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梭伦改革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推动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在限制贵族权力以及提升广大雅典城邦公民和工商业主权力和地位方面，梭伦相较于之前提秀斯改革之后的雅典已经进步了很多。梭伦改革完成之后，崭新的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结构得到了重新构建，尤其是四百人会议的设立和选拔，使得公民大会再次成为了雅典城邦的主要权力机关，这是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志。

梭伦改革时期出台的解负令其实是雅典城邦政治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解负令的内容直接标志着雅典债务奴隶制的废除，这使得雅典城邦合法公民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多，并且数量上的优势也直接促进了雅典公民民主政治意识的觉醒。他们在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开始团结起来反抗雅典当时权利分配相当不公平的政治现象，并且将贵族集团直接作为进攻目标。

与此同时随着工商业主的崛起，广大平民与工商业主在出身方面有着共同的社会基础，并且在当时雅典贵族政治的局面同样面临着相似的压迫，因此两大群体，也就是后来的山地派和海岸派开始联合起来。梭伦改革一方面是对于当时社会矛盾不可调和所作出的必要改革，一方面是不得不承认现实社会中雅典城邦公民意识的快速崛起，尤其工商业主的频频施压，使得贵族政治已经难以维持。

虽然梭伦改革使得雅典城邦开启了民主政治的新道路，但是在其改革内容方面仍有不少氏族部落时期的制度残留。比如四百人会议依然是通过血缘关系所选举出来，这具有非常浓厚的氏族公社味道，对于当时人员流动非常频繁和广泛的雅典城邦来说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继梭伦之后雅典城邦时代的又一位伟大改革家和政治家克里斯提尼开始针对雅典城邦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改革，并且对于梭伦改革是器所遗留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清算，雅典城邦开始迈入了民主政治的高峰。

重新设立10大地域选区部落

梭伦改革时期设置的四个血缘部落实际上是四百人会议的主要选区，这种血缘部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要显得更加封闭和保守，因为以胞族为核心进行了四百人会议成员的选举，一方面是极具血缘歧视的，比如一般都只是同一胞族中名望较高、资历较老或者是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人一般才会被推举成为四百人会议成员。另一方面这种血缘部落的划分在城邦各地区尚未频繁流动之时问题不大，但是一旦人员流动频繁，这种血缘部落就很难存在了。

克里斯提尼针对梭伦改革时期所遗留的氏族部落时期的参与四百人会议进行了彻底改革。克里斯提尼直接将原来的四个血缘部落全部废除，因为按照但是雅典城邦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人员流动已经非常的频繁，原来相互隔离、没有交集的地区此刻已经开始连成一片了。尤其是在这将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雅典城邦的工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商人的流动使得各个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克里斯提尼依据当时雅典城邦人员流动的现实情况，不再以血缘这种封闭性的原则进行选区部落划分，他用更为开放和灵活的地域作为当时雅典城邦选区部落的主要划分因素。按照地域因素克里斯提尼一共设立了10各地区部落，并且我们知道梭伦改革之后不久雅典城邦就按照地位和职业的不同出现了三大政治派别，分别是平原派、山地派和海岸，克里斯提尼巧妙地将他们糅合在了一起。

三大政治派别在克里斯提尼执政之前的政治斗争可谓十分激烈，甚至出现了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对于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克里斯提尼将三个派别混合在了各个选区部落之内。比如潘迪奥尼斯部落就是由海岸派的米利诺斯、山地派的阿尼亚以及平原派的古达特内昂组成。新的地区部落以地域和现实户籍为基础，并且将三大派别糅合在一起，充分打击了当时的贵族集团。

五百人会议的产生及其职能

克里斯提尼新建立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十大部落选区使得雅典城邦彻底摆脱了原来氏族部落时期的落后残余，从此雅典城邦在民主政治发展发面不断散发出耀眼的光辉。原来势力根深蒂固的贵族集团此刻已经被克里斯提尼分布到各个地域选区当中，并且在进行选举的时候有海岸派和山地派选民的牵制，使得雅典城邦的民主选举能够最大程度上体现出民主风格。

