运输车，龙身蛙嘴的地动仪？换句话说，老祖宗眼中为何挤满了他原本看不上的动物，导致创新逃离不了动物世界？
很显然这是一种思维和视野上的局限。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起源实在是太早了，在那个能量传递关系一点不知、地球和太阳谁绕着谁转一点不晓的时代，落后的生产力极大地限制了老祖宗的想象，但中华老祖宗精力又那么旺盛，思想又那么丰富，于是只能原地自我闭环。
在解决了人比动物“优越”这一点后，便开始将目光紧紧聚焦在了人类自身身上，开始了约束人性、制定礼仪的文明之旅。很显然这个旅途不轻松，中华老祖宗走得也颇为艰难，这就导致没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开发技术这个正轨上来，以至于中华老祖宗对待技术问题可谓是门外汉。
但是轻视技术、不去理会并不代表就可以完全回避，在面对运输难题、地震探测困难时还得咬着牙硬着头皮上。深谙人性的中华老祖宗明白一点：东西可以造得不那么好用，但气势上可不能弱，于是联想到老虎的力量之勇和爪牙之利带来的震慑感，就搞出了牛头马面的运输车和龙身蛙嘴的地动仪。效果好不好暂且不论，至少有人信了，史书上也记载得颇为“骨骼惊奇”，按照剧本发展果断强助攻一把，但涉及到的核心图纸就是不给，必须“失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