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0年的时候，沈邵华心里头琢磨着去北京瞧瞧她那已经三年没见的儿子，可自个儿一个人又有点胆怯。就在这时，家里来了一位看着挺朴实的农村大嫂，沈绍华仔细一瞅，这不是老朋友王淑兰嘛！王淑兰一听沈邵华的难处，二话不说就拍板说要陪她一块儿去北京。
到了北京，王淑兰提起想去看望她的大哥。沈邵华一听，心里直犯嘀咕，因为他压根不知道王淑兰还有个在北京的大哥。他忍不住问：“你大哥是哪位呀？”王淑兰回答说：“是毛润之！”沈邵华一听，眼睛瞪得老大，脱口而出：“你是说，你大哥是毛主席？！”
王淑兰究竟是何许人也，为啥她会管毛主席叫大哥呢？王淑兰这个人，她跟毛主席之间有着特别的情谊。她不称呼毛主席为领袖或者主席，而是亲切地叫他大哥。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挺简单的。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他们共同为了理想和目标奋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王淑兰被毛主席的胸怀和气度所折服，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敬佩和尊重，因此就用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称呼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大哥这个称呼，既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亲近，也展现了王淑兰对毛主席真挚的感情。
【支持革命，投身革命队伍】
王淑兰嫁给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在毛泽东眼里，他管王淑兰叫“四嫂”。
村里人都习惯叫毛泽民四哥，所以王淑兰就被大家自然而然地叫做“四嫂”。日子久了，毛泽东也觉得“四嫂”这个叫法特别贴切王淑兰那种勤劳又能干的性格。
在毛主席的记忆里，“四嫂”王淑兰一直就是那种实实在在、吃苦耐劳又手特别巧的妇女。他小时候压根没想到，他这位“四嫂”身体里藏着那么大的本事。
毛泽东从长沙读书返回家时，刚好碰上过年。他之前已经收到家里的信，说弟弟毛泽民娶了个能干的媳妇，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母亲对这位儿媳特别满意。
寒假一到，毛泽东就赶紧往家里奔，就想和家人一起吃顿温馨的年夜饭。一到家门口，就见一个女的迎了上来，接过他手里的东西，乐呵呵地说：“你就是大哥吧！赶紧进来，家里人全盼着你呢！”
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这位肯定是他弟媳。他迈进家门，发现全家人都围坐一起，聊得热火朝天。他先是给母亲鞠了个年礼，接着又跟其他家里人拜了年，然后才找了张凳子坐下，和家人聊起了最近碰到的乐子事儿。
说了好一阵子话，毛泽东才明白，他不在家的这些日子，都是王淑兰在辛苦张罗，把家里人都照顾得特别好。毛泽东心里挺感激，想说声谢谢，王淑兰却摆摆手说：“这都不算啥，我其实还挺羡慕你们这些有文化、有见地、有勇气的人，比我啥都不懂强多了。”
王淑兰心里头老惦记着外面的精彩世界，但她得留在村里头照看家里人，没法出去。她特别想让毛泽东跟她讲讲外面的事儿。有天夜里，毛泽东正和家里人聊着俄国共产党的那些事儿，王淑兰在一旁听得入了迷，眼睛瞪得圆圆的，满脸都是惊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好奇地问：“参加革命，不是会掉脑袋吗？”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为了革命事业，就算牺牲也值！”听完毛泽东的这番话，王淑兰心里豁然开朗，对这位大哥的敬仰又多了几分。
那天晚上他们的聊天，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毛泽东那双坚定有神的眼睛，真的让她心里很有感触。