在完成了对于梭伦改革时期士族制度的残余之后，克里斯提尼碎玉四百人会议也进行了相适应的变动，五百人会议的设立成为了雅典城邦克里斯提尼执政时代以及今后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权力机构。十大选区部落每个选举出50人组成城邦的权力机构五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与四百人会议的最大区别应当就是前者不再有社会等级的限制。

也就是说原来四百人会议在人选方面直接将社会中的第四等级排除在外，这在五百人会议当中已经完全被废除。五百人会议成员没有任何等级和财产限制，只要是雅典城邦成年男性公民即可，因此五百人会议其实相较于四百人会议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其对于人选的限制也更为宽松，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出了五百人会议的民主性。

与此同时五百人会议在实际权力方面也要比四百人会议时期更大，因为四百人会议毕竟处于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初期，并且血缘色彩十分浓厚，因此在其施政过程中难免会受到贵族势力的影响。而五百人会议除了在雅典城邦组织公民大会进行重要事务的表决以及相应的立法权之外，五百人会议还能作为一个常设机构来管理雅典城邦，也就是说这种公民大会性质的决策机构已经成为了雅典民主城邦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了。

克里斯提尼对于军队的改革以及陶片放逐法实施

五百人会议不紧急取得了雅典城邦常设权力机关的地位，而且在日常的组织机构上克里斯提尼也设置了轮值形式的主席团，他们作为五百人会议的领导机关主主要负责雅典日常政务的处理。五百人会议的设置实际上已经打破了雅典城邦的血缘部落限制，从此以后的雅典开始向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民主政治飞奔而去。

在雅典的军队建制上所存在的问题也和之前的国家权力机关相似，之前的军队征兵同样是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选区之内进行，克里斯提尼在废除了血缘部落，建立起新型的地域部落之后，在军队人员的选拔上同样也面向十大地域部落进行。不仅如此在兵种方面的要求上，克里斯提尼也作出了新规定，比如一个地域部落选区需要提供的兵种包括重装步兵、骑兵以及擅长水战的水手。

但是在具体征兵数量上没有史料可以参考，不过依照当时各个选区部落的人数来说，征兵数量应该不会太多，毕竟雅典城邦没有推行像斯巴达城邦那样的严格的全方位的军事化发展政策。在军队的统治机构上，克里斯提尼按照选区的数量设置了十将军委员会，每个地域部落选区推举一人担任将军成为委员会成员。不过雅典军制规定士兵没有俸禄，全靠自给，因此每个士兵的经济负担非常沉重。

陶片放逐法政策的出台是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期的一个创新，其主要针对的就是雅典城邦凡有重大罪行的公民或者官员。这种罪人的定罪在过程上十分民主，主要由公民投票将是否同意放逐海外的意见写在陶片上，然后在经过公民大会以及全体公民集体投票决定。被放逐的人要流亡海外十年之久，但是其在雅典的私有财产是可以保留的。陶片放逐法实际上对于雅典城邦的贵族和一些专制之人是非常大的威胁，有效保证了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

评价

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真正得到充分体现应该是在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期，不过这也不能否定梭伦改革对于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要是没有梭伦时期制定一系列打击贵族政治的措施，雅典城邦到了克里斯提尼时期也不会有这种有利的政治局面和社会条件，因此两大民主改革在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发展中使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梭伦改革使得雅典城邦开始步入了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之中，那么克里斯提尼改革则是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火车头，在这次改革之后，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开始了快速发展。克里斯提尼改革使得雅典城邦彻底摆脱了原来较为落后和严重阻碍雅典城邦发展的氏族社会残余。

将以地域为主要基础的部落选取划分，一方面是因为克里斯提尼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当时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克里斯提尼虽然也是贵族出身，但是他却非常注重保护平民和新兴工商业主的政治权力和地位。按照地域因素为基础能够将当时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潜力充分激发出来，并且将三大派别势力糅合在一起能够有效缓解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

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政治改革对于雅典城邦时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的。首先克里斯提尼对于梭伦改革中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方案，例如公民大会地位的提高、打击贵族集团等等都进行了全方位的继承，同时将不适合的措施予以废除。并且克里斯提尼为今后雅典民主政治发展高峰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的伯利克里改革就是在克里斯提尼执政时期所奠定的民主政治基础上进行的。

参考文献：《雅典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