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文治武功，勋业卓著，堪称一代名臣、杰出的思想家。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称王阳明“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

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称“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清初学者魏禧说：“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著名诗人王士桢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孙中山

孙中山传播阳明心学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其一，在知行观上，他吸取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进一步发展为“知难行易”论。“知易行难”是中国古代认识论中的一个概念，它最早出自《左传.昭公十年》，《尚书.说命》里也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

这种“知易行难”的思想，在封建社会里，成为封建统治者安于现状，反对任何变革的思想工具。

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传统的“知易行难”思想，于1918年提出他的“知难行易”说。

他认为，人类对于许多事情很早以前就会做，但一直不知其中的道理。只有在经过数十百年、甚至千年的“行”后，才逐渐明白。

这说明“知”和“行”比较起来，“知”是困难的，“行”是容易的。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知”是第一位的，“知”中就包含了“行”。

王阳明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观，所强调的也是“知”，他的目的是强调解决人的信仰问题，认为只要将信仰问题解决了，事情就好办了。

从孙中山与王阳明两者的目的来看，相距甚远。但孙中山从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得到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

孙中山认为，只要革命党人接受他的思想，统一认识，协调斗争，就能打倒北方军阀政府，完成他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愿望。

其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孙中山同样受到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的影响。

孙中山从哲学的高度总结自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经验，提出“心为万事之本”的理论。

他一方面承传中国古代的心学思想，另一方面又从革命实践中领悟到“心理”作用的重要性。

认为革命所以受挫、建设无法开展，是由于人们的心理存在障碍，由是而力图通过揭示“心”的作用而唤起民众，以扫清革命与建设的路障。

这一思想贯穿于孙中山自始以后的后半生。晚年，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重释三民主义时，仍坚持“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想。

在民国12年至13年间所作的多次演讲，如“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在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等，都集中就革命的未来发展与“民心”的关系进一步阐发了“心为万事之本源”的思想。

“心为本源”论，高度肯定了人的主观精神的能动性作用，揭示人的精神对革命与建设的成败、国家的兴衰、事情的成败的关系，它成为孙中山注重民意、关切民生，并重视激励革命精神和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的理论依据，成为他晚年注重宣传“主义”，以“主义”团结民众的理论依据。但是，“心为本原”论有过于夸大精神与意识作用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