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互威慑与制裁后，中美依然保持理性和可谈判的空间。一种维持经贸要素流通但安全与竞争要素突显的中美关系基本已经成势。

本文‬转载作者｜王英良

2024年即将结束，一切走向新的“不确定”。在最近八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段较长期的挑战，而中美关系又将面临一个新的“分水岭”。在新冠疫情期间对中美经贸施加了巨大压力并极力寻求中美经贸关系重置的特朗普重新赢得了总统大选，即将在新年的1月20日展开其第二个任期。在经历了对中国反复且矛盾的系列政策后，中美产经冲突集中在特朗普新任期前爆发，在相互威慑与制裁后，中美依然保持理性和可谈判的空间，尽管目前是拜登执政，但一切将取决于特朗普。

中美经贸领域的博弈具有其固有的深度和复杂性，经过特朗普与拜登八年的任期，直接后果是中美关系出现新的转向。一种维持经贸要素流通但安全与竞争要素凸显的中美关系基本已经成势。

首先在贸易关税上，其实中美两国建交的重要保证就是美国赋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一贸易地位，相当于中国变相地承认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但享受美国提供的类“公共物品”与政策红利，即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中国承接美国的“外包”以实现代工贸易，进而获得国家发展的经济基础。可以说，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是中美建交中一个重要的信任契约，而目前美国威胁取消中国这一待遇，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中最重要的贸易部分需要进行重置。如果PNTR取消，那中美贸易关系就更缺乏规范，冲突的随机性会更强。中美在关税问题上的密集冲突接近八年，但中美依然保持着每年超5000亿美元的贸易流动。现实是，双方都在为高关税而付出代价，同时两国政府不约而同地在国内做着深刻的政策和产业调整。美中同作为全球重要的消费市场，中国并不把关税作为常用工具使用，形成对外制裁效应，但特朗普与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海关关税却成为常用的对外制裁工具。

在直接投资领域，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出现短暂的密集投资缓冲后迅速下跌。这种下跌的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层面的因素以及疫情带来的不确定，而拜登政府则更加注重吸引对美国的清洁能源产业有利的中资企业赴美投资，比如民主党主政的州府对国轩高科与宁德时代提供的超十亿美元级的支持。拜登对TikTok实施了较为“温和”的威慑。尽管中国头部企业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基本完成了对美直接投资，在美国的存量投资蔚为可观，但在近八年中，大量中资企业撤离美国本土，大量在美存量投资企业在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的同时，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在两任总统任期中，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能够产生政策影响力的案例较少。

在金融领域，中国着力推动“去美元化”，并借助双边货币互换、战争冲突、援助等因素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影响力，然而美元依然“一家独大”。中国在过去的近十年中，依然难以撼动美元的主导地位。随着中国经济走弱以及美国经济在通胀的环境下保持新的增长，这使得美元的地位越发突显。美国经济增长的企稳，也使中国政府有信心去增持美国国债。8月15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6月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其中显示，中国6月增持美国国债11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54亿元），总持仓增至7802亿美元，这是在常态化的减持趋势下，中国又一个百亿级大手笔增持。这反映了在国债的售买关系中，中美依然维持着理性。

当然，在拜登政府的执政四年中，中美在产业领域最大的特征是中国长期积累的矿业优势，尤其是在锂电以及稀有金属上的优势，已经深刻地转化为对美国的竞争优势。这一系列产业竞争使美国首次处于巨大被动地位。中国拥有全球矿业网络、矿石精炼和提纯、市场规模等综合性优势，这种优势迅速转化为电动车和无人机产能，中国第一次引领了全球产业变革，当然这种变革在带来市场支持的同时也招致了强烈抵制。中国在稀土等矿业上的天然优势，使得中国在面对芯片禁运和制裁之际，能够采用近乎对等的手段打击和弱化美国特定军工企业的优势，这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这也使大国工业产业的竞争越发有向原材料回归的趋势。而针对中国的反制裁，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特定企业的压制。制裁本质上压缩了特定跨国公司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和空间，给中国有潜力的企业崛起造成困难。拜登则继续报复以高关税，因为美国政府认识到自身市场对中国出口企业的重要性，而高关税确实对中国出口企业以及中国企业在全球的投资和商业布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的“重置”难以避免，因为目前二战后的秩序基本处于被缓慢打破的阶段，或者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功能，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已接近失能，联合国难以约束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发动侵略邻国的战争，二战后的秩序在大国带头破坏与不服从的背景下走向瓦解，其合法性与认同度均受到了挑战。世界主要大国均在着力挣脱二战后秩序的束缚，比如俄罗斯采取了冒险的军事政策。美国祭起了关税政策，尤其重要的是采取“反”传统全球化的道路，力图中止“外包”，并寻求产业“回归”。关税是搅动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关键，即美国不再以本土市场作为类“公共物品”，而是聚焦于大国竞争，并不认为单方面提供类“公共物品”有助于夯实本国领导地位，而是需要以“现实主义”和实力来维护领导地位。

