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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通过共产党情报局开展了对南斯拉夫的斗争，并通过这一斗争对东欧国家进行了整肃，使这些国家的政权都掌握在那些比较服从莫斯科的领导人的手中，试图遏制这些国家民族倾向的发展，保证苏联和苏共的影响，并把这些国家的内外政策纳入苏联的外交轨道。但是，另一方面，苏南冲突带来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并使苏联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1、苏联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契机由于南斯拉夫所处的地缘政治状况，在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抗的条件下，无论是对于“民主的”西方来说，还是对于“共产主义”的东方来说，南斯拉夫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苏南冲突后，美国开始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开始向南斯拉夫提供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以便在东欧国家中打入一个楔子。从1953年开始，美国政府的官方报告开始把南斯拉夫发生的变化看作是其成功分化苏联集团的开端。
另一方面，随着同南斯拉夫关系的发展，西方国家开始把南斯拉夫看作是北约南翼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1955年4月，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开始企图把南斯拉夫纳入西方联盟的军事政治体系，巴尔干公约条约的签订便是进行的这种尝试（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军事政治联盟)。这不能不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心。
此外，在苏南冲突之后，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国际社会开始承认，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苏联的社会经济体系，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统一的社会主义体系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独特道路还产生了示范效应，向留在苏联阵营的其余国家，以及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证明了不同于苏联的另外一条发展道路。
逐渐地，南斯拉夫问题不再单单是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问题。无论是从维护苏联安全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加强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来说，改善苏南关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领导人便开始对苏南关系重新进行评估。在被捕之前，贝利亚一直在支持苏南改善关系，并建议与铁托在莫斯科或贝尔格莱德举行一次秘密会晤。但贝利亚改善苏南关系的努力，遭到了仍然执行斯大林路线的莫洛托夫的反对。主席团支持莫洛托夫的看法，并建议只准与南斯拉夫建立一种和苏联与北大西洋侵略集团相联系的资产阶级国家相类似的关系。
尽管如此，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1953年6月，即斯大林去世刚三个多月，苏联就主动派出了新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打开了长期僵持的苏南关系的局面。苏联对南斯拉夫政策的改变也使得残酷的反铁托和反南宣传发生了明确的变化。
虽然1953年春天苏联的宣传仍然保持着敌对的格调，总的来说还重复着以前共产党情报局和苏共中央框架内所形成的提法，但苏联外交部的秘密文件及其他的一些文件却反映了苏南关系的一些新变化。
1953年5月18日，苏联外交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基尔萨诺夫向《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主编米京通报了在罗马尼亚收缩反南宣传的事实。
降低反南宣传标志着苏联对南斯拉夫新政策的转变伴随着苏联新的外交方针的实施，1954年秋苏联领导人开始尝试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尽管反对南斯拉夫仍然是共产党情报局的主要工作之一，南斯拉夫国内也仍然在进行反苏宣传。
对于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必要性，赫鲁晓夫在1955年7月9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在这次会议上，在就苏南谈判进行的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指出，苏南冲突不符合苏南两国和两党的利益，不符合整个人民民主阵营的利益。而帝国主义则利用了这场冲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此外，赫鲁晓夫认为，美国利用南斯拉夫企图达到其军事上的目的：
在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以后，他们盘算着把我们排除在地中海之外，建立起帝国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美帝国主义者致力于在西德、挪威、丹麦、比利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和其他国家建立起针对苏联的军事基地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也希望在南斯拉夫建立这样的军事基地。这样一来，美帝国主义者就在西部建立起了反对苏联的联合防线，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需要这样的防线来遏制共产主义和把共产主义的势力推回去。”
面对这种情况，苏联领导人面临的任务是，应该考虑利用那些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苏联有分歧的力量，使它们不能成为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并把这些力量积极地站到自己一边，至少要使他们中立。
赫鲁晓夫认为，“如果美英帝国主义国家成功地实现了他们在南斯拉夫的图谋，那么，‘巴尔干的局势将更加复杂化’，西方集团的地位将会得到加强。”
2、苏南两国关系的改善苏联领导人对巴尔干局势的担忧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北大西洋联盟不断得到加强，并企图把西德纳入这一联盟的同时，美国还在世界各地加强建立反苏联盟，其中包括积极建立巴尔干联盟，而建立这一联盟的目的是在东南欧这一战略位置部署自己的军事力量，使其同北约联系起来，并利用巴尔干联盟对相邻的人民民主国家施加压力，首先是使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脱离苏联。
