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程文进 撰文/老刘【本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部分细节有文学处理，请理性阅读】
人常说：一饮一啄，皆是定数。1978年我去陕南征兵，遇到一个贫苦青年，将其破格录用。
随后，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又舍生忘死救了我一命，真是感叹命运的奇妙。
1978年初，作为一名新晋排长，部队派我去接兵。
在当时接兵是个“好差事”，连队里其他干部都已经接过兵了，于是这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走之前，连长拍拍我的肩膀说：“擦亮眼睛，这次可是去你老家那边接兵，你可得挑几个好苗子回来！”
在出发前，我先到教导队参加了为期三天的接兵培训。集训结束后，我便跟着大部队一起出发。
接兵营人数不少，领头的是团政治处副主任，还有副营长、副连长、排长、军医、班长等人，基本上都以副职为主，人数有二十多人。
我们连队这次只接16个新兵，所以就只派了我一个人。因为接兵人数较少，接兵营就把我和另外两个接兵少的连队，一起派到了宝山公社。
这里没有什么工厂和企业，全是农业人口，日子过得很紧巴。
我们三人到达后，公社武装部将我们安排在卫生院住宿，每天在公社食堂就餐。
为了招待好我们，食堂的炊事员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做的饭菜也是喷香扑鼻。
特别是我，因为也是陕南人，虽不是一个县，但在胡部长的口中，都是一家人。
其实我明白他们的意思，因为当时农村青年没有其他出路。
像他们这种没有企业的，根本就没有招工的机会，大把农村青年只能在生产队务农。
可以说，参军就是唯一的出路。不谈提干，就是去部队能学一门手艺，以后退伍回家，也能有安身立命的本钱。
我自己就是例子，也是农家子出身，靠参军提了干，在别人眼中也算混出头了。
我们来接兵，竟然成了整个公社的头等任务。各个领导都跟我们热情地招呼，吩咐各部门一定要配合。
三个接兵干部中，张排长资历最老，也有经验，所以我们一般事事都以张排长为主。
他倒也不摆谱，做事很讲究，遇到什么事了，我们都一起协商研究。
因为都是一个团的，所以我们倒也不必为定兵时抢兵员而发愁。
进大队走访时，我们三人便分开了，分别由胡部长和另外两名干事陪同。
胡部长陪着资历最老的张排长。和我在一起的干事姓孙，去年刚排长转业，我们年龄相差不大，他又刚离开部队，所以聊得也很投机。
在走访时，我却发现，孙干事带我去的全是大队书记、民兵连长、生产队队长等领导干部家中。
我心里大概猜到了一些，孙干事就说他也没办法，都是胡部长安排的。
这些领导干部早就打好了招呼，尽可能让他们的子女去当兵，有个出路。
我虽然不满意，但也没说什么，毕竟自己头回干这事，不熟，得回去问问张排长。
晚上回到宿舍，我和张排长还有另一位李排长聊起这情况。
李排长也抱怨道，他今天去的也都是些关系户，还被书记和民兵连长灌了一顿酒。
张排长倒是见怪不怪，接过兵的他对这里面的门道很熟悉。
他抽了一口烟，说道：“你以为他们好吃好喝招待我们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想到时候通融一下嘛！但这种事也避免不了，大家擦亮眼睛吧！最好不要落下什么话柄！”
张排长的话老成持重，我们也都点了点头，留了个心眼。
在走访一个叫古城的地方，依然照例先去了生产队家里，可看到他儿子的那一刻，我就皱起了眉头。
原来这位青年有明显的外八字，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通过体检的。
这样的兵要是被我带回去了，不得被连长和指导员骂死啊！
我实在不想与其虚与委蛇，出门后，直接告诉孙干事，这兵要不了。
孙干事有些为难，低声说队长家与公社主任是亲戚，要是提出不要的话，不好交代。反正带过去了，干个后勤还是可以的。
我冷下了脸，对于地方上这种走后门行为，我虽然想管但无可奈何。
但像这种纯属弄虚作假的，我坚决不能要。
谁不知道当兵名额的珍贵，浪费到这种人手里，实在有些不甘。
就在我和孙干事争执期间，一个穿着寒酸的青年，走了过来。
他怯生生地问我们，是不是部队来的接兵首长？
我连忙摆手，说是部队来的，但可不敢称首长。
青年有些激动，说他之前报了名，也参加了体检，结果也通过了。他还在家等着家访呢？一直没看到人。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青年，他身材匀称，腰背挺拔，身高大约1米7。虽然穿得有些破烂，但看得出来是个壮小伙。
我欣然答应，拖着有些不悦的孙干事去了青年家里。
路上，我大概了解到了他的情况。青年名叫熊健，1960年出生。
他的身世有些苦，5岁时父亲去世，他母亲便带着他改嫁到了这里。
继父对他也不错，还供他上初中。可就在毕业那年，他母亲却又因病去世。
他的继父咬着牙供他读完了初中，家里也确实无力供他读高中了，他便回生产队干农活。
如今继父年纪也不小了，家里也有几个同母异父的弟弟，生活压力很大。
于是，他便想参军，一方面是自己能找个出路，另一方面也想减轻家庭负担。