1920年左右，翁婆俩都走了，家里头的大事小情就全落到王淑兰一个人肩上。她啥也没多说，还是跟往常一样，把家里打点得整整齐齐，一点不乱。
一年后，毛泽民老公领着她离开了韶山，奔向了长沙，两人一块儿踏上了革命的征途。老公刚拿定主意那会儿，她就铁了心要跟着老公干，不管是赴汤蹈火还是粉身碎骨，她都愿意。
王淑兰和老公总是不停地搬家，就为了躲开国民党的耳目。在这个过程中，她接触到了很多红色的革命思想，这些思想对她的影响特别大，让她的想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动手帮丈夫干点辅助的活儿，帮他减轻点负担。可正当她打算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时，却发现自己怀上了孩子。没办法，为了不干扰丈夫，她只能一个人回韶山去安心养孩子。
1925年的时候，毛泽东领着杨开慧回到了韶山，发动起了农民运动。王淑兰头一个响应，加入了当地的农民协会，而且她这革命意识提升得飞快。
之后，毛泽东去执行任务，走之前跟她道了个别，然后就再没了消息。她一个人把女儿毛志远拉扯大，还张罗起了妇女联合会。在湖南搞农民运动那会儿，王淑兰带着一帮姐妹们，直接闯进毛震公司，跟男人们坐在一块儿，一块儿喝祭祀的酒，硬是把封建社会里对女人的那些不公给打破了。
王淑兰胆子大，敢跟封建老规矩对着干，为了帮女人们翻身，她使了不少劲，女人们都特别感激她。就在那一年，王淑兰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之后，国民党开始迫害毛泽东的亲人，王淑兰没办法，只能离开韶山，转为地下工作者。倒霉的是，他们队伍里头出了个卖友求荣的家伙，结果所有地下工作者都被国民党给抓起来，关进了牢里。
王淑兰进了监狱，碰见了不少其他女犯人。她被大家推选为党小组的头儿，带着女犯人们跟敌人死磕到底，保护正在前线打仗的中央红军。敌人对她们严刑拷打，手段特别狠，但没人愿意背叛组织。王淑兰和狱友罗醒私下里有个约定，要是哪天她们中间谁牺牲了，另一个人就得当那个烈士留下的孩子的妈。
1930年那会儿，彭德怀大将军领着红军打下了长沙，王淑兰和她那些狱中的伙伴们这才重获自由。没想到之前说的话竟成真了，罗醒没能挺过敌人的严刑拷打，英勇地牺牲了。王淑兰记着之前的约定，把罗醒的儿子领养了过来，还让孩子改了姓，跟了毛这个姓，孩子就叫毛华初。
王淑兰领着俩娃，踏上了漫漫寻队路。母子三人边乞讨边问路，一心要找到红军。好不容易到了上海，却得知党中央早就不在上海了，毛泽民也去了江西根据地。
王淑兰没别的路可走，只好回湖南去。一到长沙，交通员孔福生就帮他们躲了起来。但王淑兰心里还惦记着找组织，于是她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亲戚，自己就开始四处打听红军的消息。为了打听消息，她啥活儿都干，一会儿是裁缝女工，一会儿又装成要饭的穷人。
红军的消息仿佛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点线索都没有。心灰意冷的王淑兰只好带着女儿重返韶山。一直等到1937年，国共开始第二次携手合作，红军也改头换面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时，王淑兰才好不容易和组织重新联系上了。
这时，她下定了个大决心，打算让孩子们离开自己，这样她就能毫无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里。她赶紧联系了长沙的八路军驻湘联络点，把两个孩子安顿到了延安，而她自己则留在了湖南，负责地下交通站的工作。
【“毛润之是我大哥”】
新中国成立后好长时间，王淑兰都没能打听到毛泽民的消息，但她心里还是存着点念想。到了1950年，毛志远在北京病了，得住医院。王淑兰急着想去北京照看女儿，毛志远的老公呢，也跟着她一块儿去了北京。
这次到北京，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隔天王淑兰就接到了毛主席的邀请。请她去中南海见个面。
王淑兰心里乐开了花，她按捺不住兴奋，跟着毛主席的秘书就去了主席那儿。毛主席笑着招呼她坐下，俩人就开始聊起了王淑兰家乡近几年的情况。王淑兰把知道的都告诉了主席。