在美国的努力下，1953年2月，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经过长期的谈判，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并于1954年8月组建了巴尔干联盟，规定缔约国之间相互承担军事义务。但是，随着1955年苏南关系的改善，在对巴尔干联盟的性质及其任务问题上，南斯拉夫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南斯拉夫声称不愿在巴尔干联盟的框架内发展三方军事合作，更不要说是建立同北约建立联系的某种联盟了。
南斯拉夫在巴尔干联盟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上的立场引起了西方大国的不安。这就为苏联利用南斯拉夫改善自己的安全处境提供了机遇。1955年11月25日，在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列维奇金同南斯拉夫公使艾吉奇进行的会谈中，南斯拉夫方面主动提出了关于巴尔干条约的地位问题。
艾吉奇向苏联大使通告说，当南斯拉夫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急剧得到改善的时候，巴尔干公约已经不再具有它建立之初的意义了。这一条约正在失去其军事意义，主要开始越来越具有扩大和加强各成员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意义。在会谈中艾吉奇强调，巴尔干条约必须保留，但是南斯拉夫利用这一条约是为了使希腊和土耳其的进步力量活跃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把南斯拉夫争取过来，苏联不仅可以消除巴尔干联盟的威胁，而且还可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巩固苏联在巴尔干的地位，对于苏联领导人改善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努力，南斯拉夫领导人也持肯定的态度。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不断得到改善，1954年10月，苏联和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签署了两国贸易互换协议，结束了苏联对南斯拉夫为期六年的经济封锁。1955年1月5日，两国在莫斯科举行贸易谈判，签署了1955年苏南贸易协议和支付协议。在政治领域，从1954年9月29日开始，针对铁托政府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结束了广播。
3、苏南两国的分歧症结——共产党情报局问题随着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苏南关系在逐步改善，但在两国关系改善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些障碍，其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关于共产党情报局问题，特别是关于对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的评价问题。1955年5月26日到6月2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和国家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在两国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南斯拉夫方面表示，同意与苏联在各方面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他们要求苏联方面承认，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错误的。并且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苏南关系。
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赫鲁晓夫认为，共产党情报局在对南斯拉夫进行批评时采取了不正确的方法，比如号召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和南斯拉夫人民起来推翻南共领导人，因为这超出了共产党情报局的职权范围。
赫鲁晓夫也认为，1949年11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是不公正的、错误的，这一决议主要依据的就是“拉伊克案件”的材料，而现在已经搞清楚“拉伊克案件”和关于这些案件的“材料”都是伪造的，并且苏共中央主席团已经向参加共产党情报局的兄弟党建议撤销这份决议。
但是，苏共代表同时认为，在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上讨论南共问题是有益的，对其他共产党具有教育意义。苏联方面仍然认为，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局势”的决议中，在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活动的一些原则问题上的批判是正确的，其目的是改正南共中央的错误，捍卫马列主义思想的纯洁性。
在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特别是赫鲁晓夫一再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精神，强调要解决党的关系以及南斯拉夫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态度问题。认为“应该以苏联为首，组织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只有它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进攻”。
苏南两党在对情报局活动的评价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实质性的分歧。其原因在于，对情报局就南斯拉夫问题作出的决议的评价问题实际上关系到苏联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苏联不可能放弃通过情报局对一些犯了错误的成员“进行批评”这种形式。
因此，苏联领导人坚持情报局第二次会议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批评的方式是正确的，会议通过的决议以及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一些原则问题上的批评是正确的，随着苏南关系的改善和两党在对共产党情报局问题上的分岐的出现，在南斯拉夫出现了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命运的讨论。
1955年8月5日，南斯拉夫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发表了一篇由南共高级战略家、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尔科·弗拉霍维奇署名的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力量合作的形式”。在这篇文章中，弗拉霍维奇谴责共产党情报局“企图复活第二国际”，并且认为，共产党情报局已经“失败”得没有希望补救了，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由于原子能的发展和加速的生产工具而产生的社会变化。
