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算上家里包办婚姻的周氏，那么谢飞就是刘少奇的第三任妻子。

1913年2月3日，谢飞出生在海南省的一个渔民家里，家里为她取名为“琼香”，作为家中年纪最小的孩子，打小就受到了哥哥姐姐以及父亲的喜爱，虽然是一名打渔的，但是，谢飞的父亲思想比较开放，即便家里再穷困，他还是选择将女儿送到学校里面学习。

大革命的高潮袭来时，谢飞的三名哥哥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她也受到了哥哥以及学校进步教师的影响，积极投身到革命活动之中。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发生的时候，大批农会领袖惨遭杀害，但是，谢飞并没有被这阵仗吓到，而是毅然决然的投身到地方农民革命运动当中。

15岁这年，谢飞从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在革命低潮的时候最早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之一。

1929年，谢飞接受党组织的委派，孤身一人前往新加坡，参加中共在海外的地下党组织——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的机关工作。谢飞所待的地方乃是在南洋临委办的《南洋工人报》的印刷地方，她负责的就是保密机密文件和《南洋工人报》的印刷发行工作。

这份工作的危险性也不小，他们人手不多，工作还非常的辛苦，随时都面临着被发现被捕的风险，而且，生活条件也非常的差。

因为经费有限，所以连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成问题。据说，有一次他们断炊了三天，光是靠着喝水坚持工作，到了第四天，实在是撑不住了，走投无路之下，只能派一个人到附近的咖啡店里面赊一点花生米来垫一垫肚子。

4年后，谢飞奉命调回了祖国，在福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此时的她已经拥有了丰富的地下斗争的经验。不过，危险并没有因为她年纪的增加而降低。

1934年，红军长征出发前夕，中央确定要在中央直属机关和下属省委机关里面各自选拔一名女干部，组成一支特殊的连队跟着部队长征，担任起照顾老干部、护理伤病员等的任务。经过层层选拔，最后挑选出了30名女干部，谢飞就是三十分之一。

这一批被选出的女干部其中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康克清、蔡畅、刘英等人，由此也能看出谢飞的过人之处。

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都知道，这里面的艰苦不足为外人道也，他们所要征服的不仅是脚下的路，还有天上的轰炸机，地上紧追不舍的敌军，在这一过程中，不知道有多少红军战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女战士所做的牺牲更大。

作为长征女战士之一，钱希均就曾回忆过：“......我们这些女同志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忍受过饥饿，咽过野菜，遭受过严寒的袭击，跋涉过雪山草地，与敌人交过锋，有过悲伤，也有过欢乐......”

谢飞他们身上肩负着照顾老弱和伤病干部们的重担，即便自己累病了，他们也不能哭喊着，只能靠自己和疾病搏斗着。因为长途跋涉、雪山风寒、饥饿劳累等原因，绝大多数的女同志都受到了影响，有的人闭了经，有的人终身不育。而谢飞也受到了影响，所以同刘少奇结婚之后，一直没能要上孩子。

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时候，谢飞就曾听过刘少奇作报告，后来，两人也在一些公共场合和吃饭的时候碰到过，只是，两人都不认识对方，所以也没有说话的机会。而1935年刘少奇召集红军干部休养连的干部、战士开会，同他们商讨工作以及准备过草地的问题，当时谢飞就坐在下面听着。

两人第一次说话还是在过草地之前，谢飞为了红军女战士们向他申请增加一个挑夫。刘少奇答应了下来。

此时，刘少奇已经痛失妻子一年多的时间了，他的妻子何宝珍在南京英勇就义了。

对于红军指战员的婚姻大事，大姐们都非常的关心，而刘少奇也需要有人照顾。

多年以后，谢飞在文章中写道：

一天，邓颖超拿给我看一封信，信是刘少奇写给邓颖超的，大意是邓大姐曾许诺帮忙解决个人问题。现在自己心目中有了对象，是阿香，请大姐做媒。

谢飞看过刘少奇的这封信后，想到自己之前和他的几次见面，对于他也钦佩不已。所以，在邓大姐提出婚事之后，还有一点小害羞，只是，她还有一些顾虑，刘少奇比自己要大14岁。