特朗普当选后，首当其冲接受考验的依然是中国在美国的跨国公司，比如直接受到威胁的TikTok注定要面对诸多的不确定性。而中国在美国的存量投资，如一些军工企业、一些具有军民两用意义的民用产业等均可能受到新的安全审查。新的流量投资为了规避国家安全审查风险，大概率会选择改头换面进行投资。相比于在第一任期中的“任性”、“懵懂”与“政治不成熟”带来的政策反复并最终导致竞选连任失利，目前特朗普已经成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初步完成党内统合，并致力于改造美国的国内政治经济规范与秩序，重塑美国政府与行政。在国际上，特朗普力图重塑美国领导权，寻求通过经济外交以及对外招商引资等途径，重塑美国过往的工业制造业荣光。

可以展望，在关税层面，由于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吸引特定国家的企业赴美投资，所以新任期内，对华高关税依然会持续，但在便利美国弱化通胀的大宗产品上，中美谈判的空间会更大。中国由于经济本身走弱，同样要遏制美国通过关税杠杆撬动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可能出现的新热潮，尽管美国依然是中国企业布局全球资产的最佳东道国，但中国政府限制对外投资的政策因素会对这一过程产生深刻影响。

在直接投资领域，美国经济增长以及对关税的恐惧会刺激一批中资企业赴美投资，同时美国对外资审查的规范设计基本已经完成，除非契合美国国内市场需要或拥有竞争力的技术，否则在流量上，涉技术类的投资依然很难通过。当然，如何对待TikTok会成为中美投资关系的一个新分水岭，因为TikTok业已成为美国民众的一个消费现象与习惯，成为中国服务业对美直接投资的代表。但从长期来看，TikTok很难在美国实现长久立足。而另外一个对TikTok施压的可能理由是其母公司字节跳动业已成为中国人工智能的新力量，打击TikTok有助于削弱字节跳动的综合实力。中美在直接投资领域的冲突，会出现一新的高峰。

在金融领域，由于中美已经有了固定化的金融对话渠道，这成为一种“次元首”的外交沟通渠道，可以较好地协调两国汇率与货币政策，同时这一渠道已经相对成熟并被拜登政府视为一种政治遗产。相信在特朗普新的执政期中，这一渠道依然能够发挥作用，但在是否购买美元国债议题上，中美博弈会更加复杂，因为中国政府从来不会放弃取代美元或实现对美元地位的对冲这一雄心。

中美关系的重置，从弱化经贸投资要素互动开始，一切都在转变。世界经济态势会在中美相互“脱钩”的进程中实现新的力量重组，无论“脱钩”还是“挂钩”（比如近期《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签署再续约五年）中国都会是其中的重量级参与方和利益攸关方。中美如何相处？中美贸易与合作如何再构造？这是中美两国政治精英和民众都需要回答的重要议题，因为中美关系已经并非像18世纪那样，隔着太平洋这个物理距离，略有瓜葛、相安无事，而是经过建交后近半个世纪的深度相互依赖构建，已经到了牵一发动全身的地步。无论是学术界从学理逻辑分析中美关系动势，还是政策界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权衡取舍，两国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均要回答如何在中美关系转型中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各自国家利益这一核心命题。当然，中美两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两国政治制度对塑造产业的积极性、创造性、规模性、革命性的国内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的竞争，所有经贸要素流动的背后是两国政治制度所推动的生产要素优劣势与运行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质量的博弈。尽管在AI时代一切貌似若隐若现，虚实相间，但综合国力的竞争这一国际政治“铁律”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