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向驻扎在上海闸北的国军第十九路军发动进攻，史称“一二八事变”。战争打了一个多月后，中国军队逐渐不敌，被迫撤退。由于战争导致长江航运停航，损害了英、美、法等国的在华利益，他们就跳出来督促和谈，于是双方停战。
在停战谈判期间，赶上了日本所谓的“天长节”，就是他们天皇的生日，所以日军打算在虹口公园也（今鲁迅公园）搞个庆祝活动，顺便庆祝他们打了场胜仗。
就在4月29日他们那个所谓的“天长节”当天，一个叫尹奉吉的韩国人引爆了一枚炸弹，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和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被炸死，日本陆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驻华公使重光葵均等人被炸成重伤。
策划这场爆炸的毫无疑问是中国人，至于为什么会由一个韩国人去执行，这就不得不提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了。
今天的中国帮派史，咱们就来聊聊这个王亚樵和他的斧头帮。
有别于上海多数帮派大哥如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王亚樵不是“社会人”。
1887年，也就是大清的光绪十三年，王亚樵出生在淮军、捻军、太平军主要的兵源地安徽（合肥），又是一个武德充沛的安徽人。
王亚樵的家境还算殷实，他的父亲是个大夫。也因为殷实的家境，让他接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以及先进的思想。1908年，王亚樵在老家合肥加入到了当地的同盟会中。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王亚樵也在老家响应革命浪潮积极投身革命，参与到安徽的军政府组织中。
相比于其他早期革命党，王亚樵显得有些另类，他不喜欢武人干政，但问题是当时遍地都是军政府啊，所以他在官场很难混。此后数年他频繁游走于安徽和上海之间，先后两次去上海都属于去避难。
1921年，34岁的王亚樵在上海等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机会，他接手了安徽在上海的同乡会，同时又把其中的劳工群体组织起来，组建了一个劳工总会。由于这些劳工出于自卫和在码头干活的需求都会随身携带一把短斧，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斧头帮”。
王亚樵在上海发迹的这个时间点正是军阀混战最乱的时期，在王亚樵创建斧头帮的前一年，也就是1920年，皖系在直皖战争中战败，这让当时控制着上海的皖系将领卢永祥处境十分尴尬。到了1922年，也就是斧头帮创建的一年后，孙中山和粤系军阀陈炯明决裂，孙中山被驱逐出粤逃往上海，其所代表的广东军政府事实上解散。这也就意味着北边的直系北洋政府成了当时国内唯一的合法政府。此时的直系觉得，吞掉经济富庶的浙、沪地区已经到了最好的时机。江浙战争，一触即发。
不过任谁也没有想到，打响王亚樵“民国第一杀手”名号的第一枪，也在这时候到来了。
当时的上海还在皖系卢永祥的控制之下，不过时任上海警察厅长的徐国梁却打算投直。徐国梁手中握有7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如果他倒戈，和江苏的直军来个里应外合，那上海可能瞬间就会丢。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徐国良却在上海的一家浴池门前遭杀手刺杀，干这事的正是王亚樵。
作为安徽人，还是本省同盟会元老，再不喜欢军政府也不会和皖系毫无联系。更何况他能在上海顶住青帮的压力混的风生水起，没有卢永祥的支持也办不到。
于是投桃报李，就做下了这件惊天大案。
当然，一个警察局长的死改变不了什么，甚至可以被当做开战的借口。
几个月后直皖开战，卢永祥战败，浙、沪被直系所控，把直系得罪狠了的王亚樵只得流亡广东。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王亚樵手下有个小弟跟着他一起参与了江浙战争，这个人后来也去了广东，还报考了黄埔军校。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特务头子，创建了军统戴笠。
而他俩的“缘分”，也才刚刚开始。
1926年，老蒋组织北伐，王亚樵很乐意参与到这种口号是打到军阀的战争中。他和自己的安徽同乡常恒芳一起奔赴回乡为北伐做舆论宣传。
不过仅仅过了一年，在北伐军攻下了他的第二故乡上海后，老蒋就背叛了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王亚樵对这种行为十分不耻，于是便成了坚定的反蒋分子。此后他频繁对国党要员出手刺杀，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皆死于他手。
1931年，王亚樵又谋划了针对老蒋大舅子民国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刺杀，可惜王亚樵派去的刺客误将宋子文的秘书当成他本人，宋子文靠着秘书的死躲过了一劫。
同年，王亚樵还谋划了针对老蒋的暗杀，不过因为实在找不到机会下手最后未能成行。
到了1932年，咱们前面提到的“一二八事变”爆发。
当时国府内的两个派系，分别代表宁、粤的蒋和汪意见出奇的一致，都主张妥协。
而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国党元老陈铭枢则主张抵抗，下令让十九陆军坚决还击的就是陈铭枢。
当中日双方在西方各国的“调停下”停战期间，陈铭枢找到了王亚樵，希望他去搞点事情。王亚樵欣然应允，开始筹划“天长节”的刺杀。只不过日军当天的活动不许中国人入场，于是王亚樵就想到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找韩国人干这事啊。
为什么韩国人就可以进呢？因为于朝鲜半岛很早就成了日本的完全殖民地，日本人对韩国人更放心些。而志在反日的朝鲜人则跑到上海成立了流亡政府，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所以只要找个会说日语的韩国人，这事就能成。
于是王亚樵找到了韩国临时政府的内务部长安昌浩，安昌浩又找到了专门搞刺杀的金九，就在日本发动“一二八”的几天前，金九还派人去刺杀了裕仁天皇（樱田门事件），可惜没成。而金九又找到了热血青年尹奉吉。
于是，王亚樵经过缜密的策划，将资金和武器提供给了金九指派的这个叫尹奉吉韩国人，就这么做下了这场惊天大案。
事后，尹奉吉被捕，在日本人的酷刑下他拒不承认受人指使，最后被押往日本执行了枪决，英勇就义。
而这件事也并没有影响停战协定的签署，毕竟比起死几个人，日军得到了最想要的结果。
几天后，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虽然协定规定日军要撤出占领区，势力范围维持在“一二八”之前，但上海却变成了非武装区，不能驻扎军队，这为日军之后再次谋划上海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也因为不能再在上海驻军，第十九军就撤出了上海。那个授意王亚樵搞暗杀的陈铭枢，也因为和老蒋相左的态度遭到排挤，次年就跑去福建与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1933年11月），武装反蒋。王亚樵也赶赴福州参与。
不过仅两个月后事变便被老蒋平定，王亚樵只得再次流亡。
之后的几年，王亚樵不忘初心，多次策划刺杀老蒋。期间还刺杀过一次汪精卫，使其受伤。
蒋介石对此忍无可忍，誓要干掉王亚樵。
而他派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正是当年在江浙战争中跟着王亚樵混的那个戴笠。
此时的戴笠已经成了老蒋的亲信，虽然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个名字还没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但军统的雏形已经出现了。
1936年，戴笠策反了王亚樵亲信余立奎的一个小妾。此时余立奎已经被捕，虽然他并没有背叛王亚樵，但他的小妾余婉君却被收买了。
这年10月，余婉君以兄弟妻子的身份约王亚樵见面，不知有诈的王亚樵赶去赴约，被早就埋伏好的特务杀死，时年49岁。
该怎么评价王亚樵呢？
我觉得曾与他一同杀蒋，建国后担任过我国内务部（今已撤销）副部长的华克之对他的评价最为精准。
“既未通读马列，也不相信神与国家。他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惜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他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