她想打听下毛泽民的情况，毛主席就简单地说：“泽民现在还忙着呢，等他得空了，我催他给你写封信。”王淑兰没听到丈夫的近况，心里挺不是滋味，但她还是振作起来，把给主席准备的礼物拿了出来。
那是个没盖儿的杯子，她从湖南老家带来的小玩意儿，毛主席特别喜欢。这杯子外表不花哨，也不值钱，但就是透着股子家乡的亲切劲儿。毛主席高兴地接过了这份简单实在的礼物。
毛主席让王淑兰在北京多逗留几日，好好欣赏下北京的景色。王淑兰在照料女儿的同时，也会抽时间在北京城里转转，这样一来，她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劳动节一完事儿，王淑兰就回了湖南湘潭。她头一站去了韶山，去瞧瞧毛新梅的老婆沈绍华。沈绍华一听说王淑兰去过北京，就立马跟王淑兰说，想让王淑兰带她去北京见见在那儿念书的儿子。
王淑兰心里明白亲人出门在外的不易，所以就答应了沈绍华。这回，她没找中央办公厅和组织部，自个儿就直接奔旅店去了。
沈绍华心里急着想立刻见到儿子，王淑兰见状劝慰道：“人都到这儿了，别急嘛。今天你就安心吃顿大餐，睡个好觉。等明天，我亲自陪你一块儿去找你儿子。”
头一回来北京，心里头有点放不开，沈绍华对这儿的路也不熟，只能连连应声。第二天一早，王淑兰就领着沈绍华去找她那在清华大学上学的娃。她跟沈绍华交代：“昨晚我大哥来电话了，说要见我，这一趟估计得走三天。这几天你就自个儿到处逛逛，好不容易来一次，得多瞅瞅。”
果然，这三天王淑兰都没露面。沈绍华心里直犯嘀咕，王淑兰以前可从没跟她说过在北京还有个哥哥呢。
过了三天，王淑兰到家了，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一大包物件。她乐呵呵地从袋子里掏出了两件皮大衣，说：“瞧，这是我亲大哥给我的礼物。”接着，她又指了指旁边那一件，“而这一件呢，是我大哥特意为你准备的。”
沈绍华实在是憋不住了，直接就问了出来：“你那个大哥，到底是谁啊？”王淑兰想都没想，张口就说：“毛润之啊，他就是我亲大哥！”
沈绍华一听，当场就呆住了，心里嘀咕着：毛主席的字不就是润之嘛！她赶忙拽着王淑兰的袖子，眼里闪着光问：“你大哥，难道就是咱们毛主席？”
王淑兰微微颔首，但脸色瞬间变得忧伤，沈绍华见状，急忙追问她出了啥事儿。王淑兰这才把这次回家探亲的经历讲了出来。
这次毛主席见王淑兰，跟她谈起了毛泽民的事儿。王淑兰一听，才知道毛泽民1943年那会儿就已经不在了，心里头那个难受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毛主席也是因为怕她伤心过度，才一直瞒着她到现在。
这些年来，她一直靠着丈夫的力量坚持革命，但现在，唯一能给她精神支撑的就只剩下在延安的女儿和那个养子了。
沈绍华心里惦记着家里的事儿，急着想回湖南，可王淑兰却选择留下。为啥呢？原来是中央组织部给她在中央联络部招待所找了份工作。
王淑兰干了一段时间活儿后，心里头老惦记着老家，特别想回去瞅瞅。有天，毛主席的秘书来找她，说主席想见见她。她一听，赶紧就往中南海赶，到了那儿，毛主席已经在会客的地方等着她了。
毛主席瞧见她到了，就招呼她坐下，问她：“在北京这几天过得咋样啊？还适应不？”王淑兰笑着点头答道：“多谢主席挂念，我挺不错的，大家伙儿也都挺照顾我。”
毛主席再次开口问道：“你心里想不想念家里人啊？”
王淑兰琢磨了一会儿，最终还是点头表示：“有过这念头。”毛主席见状便说：“那挺好，回韶山去工作怎么样？”王淑兰一听这话，立马开心地回应：“好呀，回咱家乡当然好！这么久没回去了，确实挺想的，说到底，人还是不能离老家太远。”
王淑兰接着问：“我回家后能干啥活儿呢？”毛主席掏出香烟，缓缓点上，悠悠吸了一口，说道：“我听说咱们韶山的老宅子，当地政府给整修了一番，打算对外开放，给游客瞅瞅。那以后家里肯定人来人往的，会有好多客人，我琢磨着让你回去接待接待，你觉得咋样？”
王淑兰立马就点头答应了。毛主席接着说道：“政府打算为我回韶山专门建座房子，你去打听打听这事儿是不是真的，然后写信告诉我结果。还有，你跟他们说，这房子还是别建了。”
毛主席专门强调了这件事，王淑兰爽快地答应了一声“行”，随即着手准备回湖南的事宜。她跟女儿打了声招呼，也跟同事们一一告别，然后就踏上了离开北京的路。
【回湘担任解说员】
王淑兰离开了北京，回到了老家韶山。就像毛主席曾经说过的那样，政府给毛主席的老房子整了新颜，但里头的东西都还保持着老样子。回到湖南后，她干起了讲解员的活儿，给每一个来这儿玩的游客，讲毛主席的那些事儿。
