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说夫妻就是上辈子的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我和妻子就是这样的一对，从小时候的闹别扭，到后来的情深似海，起因竟是一条三八线。

“李文瑞，你要是把胳膊再靠过来，小心我扎你！”一个姑娘恶狠狠地说道。

一个男孩挥舞着拳头，“你敢扎我，我要把你揍得鼻青脸肿。”

说完，不顾小姑娘的威胁，他毅然决然将胳膊顶了过去，使劲将姑娘往一旁挤去。

姑娘用手中的铅笔，狠狠地朝着男孩胳膊扎去。男孩胳膊快速往回一撤，铅笔一下子扎到了桌面上，笔芯断了。

此时，男孩洋洋得意地说道：“你划条三八线，也没用。我是英勇的志愿军，就要打过三八线。”

小姑娘给了他一个后脑勺，“以后我不理你了！哼！”

这是小时候上学时候的一幕，当然这种场景已经发生了多次。双方也互有胜负，斗得不可开交。

这个小男孩就是我，而这个小姑娘是大队书记的女儿-胡丹。

我叫李文瑞，1961年出生在汉江边上的一个农村家庭。家里虽然条件一般，但父母恩爱，兄弟姐妹之间友爱，家庭氛围非常好。

我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哥哥姐姐们读书不成，父母就将希望寄托在了我身上，希望我能当个文化人，以后有出息走出农村。

那时候没有幼儿园，不过在四岁多的时候，二姐就教我读书认字和算数。我也学得有模有样，很快，三年级毕业的二姐就教不了我了。

父亲激动得热泪盈眶，老李家要出个读书种子了。

1967年，我在大队小学上一年级。因为我启蒙得早，加上读书可能真有点天赋，很快就在一众小学生中崭露头角。

二年级时，大队书记的女儿胡丹和我成了同桌。她的成绩也很好，但一直没能考过我，这让她心里十分不高兴。

我们当时用的都是那种老式木质课桌，比较小。那时候比较穷，冬天又冷，家里都是将能穿的都穿身上，整个人圆滚滚的像个狗熊一样。

课桌本来就小，穿得又多，显得桌子更加不够用了。胡丹家里条件好一些，她穿一件带花的夹袄，里面全是新棉花，轻巧好看又保暖。

我往桌子上一趴，就占了一大半的位置。胡丹本来心里就不高兴，看我占了大半张桌子，更加不高兴。

刚开始，我写作业时，她就使劲往挤我。我也有些不好意思，就往边上让让。但写着写着就又忘了，这可把胡丹气坏了。

她在桌子上拿小刀刻了一条印子，说这是“三八线”，以后不准越界。

后来，她还真拿铅笔扎了我几次胳膊。我气急败坏，也不管什么三八线了，上课就故意挤她，逗闷子取乐，于是就经常发生文章开头的那些场景。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了1972年，这一年我们小学毕业了。我和胡丹又去了公社上中学，当时的中学只有四年，两年初中加两年高中。

上中学时，我们依然在一个班，但已经不是同桌了。加上那时候人也大了，男女生之间也几乎不说话，所以我和胡丹反而生疏了许多。

1976年，我们高中毕业了。此时高考还没有恢复，我们只能回生产队务农。

当年年底，我们曾就读的大队小学缺了一名老师。

我很想去当老师，毕竟这份工作，一不用出大力，就能拿满工分，二也算是个文化人该干的职业，符合家里人的期望。

可还没等我去联系，这个老师的缺已经没了，后来我才知道是胡丹去当了老师。

纵然心有不甘，但她父亲是大队书记，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事也改变不了。

于是，我便在生产队务农。后来我补了生产队会计的缺，虽然比不上当老师，而且繁杂的事特别多，不过我也满足了。

我在路上碰到过几次胡丹，她对抢了我老师的职位很不好意思。

我倒是没有怪她，还跟她开玩笑，让她可要注意，不准学生在桌子上划三八线了，那木桌已经伤痕累累，再划搞不好，就从中间断成两节了。

胡丹听我说起“三八线”的事，也是感觉好笑。看我确实心无芥蒂，她也放下了心，跟我开起了玩笑。如今再回忆起以前的事，反而成了趣事。

1977年10月份，胡丹来找我，说是恢复高考了。我们都很激动，在学校教室搞了自习室，每天下工后就去复习功课，仿佛又回到了以往学习的日子。

只可惜，第一届高考竞争太过激烈，我们的复习时间又短，考试自然是名落孙山。

虽然高考失败，但大家并不是很失落。这一次是时间太短，要是提前准备，是不是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呢！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像我，初高中成绩都还不错，但那只是在公社高中，和县里的中学比起来，教学质量差得不是一点点。

1978年的高考，虽然准备了大半年，大队也给我们开了绿灯，但结果依然是没戏。

通过这次高考，我意识到了，走高考这条路的希望微乎其微了。于是，这年冬天，我选择了报名参军，想换条路试试。

我舅舅家的表哥在部队当兵，去年他回来探亲时，就告诉我，像我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去部队当兵很有前途。