听着他朴实的言语，我也不禁心有戚戚，这个青年和当初的我何其相像啊！
到家后，确实如他所言，家徒四壁，甚至连个完好的碗都找不出来。
我跟熊父拉了会家常，便起身离开了。离开之前，我做了个决定，通知熊健在家等着，会有好消息的。
等到全部走访完毕之后，我将那名队长的儿子，踢了出来，换成了熊健的名字。
胡部长对我的决定很不满，还跟我翻了脸，但我据理力争，坚决没让步。最后胡部长无奈，去找张排长商量了。
最后带兵离开时，我看到了那个兵被张排长领走了。我没有说什么，每个人有每个人做事的原则，管不了别人但能管好自己。
回到连队后，我向连长和指导员汇报了这次接兵的事。连长嘴里骂骂咧咧，说这些年地方上越来越瞎搞了，搞得新兵质量一年不如一年。
指导员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做得对。
熊健果然没让我看走眼。在新兵营训练时，他便从侧面打听到了，像他这种赤贫家庭来当兵的少之又少，所以他十分珍惜这次机会。
他的身体条件确实不错，特别是耐力惊人。三公里越野时，他的表现甚至不比新兵连的班长表现差。
下连队后，熊健的表现更是一日千里。
作为步兵连，每天的训练强度还是很大的。许多刚下连队的新兵，一时半会适应不了，整天叫苦连天。
但熊健都坚持了下来，而且他为人特别谦逊，不怕丢面子，积极向老兵请教。
在部队里，大家都知道，许多老兵看起来像个“兵油子”，但实际手里都有点绝活。但能不能学到手，就得看你的为人处世了。
有些老兵爱指派新兵干这干那，有些新兵不服，会直接顶牛。可能当时不会有什么，但时间长了，能感觉出来自己被孤立了。
熊健则是从不抱怨，做事积极，眼里有活，老兵们都很喜欢他，也都愿意教他两手。
1978年底，熊健就被提任为副班长了，算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79年初，南疆战云密布。1月下旬，我们开始向广西方向机动，准备作战。
这场战争，对许多78年兵来说是痛苦的回忆。但对有些人来说，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对熊健而言，他抓到了一个绝佳机会。
在路过一处无名山岭时，我们遭遇到了越军的突袭。
当时情况危急，越军居高临下。我们虽然找到掩体还击，但没有地利，牺牲很大。
特别是对方的迫击炮，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连里组建突击队，冒险前去拔掉钉子，而我就担任了突击队的队长。
挑选队员时，本来是不考虑新兵的。但熊健的眼神很急切，也很热烈，想起他平时的训练表现，特别是耐力和射击能力，就带上了他。
我们顺着丛林，摸到了越军的阵地。对方人数并不多，大约不到两个排的兵力。
但迫击炮的数量不少，我们抵达后，趁敌人装填炮弹时，发动了突袭。
打死了几个敌军之后，对方也反应了过来，拼命向我们还击。
这时候，一颗炮弹在我不远处炸响，我的耳旁“嗡”的一声，暂时失去了听力。
接着，又是一轮炮火洗地，一个战友的腿被炸断了，在地上哀嚎。
我红了眼，扑过去就要将他拉回来。这时候，子弹擦肩而过，身上一痛，也不知道哪里中枪了。
随后又是一阵冷枪袭来，危在旦夕之时，一个身影冲过来，扯着我的腿，将我拽到了灌木丛后。
这个人是熊健，他将我救下来后，和战友们一起向敌人展开了反扑。
此时越军对下方连队的炮火攻击减弱，连队战友们也趁势攻了上来。
突击队的表现可圈可点，在大部队攻上来之前，这群越军就丢下了迫击炮逃窜而去。
熊健没有去追击残兵，而是扑到我身边，大喊卫生员前来救治。
此刻我已经快要昏迷过去，趁着还清醒的时候，我表扬熊健干得不错，这次立了大功。
熊健眼含热泪，他沾满硝烟的脸庞，已经冲出两道泪痕。
我被送到了后方医院，此后的战事没能参加。
而熊健一路凯歌高奏，战后评定功绩的时候，他得了个人二等功。
战后养完伤，我因为伤残提前转业。离开时，熊健专门请假送我。他已经被推荐参加教导队培训，提干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熊健路上一直在感谢我，要不是我将他带到部队，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
我笑着说：“都是你自己的努力，算下来我还赚了呢！要不是你，恐怕我命都得丢在山上。”
此后熊健一直在部队发展，直到2002年，他以正团职转业回县公安局，当了一名副局长。
我俩再次见面时，已经是2008年，熊健此时是常委兼局长。
我转业后也被安排到了公安系统，成了派出所的一名小警员，直到退休时也只是一个副所长。
但熊健并没有自傲，依然对我无比尊重。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多高的地位，依然保持着谦逊低调的作风。
他知道我因伤，晚年生活有些难过，每年都会抽空来看我。
看到熊健，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年穿着破烂的他，怯生生地邀请我去家访时的场景。
我也没想到，当年的一个举动，竟然不久后就给了我回馈，此后更是回馈了这么多年。
—难忘当兵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