她没在毛主席的童年时期陪在他身边，但在这个老宅子里，她也住了十多年。这儿的一花一草，她都了如指掌。
游客们经常能看到一位女士，她穿着淡蓝色的制服，头发剪得短短的刚到耳朵边。每次给人讲解时，她都精神饱满，好像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新鲜事儿。要是有人聊起毛主席在北京的生活，王淑兰立马就会接上话：“毛主席啊，对人特别和气，又暖心。家里要是来了客人，他能跟人家聊上一宿。不管谁去见他，都能感觉到主席那种非凡的气质！”
王淑兰老爱提毛主席的那些事儿，老跟孩子们讲毛主席的精神。日子一长，家里人都自然而然地特别尊敬毛主席，心里头还琢磨着，啥时候能去亲眼见见毛主席就好了。
有那么一年，王淑兰收养的儿子毛华初的媳妇韩瑾行身体出了状况，得跑到像北京那样的大医院去做手术。毛华初呢，手头工作一堆，实在走不开，所以就让王淑兰陪着一块儿去北京。
王淑兰爽快答应，立马带着韩瑾行去了北京，手术也进行得很顺利。准备回家前，韩瑾行琢磨着好不容易来趟北京，她老听婆婆念叨毛主席，自己却一次也没见过，就跟王淑兰说，想让王淑兰帮忙给毛主席写封信，看能不能见上一面。
王淑兰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把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她还提到，自家儿媳特别想见见主席。毛主席一看信，心里头那个乐呵，毕竟好久没跟老家的人打交道了。他立马让秘书去，把婆媳俩接到了中南海来。
哎，韩瑾行错过了机会，他跑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瞧苏联那边弄的“伏尔加河改造”展览了。秘书赶到招待所，只看到王淑兰在那儿，王淑兰找遍了地方也没寻着韩瑾行，没办法，只能自个儿去见毛主席了。
碰到毛主席时，毛主席问道：“你那儿媳妇不是住在北京嘛，咋没来呢？”王淑兰心里憋着气，回答道：“我压根不知道她溜达到哪去了，人影都没见着一个。”
毛主席瞧见她生气的模样，反而笑了，劝慰说：“没事，以后还有机会见面的。年轻人嘛，总是容易被新奇的东西吸引，这样才有朝气嘛！”王淑兰一听主席这话，心里的火也慢慢灭了，开始和主席聊起天儿了。
这天，碰巧韶山来了几位老乡，他们都是来看望毛主席的。里面还包括了塾师毛宇居，他是韶山乡人民政府派到北京来的，目的是请主席给新建的韶山学校写个名字。另外几位呢，是毛主席自己请来的，打算听听他们讲讲家乡现在怎么样了。
王淑兰看到情况不对，打算离开，毛主席喊住她：“你咋就要走呢，别人都没走哇！”王淑兰乐呵呵地回答：“我得去找我儿媳妇，她想见见您嘞！”说完，王淑兰急匆匆返回招待所，刚巧碰上韩瑾行回来，她拉上儿媳妇就走，跟着毛主席的秘书，一行人又到了中南海。
韩瑾行总算是见到了毛主席，主席的模样跟王淑兰说的一样，和蔼可亲。跟主席见过面后，韩瑾行和王淑兰两个人就又回到了老家。
王淑兰心里一直惦记着毛主席，而毛主席也一直记得这位坚强的“四嫂”。到了1960年，毛主席去湖南考察时，首先就想到了要见见王淑兰。他特地请王淑兰一家来到蓉园相聚，两人聊起了家常，互相问好，还谈到了各自的工作情况。
毛主席盼着毛华初能把心思放在科学研究上，给国家做点贡献，并且告诉他，不管是啥革命工作，各行各业对国家都很重要。
1964年开头那会儿，王淑兰得知儿媳妇要去北京开会，特地交代她，到了那儿一定得帮自己向主席问个好。因为她那时候被病痛折磨得厉害，心里头担心以后可能再也没机会见到毛主席了。韩瑾行记着婆婆王淑兰的话，见到主席就代为问候。毛主席关切地问：“你婆婆身子骨还行吧？”韩瑾行赶紧回答：“还行，啥都好着呢！”这话也是王淑兰临出门前反复叮嘱的，就是想让主席知道她挺好的，别为她操心。
1964年6月份，王淑兰因为生病离开了人世。为了达成她生前的愿望，毛华初把王淑兰的遗体安葬在了毛主席老家对面的那座青山里。
王淑兰跟着毛主席的步伐，打开了思想，为妇女争自由，后来还站出来支持并参与革命。她不怕困难，铁了心要走革命这条路，给国家出力。等新中国建立起来，她又变得非常低调，干的活儿跟大家一样平平常常，每天都特别努力。说她简单、实在，那就是对她最大的夸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