我记下了这句话，不过当时高考恢复的消息太过振奋，加上我年龄还小，暂时没考虑此事。

如今，参加了两次高考，我也清楚认识了自己的水平，当兵的事就提上了日程。

凭借着高中学历，我的参军之路挺顺畅。

胡丹对我去当兵不是很理解。这一年多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复习功课，仿佛又回到了当初上小学的时候。这一次高考失利，我还安慰她再战一年。没想到，我竟然临阵脱逃。

我有些无奈，自己总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吧！据说县城中学开了补习班，但想要去借读，就得花一大笔钱，我家里没这个条件，但胡丹倒是可以去试试。

我跟她说了自己的苦衷，胡丹也没有胡搅蛮缠。她满怀期待地说道：“那你去了部队，会给我写信的吧！”

我有些莫名其妙，为何胡丹会这样说。但看到她有些期待的眼神，我点了点头。

1978年12月15日，我离开老家踏上了前去内蒙古包头的军营。

在这里经过了接近3个月的军事训练，身上的稚气一扫而光。算不上从内到外完成蜕变，但也是焕然一新。

部队的氛围相当好，我的年纪较小，受到了许多老兵们的照顾。下连队后，我因为写了一篇关于南疆战场的文章，得以在军报上发表，成了连队里的名人。

连部领导也对我另眼看待，将我列为推荐人选，参加1980年军考。

自从1979年文件下发后，部队中想要提干就只能通过军校考试了。但想要参加军考，一方面是学历，另一方面则是在连队的表现，还有就是军事素质。

我的军事素质肯定比不上老兵，为了能顺利通过预选。排长指派了班长和副班长，专门给我开小灶，确保我能在预选这一关，不会因为军事表现拉胯落榜。

因为关系到全连的荣誉，所以大家都很重视，尽可能地给我创造条件。

我被调到了炊事班，每天不用出早晚操，复习的时间也更加充分。

我后来能顺利考上军校，与战友们的帮助和领导的重视分不开关系，这些都坚定了我在部队奋斗终生的信念。

我下连队安稳了下来后，给胡丹写了一封信，大致说了近况，也算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但后来一连串的事，加上平时复习时间紧，我几乎再未给胡丹写过信。

胡丹倒是一连串给我写了多封信，几乎是每月一封。她辞掉了大队小学代课老师的职务，去了县中参加了补习班。

跟班学习了一学期，1979年高考，胡丹再一次落榜。这下她也死心了，不再谋求考学的路。而是准备参加师资考试，以后献身于教育事业了。

看到胡丹的来信，我再次对高考的残酷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庆幸自己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参加军考。

既然这样，我更加不敢松懈。不然要考不上，不但丢自己的脸，更对不起连队上下对我的帮助。

1980年6月，我顺利考上了重庆后勤工程学院，虽然只是大专，但我已经十分满足了。

细数胡丹寄来的十封信，而我除了最开始的第一封，以及她参加完高考落榜时，写了一封安慰信，就再也没有写过信，我心里有了一些愧疚。

我也能感受得到，她对我有情谊。但当时我们年龄都还小，哪怕是现在，我和她都还不满20岁，谈这些为时尚早。

如今，我算是蹚出了自己的路，我也不再躲避这种接触了。

于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了她这一年多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点点滴滴，又仔细询问了她的情况。

胡丹的回信很快，信中洋溢着喜悦。她本以为我故意躲避她，是不想跟她有过多瓜葛，她挺失落的，后来的信也稀少了许多。

但看了我的信后，她脑补了我在部队夜以继日，发愤图强的场景，理解了我不想分心的意思。如今我考上了军校，也算满足了夙愿，她显得比我还激动。

就这样，在军校期间，我和胡丹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往来。

从她的字里行间，我脑海中那个拿着铅笔，要扎我胳膊的小姑娘，和如今胡丹的形象逐渐重合到了一起。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既然有此缘分，那就没有必要让它付诸东流。

1983年，在我军校毕业前，我也正式和胡丹表明了心迹，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胡丹也在1981年，通过了民办教师考试，在公社中心小学任教。

在我毕业那年，她成功考入了地区师专的民师班，脱产学习两年。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受到了我的刺激，不能落下我太远。

1985年毕业后，她拿到了公办教师的资格，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学校调整，岗位变动这些事了。

1986年，我和胡丹登记结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从小学一条“三八线”结下的情缘，到正式修成正果，度过了将近20年的光阴。

我后来在部队一直干到1999年，在团后勤处长的任上转业回了老家。

如今我和胡丹都已经退休，安享晚年生活。想想过去发生的点点滴滴，颇有种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梦幻感。

一个人一生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也是有迹可寻的。人世间的遇见，往往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

素材/李文瑞 文/老刘 图/来源于网络侵权删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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