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海外朝贡使团来华的高峰期，也是宋代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从宋代的海外朝贡使团来看，虽然其中存在不少使团成员在中国境内活动期间意外死亡或生病死亡的现象，但也不乏来自其他国家的朝贡使团成员，甚至还有一些国家的使团成员同时作为两个以上国家的朝贡使者来华。

这些朝贡使团的入华，不仅增进了宋代与海外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同时也为宋代外交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从宋代对海外诸国朝贡使团入华人员的管理来看，虽然宋代对出使他国者有诸多限制，但总体而言，宋朝与海外诸国之间仍是以开放、平等、互惠的交往方式进行交往。

从宋代开始，在与海外诸国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思路：通过派遣专门的外交官员到海外诸国，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为目的开展外交活动。而这一外交活动所形成的一个新思路就是“外国使臣来华”。本文以宋代海外诸国朝贡使团入华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来华后活动内容进行分析，探究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宋代外交思维。

所谓“朝贡入贡”，即是指宋代皇帝派使者出使海外诸国，“入贡”者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的，因此，如果从时间上来看，宋代海外诸国朝贡使团入华的时间大致上有两种：一种是“遣使”，即宋代皇帝派遣使者出使海外诸国；另一种是“入贡”，即宋代皇帝派遣使臣前往海外诸国，或派遣使臣前往海外诸国。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以从使臣的身份来分析其来华的时间。在第一种情况下，使臣一般都是作为“遣使”出使海外诸国的。

例如，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八月二十五日（9月13日），日本使者来宋贡，“天子命使者奉敕书及敕旨一道。遣侍臣日吉备部入贡”。南宋绍兴五年（1135）九月二十六日（11月9日），“诏谕日本王臣及日本诸邦国王曰：‘日本国闻中国遣使册封诸国之事，闻其来也。朕自昔以来，未尝不遣使往封国，近闻陛下遣使册封诸国之事。朕今既遣王臣及日本国王臣、日本诸邦王等奉敕书来封，不能尽然。宜令日本使臣等仍归本国。朕亦不复遣使往封国矣。’”

这一点应该是学者们达成的共识。南宋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二十六日（11月10日），日本使臣藤原仲麻吕从日本出发，“自九州至中国”。藤原仲麻吕之所以要从九州到中国来“进贡”，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发生了一些事件所致。

海外诸国朝贡使团入华，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为了向宋朝进献贡物，有的为了得到宋朝的保护，有的为了获得中国的承认与贸易上的优惠。但就整体情况看，他们来华是以朝贡入贡为主要目的。因此，对使臣来华之目的的探讨，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宋人对待海外诸国使臣态度的变化过程。

一般认为，海外诸国使臣来华之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求贸易”；二是“通使”；三是“请见天子”；四是“通好”等。而实际上，除了上述目的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也会促使使臣来华。如有的国家因与中国有矛盾而进行报复，有的国家因某种原因而求助于中国，等等。这些因素都会促使使臣来华。当然，使臣来华后所遇到的困难也是多种多样的。正如中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各国的风俗不同，其朝贡请求也各有不同，对中国来说都是重要的事情。”

宋代海外诸国朝贡使团来华，从时间上看，一般都是在开宝四年（971）十二月之后，开宝八年（973）十二月之前；从身份上看，有国王、使臣、使臣家属，也有“外国”和“蕃人”（即“番人”）；从来华目的看，有朝贡的目的、进贡的目的；从来华后所遭遇的困难看，有出使时遇到海盗袭击而遇难；从来华后在华期间的活动看，主要是“朝贡”和“贸易”。

对于这一点，日本学者曾指出：“在宋代海外诸国朝贡使团入华之过程中，有‘朝贡’与‘贸易’两个不同的方面。所谓‘朝贡’，是指在中国建立官方关系，朝觐皇帝。所谓‘贸易’，则是指使团在华期间进行商品贸易。” 所以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不能只局限于从使团入华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上来看，而是要结合使团来华前后所发生的事来分析。对于这一点，从使团成员所携带货物之不同可以看出。

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正史记载，宋代时期，先后有12个国家的使臣来华朝贡，其中以阿拉伯、日本、朝鲜、高丽等国使臣来华人数最多。而从使臣的年龄来看，大部分使臣都集中在25-35岁之间，也有少数使臣年龄在40岁以上。其中，部分使臣来华时已经去世，如《宋史》记载的日本第二次遣使来华时，其使者阿倍仲麻吕就去世了。

而这些使臣来华时大多都已年过四十，如第二次遣宋时的日本第三次遣使来华时已经58岁。在使臣来华的时间分布上，除了一些小岛国以外，大多使团成员都集中在北宋时期。尤其是在北宋时期的海外诸国中，除了阿拉伯、朝鲜等国之外，大多使团成员都集中在30岁以下。

尽管海外诸国朝贡使团入华后的活动内容各不相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通过朝贡形式，向宋朝皇帝进行朝贡；二是通过朝贡形式，向宋朝皇帝进贡各种物品，如丝绢、丝绸、药材等；三是通过朝贡形式，来宋朝进行贸易；四是通过朝贡形式，来宋朝进行文化交流；五是以朝贡为借口，来中国旅游；六是以朝贡名义，来中国进行军事行动。

对于这些内容，我们可以根据《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和《宋史·舆服志》等史料记载的内容加以分析。从这些记载来看，虽然这些使团成员来华后的活动内容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都是围绕着两个核心内容展开：一是以进贡为目的进行朝贡贸易；二是以朝贡使臣身份来中国旅游。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将来华使团成员的活动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进贡贸易、朝贡旅游和朝贡使臣身份。

在宋代，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既有贸易往来，又有朝贡交往。在这种复杂的交往关系中，中国对海外诸国的外交政策是根据国际形势和自身利益制定的。宋代的中外关系，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它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

从普遍性看，宋代在对外交往中一直坚持“以和为贵”的外交原则。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中国不以武力威逼他国屈服，而是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这种做法体现了中国以“和”为贵、求同存异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影响到宋代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从特殊性看，宋代外交政策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宋代外交政策强调“以礼为贵”，但对周边国家“礼义”并不太高；宋代外交政策注重维护本国利益，但不排斥对外交往和交往方式的多样性。 总之，宋代中外关系史是一部中外关系史。

了解宋代中外关系史，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古时期中国与域外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认识中西文化交流与文明互动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中古时期中国与域外国家关系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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