对此，邓颖超劝说，这并不是问题啊，大点也没什么不好，毛主席还比贺子珍大17岁呢，两人的日子照样过得和和满满。

谢飞听了邓颖超的话之后，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碧空如洗，万里无云，这一天，刘少奇和谢飞凑了四五块钱，买了一点酒喝花生，在邓颖超的主持之下，举行了婚礼，而毛主席和周总理等10多位中央领导都高高兴兴的过来道贺。谢飞和刘少奇结婚之后改名谢飞，但是大家仍旧习惯叫她阿香。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谢飞就和刘少奇住进了窑洞里面。

为了加强北方的管理，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华北，临行之前，谢飞想到几件破旧的衣服，已经不能再穿了，于是匆忙做了几件衣服，又做了一些简单的准备就出发了。

路上，刘少奇穿着一件旧皮袄，谢飞看到之后戏谑道：“这个皮我看是狗皮，一点也不柔软啊！”“阿香，你是不识货哟，这是纯狼皮的，挺保暖哩！”刘少奇笑着指出妻子的错误，这对年轻的夫妻相视一笑。

一次，谢飞上街买东西，商店的橱窗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漂亮饰品，谢飞相中了里面的一款胸针，看着标价四块钱，谢飞想着自己能够负担得起，于是买了回去，结果回去后就被刘少奇看到了，随后她遭到了对方严肃的批评，刘少奇质问她为什么要买这样东西？谢飞打不出来，只觉得心中委屈极了。

第二天一大早，谢飞就将这枚胸针送还给店里，可是，店主却只退给她两块钱，无奈之下，谢飞只好选择将胸针拿回来。中午，谢飞连饭都没吃，就想着省点饭钱弥补自己花掉的这些钱。

刘少奇担心妻子会留下心结，于是和对方解释道：“阿香，我是你最亲的人，我对你的要求应当是最严厉的，这一点你慢慢想通了，就会理解的。”

刘少奇终日扑在工作上面，谢飞则负责保护丈夫的人身安全，不但在工作上帮助他，还在生活上予以他最贴心的照顾。

他们夫妇的生活也简单极了，每人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10块钱，其中吃穿用度都包含在这里面。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夫妻一天只吃两餐，早餐直接免去节省一点钱。后来谢飞在附近的一家小饭店里面订一份饭，然后两个人一块吃，担心丈夫吃不饱，所以谢飞常常将大部分的饭给刘少奇，只给自己留下一点。没过多久，谢飞就买齐了做饭用具，自己买菜做饭能节省一大笔钱。

对于刘少奇和何宝珍的孩子，谢飞也视如己出，对刘爱琴，谢飞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母爱。

多年之后，刘爱琴回忆：

当时我母亲不在了，谢飞妈妈对我很好。她是一个革命老妈妈，她的感情完全是对待革命后代的感情。她自己没有孩子，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

可惜，这段感情并没有走到最后。

1940年，谢飞受刘少奇的重托，渡过长江去皖南军部去给项英送信，却因为日伪军封锁控制了交通要道，所以过不了长江，从这之后就和刘少奇断了联系。

1968年2月的一天深夜，一辆警车秘密开往谢飞家门口，她被捕入狱。他们让她当刘少奇的活证人。

后来，谢飞说：“我与少奇一起生活近6年，文革期间恰好坐了近6年牢。”但是，不管被审多少遍，谢飞都是那句话：“根本就没那回事！”后来，因为周总理的过问，1973年国庆节，谢飞得到了释放。

谢飞不但是老红军，还是50年代的研究生，1952年，他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4年后，她担任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副校长，分管教学工作。

和刘少奇分开之后，她没有在结婚，晚年时和养子、儿媳以及两个孙女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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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信源&参考资料：

《往事追踪 名人轶事与社会写实》：群众出版社 ，1998版；

《刘少奇家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版

《长征女红军谢飞》：长征出版社，20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