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狩四年（即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自率五万精兵出征匈奴。此次出征目标是匈奴最高首领——单于。汉武帝为此次出征专门召开御前会议，确定了大军进兵路线。

卫青带领大军从定襄出发，出塞千余里，出乎意料地遭遇了匈奴大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卫青大获全胜，杀死或俘虏敌军万人，但单于却趁两军交战时溜了。

涉获章渠（单于近臣），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山名）。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瀚海。——《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而霍去病从代郡出征，其功劳则远远超过了卫青。“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杀死或俘虏敌人超过卫青，“执卤获丑（擒获、俘虏的匈奴）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此外，霍去病直捣匈奴老巢，俘虏了单于的近臣将相，从而形成了有效打击；而且封狼居胥，确认汉属领地，开疆拓土。

所以，返回长安，霍去病再次加封，追随将领也各有封赏。而卫青“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

自从此次出征后，卫青的地位“日退”——一天天败落了；而霍去病“益贵”——越来越受宠尊贵，甚至超过了卫青。

卫青受冷落，霍去病日益受宠，人情冷暖立刻有所反应。“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跟随卫青的所有门客纷纷离去，转身投奔了霍去病，不久便能获得官位。

“唯任安不肯”。

一般世俗之人，如蝇逐臭，改换门庭，而任安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卫青。司马迁虽寥寥数语却高度褒奖了任安不趋奉权贵的精神，对此唐朝刘禹锡也曾诗赞“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

“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司马迁明确因为与田叔之子田仁关系交好，所以才有了《田叔列传》。田仁与任安“同心相爱”，而任安又与司马迁交好，所以褚少孙在《田叔列传》之后补缀了任安的传记。通过任安的传记，可以从侧面了解大将军卫青其人其事……

年少时，任安非常可怜。传记中用“少孤”两字体现，即年幼时父母便已亡故。任安迫于生计，替别人赶车到了长安，顺便留了下来做了“京漂”一族。

“求事小吏，未有因缘也”——任安本想靠伺候别人而挤入公职人员行列，可惜缺少人脉。

“因占著名数，家于武功”，“占著”意思为上户籍，落户；“名数”意思为户籍；“武功”是扶风西边的小县，山谷口靠山处有通往蜀地的栈道。

也就是说“京漂”任安趁着上户籍的机会，在武功安了家。

任安认为武功是小县，没有豪门大族，容易抬高自己。安家就不再是漂泊一族，需要找份稳定的工作，“代人为求盗亭父”。

“求盗”解释为追捕盗贼，“亭父”意思是亭卒，即亭长的手下。亭长相当于乡镇派出所长，刘邦曾任亭长。

任安如愿以偿，终于当上了缉拿盗贼的捕快，后来又升任为亭长。县里百姓一起出去打猎，任安经常为他们分配猎获的麋鹿、野鸡、野兔等。“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合理安排老人、孩子和壮年到或艰难或轻松的地方。

任安的分配赢得了称赞，“无伤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略”。“无伤”意思为无妨、无碍；“分别”是指分析辨别事情；“平”意思为公平，公正；“智略”是指聪明智慧。

第二天百姓又聚集在一起准备打猎，来了几百个人。任安说：“某某的儿子叫甲，怎么没来呢？”

“诸人皆怪其见之疾也”——众人都惊异任安认人的速度。

褚少孙刻意模仿司马迁的笔法，通过生活小事反映人物的突出能力。就像刘邦斩蛇、吕后寻找刘邦等等。

后来任安被任命为乡里“三老”之一，又因亲民被举荐为县长。“出为三百石长”，超过一万户的县为县令，俸禄为千石到六百石；不满一万户的县为县长，俸禄为五百石到三百石。

然而，任安县长任职不久被罢免了。“坐上行出游共帐不办”——由于汉武帝出巡时，陈设帷帐供给使用的必需品不完善。

为皇帝准备出巡所需的物品，只能强行摊派压榨百姓，这明显有违任安“举为亲民”的个性。所以，任安被罢免恰恰是其亲民的体现。

“乃为卫将军舍人”——任安没有了谋生出路，只好投奔到卫青门下做门客。

在卫青门下，任安遇见了田仁。“此二人家贫，无钱用以事将军家监”——两个人家境贫寒，没有余钱用来疏通卫青的管家。“家监使养恶啮马”——管家安排二人饲养烈马。

任安家贫尚可以理解，田仁一个“官二代”为何家贫？

“叔以官卒，鲁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伤先人名’”（《田叔列传》）——田叔在鲁国国相任上故去，鲁王想赠送百金祭祀田叔，但田仁并未接受，理由是不能接受赠金而损害了父亲的名声。

