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记得那年的腊月。
腊肉挂满了屋檐，灶间飘着辣椒和姜蒜的香气。母亲在院子里择菜，塑料盆上还贴着去年过年的福字，边角都翘起来了。父亲蹲在拖拉机旁，叼着从供销社买来的便宜烟，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灰掉在满是机油的工装裤上。
那天下午，远房叔叔王德福来了。
他穿着件发白的夹克，脚上的解放鞋沾满了泥巴。母亲忙着给他倒水，是用那个带着豁口的搪瓷缸，缸身上印着已经褪色的牡丹花。
“老弟，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月…”王德福搓着手，目光在地上游移。
我躲在堂屋的门帘后面偷听。冬天的风把竹帘吹得哗哗响，夹杂着邻居家收音机里传来的评书声。
原来王德福查出了肝癌。他掏出一沓诊断书，纸张已经被汗水浸得起了皱。住院押金要三万块，他求遍了整个村子，才凑了一万多。
“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他说到一半，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母亲连忙给他拍背，那件发白的夹克被咳得一抖一抖的。
父亲坐在太师椅上抽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表情。墙上挂着我刚考完期末的试卷，红色的”98分”刺眼得很。
“多少钱？”父亲终于开口。
“一万五…不，一万就行。”王德福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谁。
院子里的母鸡咯咯叫着，带着一群小鸡从门前经过。墙角晒着的辣椒面散发出呛人的气味。
“行。”父亲掐灭了烟，“明天去镇上取钱。”
那晚，我听见父母在厨房低声争执。母亲说：“那是咱们全部的积蓄啊，还有娃的学费…”父亲打断她：“救人要紧。”
第二天，父亲让我去邻居老张叔家借了辆自行车。他骑着车子出门了，车后架上绑着个旧挎包，里面装着房产证和拖拉机的牌照。
天很阴，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土腥味。
一个星期后，我们家的拖拉机被开走了。那是父亲十年前买的，每年春耕都靠它赚些外快。拖拉机刚发动时，轰鸣声震得院子里的鸡群惊慌失措地乱窜。
那年的春节，我们家没有大鱼大肉。母亲煮了一锅白萝卜炖肉，说是去年腌的咸肉太咸，炖萝卜才好吃。父亲喝了两碗米酒，脸红红的，絮絮叨叨地说起他年轻时的事。
王德福叔叔在正月初五就走了。听说临终前一直念叨着要还钱，他儿子跪在病床前发誓一定会还。
日子还是照常过。邻居家的拖拉机轰鸣着从门前经过，激起一路尘土，父亲就坐在门槛上默默地抽烟。有时我偷偷看他，总觉得他的背影比以前更佝偻了。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重点高中。父亲凑了两万块钱让我去县城读书，说是亲戚借的。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他偷偷去镇上打零工挣的。
日子就这样一年年过去。我考上了大学，又在城里找了工作。父亲的头发白了大半，但还是喜欢蹲在院子里抽烟。母亲有时会说：“你那烟就不能换个好点的？”父亲总是笑笑：“习惯了。”
前些日子，我回老家。刚到村口，就看见一辆黑色的路虎停在我家门前。
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年轻人跪在地上，旁边放着个密码箱。
“叔叔，这是二十万。我爸走的早，这些年我们家发展得不错。这钱是利息。”年轻人哽咽着说。
原来他是王德福的儿子。这些年，他从工地小工做起，后来开了建材公司，现在在市里也算个企业家了。
父亲愣在那里，手里的烟掉在地上。他弯腰要扶年轻人，被对方执意推开。
“叔叔，当年要不是您，我爸可能连最后一口气都等不到我回来。这些年，我一直在打听您的事。”年轻人说着，眼圈红了。
那天晚上，父亲破天荒地换了包红塔山。他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繁星。
我蹲在他旁边，问：“爸，当年您为什么要卖拖拉机救王叔？”
父亲摸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年轻的王德福背着一个瘦小的孩子。
“那是我刚到这个村的时候。你爷爷刚过世，家里穷得叮当响。那年我发烧到四十度，是你王叔背着我走了十里地去镇上打针。”父亲的声音有些哑，“他还偷偷塞给我五块钱买营养品。那时候五块钱够买一袋大米了。”
我愣住了。这些往事，父亲从来没跟我说过。
夜色渐深，蛐蛐的叫声此起彼伏。父亲把烟掐灭，说：“咱们农村人，就是这样。今天我帮你，明天你帮我。都不记得的。”
第二天一早，我偷偷去了趟镇上。买了条金链子给母亲，让她别总念叨父亲抽的烟不好。又给父亲买了条工装裤，和他以前那条一模一样。
回程的路上，我遇到了以前的初中同学。他开着车，说要送我回村。路过供销社时，我让他停了车。
我买了两包老白沙，就是父亲以前常抽的那种。柜台上还是那个老式的玻璃罐，里面装着柠檬糖，标价五毛一颗。
天很蓝，像父亲年轻时的工装裤，蓝得发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