文章评论说，社会主义的前途在于，不问信仰如何把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和运动团结在一个国际协会中，并且在这样做时应该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仲裁”。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将“理所当然不得不寻求各种办法同一切愿同他们合作的人们进行合作”。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和南斯拉夫革命是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继续”。
该文指责了“复活第二国际和借共产党情报局来复活共产国际的企图”，声称“设立一个中央机构来指导各个国家的工人组织是不可能的，是特别危险的”。弗拉霍维奇的理论的基础以及得出的结论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被看作是一个规律。
弗拉霍维奇断言，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止一条道路，如果为了把所有可能的社会主义形式和不同共产党的所有活动都屈从于克里姆林宫、共产国际或共产党情报局，而把社会主义局限于一点或一条历史经验，比如局限于十月革命的经验，那就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
4、弗拉霍维奇的抨击弗拉霍维奇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对苏联“垄断”马列主义辩证法及其错误进行了猛烈的批评。用弗拉霍维奇的话来说，应该重新审视现存的社会主义组织。应该依据恩格斯建立第一国际的原则，为社会主义力量在最大范围内联合各类组织创造有利条件，建立的新的组织应该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任何仲裁”，将会允许“各种特色的社会主义”。
弗拉霍维奇还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评价，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思想没有考虑到迅速发展的现代性。在准备工人运动的时候这一思想过于坚持关于夺取政权的问题。在指导运动的时候，马克思的思想忽视了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社会关系的新现象，此外，他对原子时代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力量的转变估计不足，在原子时代，社会生产的方法在不断地得到改善。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禁锢于一种革命战略，完全自然的是，这种革命战略迫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把各种社会运动致于一个中心的严格控制之下，这一中心要保持对意识形态的垄断。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被歪曲了，现在必须承认，“旧的合作形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主义力量合作的要求和需要。”换句话说，如果社会主义注定是为了完成一个中心的指示，那么社会主义将不会发展。最近几年，共产党发生了一些危机，这些危机源于对革命进行垄断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比如和南斯拉夫之间爆发的冲突，他们各自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
弗拉霍维奇不仅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南共较有威望的理论家之一，他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这篇文章中提议，建立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被称为“新的社会主义国际”，并要求为此解散共产党情报局，废除一国对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
弗拉霍维奇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成了“欧洲和巴尔干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轰动一时的事情”。
法国报纸《世界报》于1955年8月7日发表了题为《南斯拉夫共产党赞成解散共产党情报局并建立新的共产国际》的文章，对维尔科·弗拉霍维奇的这篇文章进行了评论。评论认为，弗拉霍维奇发表的这篇文章将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如果人民民主国家的辩论家不能马上推翻这篇文章的结论，那么它就会使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得到完全新的表述形式。”
文章认为，莫斯科现在打算在各个党内实行“集团领导”的原则，如果克里姆林宫现在允许在国际活动中也实行这一原则，那么就会发生非常令人惊奇的变化。这篇文章也指出了尼赫鲁对共产党情报局的猛烈批评，“先是在万隆，然后在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前夕，今年6月1日，都对共产党情报局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正如南斯拉夫人一样，尼赫鲁也认为，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同共处的原则是不兼容的。
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命运的讨论也引起了英国舆论界的注意。早在1955年6月11日，合众社就援引外交界的消息表示：俄国可能愿意解散“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为和西方国家进行合作的讨价还价的一部分。
报道援引从“铁幕背后”得来的消息认为，俄国可能答应解散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为它目前使用的新的“软手法”的手段之一。克里姆林宫可能会像解散共产国际一样，表示愿意正式解散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为对西方的一种姿态。并且认为，共产党情报局在组织莫斯科的“和平运动”和西方国家中的左翼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德国重新武装的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世界舆论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命运的报道，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注意，7月11日，巴扎诺夫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详细报告了关于法国报纸《世界报》就《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弗拉霍维奇的这篇关于共产党情报局命运的文章。
8月17日，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波波夫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件中，也报告了缅甸的《国家报》关于南斯拉夫驻缅甸大使馆二等秘书马尔科维奇就情报局问题发表的看法，报告指出，在缅甸青年干部讲习班上马尔科维奇声称，南斯拉夫和共产党情报局分裂的主要原因在于“俄国共产党人自私的政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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