此文含义颇多：其一，田仁家境贫寒，田叔葬礼俭朴，以至于鲁王想赠金厚葬。其二，田仁年少。不然田叔作为鲁相，完全有“父任”的机会举荐为郎官。其三，田仁见识非凡，并非贪慕虚荣之辈。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任安与田仁成了知心好友。褚少孙之言便是“同心相爱”。

有一天，二人在床上“卧谈”。田仁说：“这个管家不了解人呐。”任安抱怨道：“将军也不了解人，何况是他的管家呢。”

任安此说有证据。卫青曾带二人去拜访主子平阳公主，卫青是平阳公主家的奴隶。“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平阳公主家安排二人与骑奴同桌吃饭，二人自尊心受辱，拔刀割席另找地方坐。

下人们感觉怪异而心生厌恶，但无人敢斥责二人。想想也是，卫青出身于骑奴，卫青的门客与骑奴一起吃饭跌份吗？任安、田仁的这份心高气傲有点虚假。

“其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此后汉武帝下诏选拔卫青的门客做自己的侍从官。卫青从门客中选择富裕的人，让他们准备鞍马、绛衣、用玉装饰的剑，准备报送入宫。

卫青为何选择富裕子弟，“令具鞍马绛衣（鲜衣怒马，绛衣指侍从官的官服）玉具剑”呢？因为郎官尤其是骑郎，马匹、马鞍及官服均需自己准备。穷困潦倒的任安、田仁自然无法配备。

其实，主父偃也是游历多年，走投无路才投奔到卫青门下，后因缺少食宿费用，准备打道回齐。临走之前，最终决定投书自荐，所以才有了后来一年连升四级。

从奴隶到将军，卫青身份变化、眼界拓宽，变得嫌贫爱富了。在褚少孙来看，这好像是正常的变化。

“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卫青准备送门客入宫时，恰巧赵禹来访。

赵禹，作为一名酷吏，手段残忍口碑极差，褚少孙竟称之为“贤大夫”！而司马迁揶揄嘲讽断然不会如此直白。

卫青招呼举荐门客，让赵禹逐一过目。赵禹按顺序考问，十多个竟无一人通晓事理有谋略。

赵禹说，“我听说将军门下一定有人才。如今皇上下诏举荐门客，希望得到什么贤才。这些富家子弟，都是绣花枕头。”

“于是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余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赵禹又将卫青百余名门客召集起来，继续按顺序考问，最后才发现田仁、任安。一个大将军，门客数量仅是司马相如老丈人卓王孙家僮的十分之一。

“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可见，卫青的门客不仅数量太少，质量也太差了。

门客流行于春秋战国。“战国四公子”、稷下学宫、燕国黄金台、秦相吕不韦及淮南王刘安皆因蓄养门客闻名，这都是游离于朝堂之外的势力。

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苏建曾跟司马迁说：“我曾质疑卫青，大将军极其尊贵，天下贤大夫却不称赞。希望卫大将军努力效仿古代招选贤才的名将。”

卫青对苏建说道：“魏其侯、武安侯厚待宾客，天子常常切齿痛恨。安抚士大夫、招纳贤才，那是国君的权力。作为臣子奉公守法，做好本分就够了，何必非要招纳门客？”霍去病也效仿卫青，做将军如此谨慎。

跟随卫青出生入死的校尉裨将封侯者九人，成为将军十四人。如果卫青野心膨胀，根本不需要蓄养门客。这就是可怕的存在！

外戚掌军权，且能征善战，卫青从未遭猜忌，或许与其不蓄养门客有关。而卫青推荐富贵门客或是有意隐藏“锋芒”。

然而，卫青至死谨小慎微，恪守人臣本分。

“卫将军见此两人贫，意不平”——卫青看到田仁、任安二人一副穷酸相，内心忿忿不平。

卫青为何会有如此表现呢？

卫青不过是平阳侯府的奴隶，因姐姐卫子夫受汉武帝宠幸而从军，继而成为将军。难道因为地位改变而嫌贫爱富了？

赵禹去，谓两人曰：“各自具鞍马新绛衣。”两人对曰：“家贫无用具也。”将军怒曰：“今两君家自为贫，何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何也？”将军不得已，上藉以闻。——《史记·田叔列传》

赵禹离去之后，卫青对二人说：“自己去准备鞍马、绛衣吧。”

“家中贫困，没钱准备。”

“现在是二位家贫，为何这么说话？你们心中不满，好像这事怪我，为什么呢？”卫青对二人回答很生气。但是，卫青不得已，只好造册如实上报。

褚少孙的文字充斥着对卫青的厌恶，这导致了后世误读司马迁。相对来讲，司马迁刻画的李广人物形象完美，英勇故事精彩；反观卫青传记平铺直叙，毫不隐讳其奴隶出身。对比出身、征战、英勇、智谋，会发现司马迁褒扬李广多一些，自然会认为贬低了卫青。

田仁、任安受诏见，“诏问能略，相推第也”——汉武帝询问二人才智，二人相互推崇。田仁说任安善于领兵，任安说田仁擅长治政。

汉武帝听后便任命任安监护北军，田仁监护边疆屯垦生产。

“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数从击匈奴”（《田叔列传》）——田仁作为卫青的门客，因为孔武有力曾多次跟随出征匈奴。然而，田仁实在不是行军打仗的料，卫青七战七捷，田仁竟未能立功封赏。

那么，任安干啥去了呢？

“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如同田仁所说，任安适合敲着锣鼓为士兵呐喊助威。任安的才能不是冲锋陷阵、驰骋疆场，而是文官之类。

前123年，卫青第二次出征，右将军苏建（苏武之父）全军覆灭，只身一人返回大营。当时，卫青向“正（执法官）闳、长史安、议郎周霸”征求该如何处置苏建。此处“长史安”便是任安，“长史”负责处理政务的属官。所以，任安未立军功大致可以理解了。

此后，任安官至“北军使者护军”，而田仁官至“丞相司直”，均为二千石，相当于省部级高官。“北军使者护军”是皇帝下派京师卫戍部队的监军；“丞相司直”为辅助丞相监察百官，负责检举揭发。

征和二年（前91年），江充以巫蛊诬陷太子刘据，刘据不得已发兵诛杀江充等。受“太子有兵事”牵连，任安和田仁“下吏，诛死”。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临刑的任安的回信，不仅透露了两人的友谊，也让任安名垂千古。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任“郎中”（即郎官）时曾奉命出使巴蜀。平定西南夷设五郡在元鼎六年（即前111年），由此推测司马迁出使在元封元年（前110年）前后。

司马迁与任安大概此前在宫中结识，进而结交。而郎官的直属领导郎中令在前117年之前为李广或者其子李敢。李广于前119年自杀，李敢接班郎中令在任一年多，因殴打卫青而被霍去病射杀。

司马迁曾是李广的属下，出于对老领导的同情，所以李广传记才格外精彩。而将李广之死归咎于卫青用人不当，则是李敢的臆测以及后世读者的推测，至于事实如何前文已有分析，不再罗嗦。

卫青的确存在有识人不明的可能，主父偃就是例子！前134年，主父偃在走投无路投奔了卫青。“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卫青多次向汉武帝推荐主父偃，汉武帝愣是没有召见。最终，主父偃无奈投书自荐。

俗话说“功高震主，兔死狗烹”。历史上大多名将名相下场均是如此。诸如白起、韩信、周亚夫等等名将，征战沙场立下赫赫战功，最终却亡命于朝堂争斗。而功绩卓著的文臣也不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如文种、伍子胥等等。

卫青征战匈奴七战七捷，立下不世之功，却从未被汉武帝猜忌。大概是卫青深谙为官之道，夹着尾巴做人，门客招揽既不多，也不要有才能之人，所以得以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