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党之初，在我党大多数的精英领袖头脑中，是没有上山下乡开辟农村根据地闹革命这一概念的。倒不是说各位精英们吃不了农村的苦，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命都可以不要还怕吃苦吗？而是受现实的工作生活环境和多年马列主义思想的教育局限，根本意识不到躲到落后的农村地区也能闹革命。
现实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方面，比如党的早期杰出的精英领袖们，陈独秀父子爷三、周公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邓中夏、罗亦农等，当然也包括此时表现比较积极的张国焘。他们即便不全是有钱人家出生，也大多来自书香门第，从小受到的都是良好的教育，和农村农民的接触并不多，对农村压根也不了解，对农民有一种天生的陌生感。
二来这些精英领袖们虽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知识分子，但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里面涉及农民农村的并不多。因为中国的农耕文明和西方的庄园经济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们是在当时欧洲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所创立学说的服务对象也是以当时欧洲占人口大多数的产业工人为主的，对于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没有过多涉及。
所以，在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老蒋的背叛而失败后，中国革命便处在十分危急的关头，也让党的精英领袖们处于一定程度的困惑之中。明明马克思说的是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最先进的阶级，是最具革命彻底性，力量最强大的阶级。但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却十分弱小，无数次的罢工行动无不是以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流血牺牲为代价。这说明，要在中国的中心城市与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相抗衡,显然是不明智和不可能的。
在这种困惑中，党的精英领袖们都在思考怎么才能探寻一条适合中国的新的革命出路。就在这时,以教员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吸取了中国历代农民领袖和“山大王”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上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找到一个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
伟大的教员
二那么，为什么是教员而不是其他人，比如陈独秀、周公、瞿秋白、张国焘等，能提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主张？我们细究个人成长史，就不难发现，这其实和教员的出生环境以及独特的湖湘地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教员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父亲毛贻昌是一个一辈子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农民。但绝不是那种只知道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的农民。毛贻昌家里，原本尚有良田数亩，但是因为老爹（就是毛主席的爷爷）老实巴交，被当时的地主使了个手段，把这几亩良田也给算计了，最后气的老爷子郁郁而终，早早过世。
毛贻昌17岁就开始当家理事，后又因负债，被迫外出，去湖南湘军里当了几年兵。因为人很聪明，当兵的几年，涨了不少见识，还积累了一些钱财，于是回家赎回了自家田产，还额外购置了几十亩地。几年之内，又做起了大米和猪牛生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硬是凭着自己的聪明踏实的干活不仅恢复了老爹的田产，还额外奋斗成了一个富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是典型的致富带头人。
伟大的母亲和儿子们
教员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个朴朴素素，心地善良的典型中国农村妇女，不过她有一个在华夏历史上大名如雷贯耳的祖先，民族英雄文天祥。文七妹的善良和富有同情心是在家乡那一带是很出名的，在那个年代的灾荒年月，她总是背着自己的丈夫送些大米给逃荒的人，还告诉自己的孩子们，要积德行善，多做好事。对少年时代的教员来说，是母亲给他以谦和温厚之情，教他做人要多行善，多为受苦遭灾的乡亲着想。
对于母亲，教员十分敬重。教员曾在给同学邹蕴真的信中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教员不仅遗传了父亲的艰苦奋斗、精明能干，更继承了母亲的谦和温厚和心地善良的基因。从照片上能看得出来，在长相上，毛主席长得更像妈妈。如果有遗传学家要研究优生优育的案例，那么教员无疑是继承了父母最优基因的那一个。
三除了教员的家庭出身，特别是母亲的教育让他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外，独特的湖湘地域文化的常年浸润也是教员萌生上山下乡闹革命的思想根源。
古代湖南属于荆楚文化圈，受著名爱国大诗人屈原的影响更深。而到了近代，湖南的思想文化传统则来自于王夫之，就是那位立志反清，终生不剃发，拒绝满清高官厚禄的船山先生。王夫之是位大学问家，在晚年隐居期间写出了《礼记章句》、《春秋家说》、《读通鉴论》、《宋论》等一系列哲学历史著作。
他的著作之乎者也的读起来很复杂难懂，但主要是说明了3个核心观点：
1、世界是运动的，发展变化的，人要根据世界的变化，来改造自己的认知，绝对不能一成不变。“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这是不是很像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
2、天下是人民的，不是一朝一姓皇帝私有的。“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这是不是有点《共产党宣言》的意思。
3、做学问要经世致用，千万不要空谈误国。“明人道以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这一条最重要，他是教员以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立足点。后面的农村包围城市也好，持久战也好，人民战争也好，都是教员在“经世致用”这一总原则下结合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
后来，王夫之的死忠粉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把《船山遗书》推广到湘军之中。镇压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曾国藩为了免受慈禧老佛爷的猜忌，主动裁撤了十几万湘军。这些被裁撤的湘军有的在全国各地做官，但大部分中下层军官和士兵，则回到湖南，回到湖南老家的退役湘军便把王夫之的学说也推广到了湖南。
王夫之的学说在湖南传播以后，吸引了很多学者的青睐，其中有一个就是“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戊戌变法”的时候，相对比较开明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合岳麓书院的王先谦、熊希龄等人筹办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为中文分教习。
他们有个学生叫杨昌济。杨昌济非常喜欢研究王夫之的《宋论》和《读通鉴论》，回到湖南一师任教以后，经常给学生们讲王夫之的著作。
而杨昌济最喜欢的学生，便是毛泽东。我们刚才介绍王夫之学说时也发现，他和西洋泊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并不冲突，甚至有点不谋而合，殊途同归的感觉。
但相比于接受纯粹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其他党内精英们，教员接受的是中西合璧的马克思理论，他更会用“经世致用”的观点去学习、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得马克思主义经过教员的提炼和消化，更具有中国的特色，更接地气。
参加八七会议的我党精英们
四所以，多方面的影响，使教员成为最早萌发并明确提出“上山”闹革命概念的人。1927年6月，教员在武汉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逃出来的同志开会，就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
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当时的独秀同志在会上提出：国民党各军招兵时农会会员和自己武装可应招加入。很明显，虽然离汪精卫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还有10来天，但在国民党即将全面反共的形势下，独秀先生的这一想当然的做法无异于让我党的革命群众羊入虎口。
而教员在这次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了 “上山”创建根据地的思想，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教员的这个思想，是他在深厚湘学素养的基础上，不断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深刻认识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只有“上山”，才能“保存实力”，才有办法和希望。这种上山“保存武力”、创造“基础”的思想，将在今后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得到深化与升华。
随后不久，在结束独秀先生右倾错误领导的党的八七会议上，教员的“上山”思想又一次深化，提出了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将“上山”创建根据地与夺取政权联系起来。
同时，鉴于当时南昌起义部队在转战途中面临各路军阀的围追堵截，至今前途未卜。教员更是难能可贵地对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决定南昌起义部队挥师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二次北伐的总指示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政治基础，发展成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开辟根据地。”
当时的南昌起义部队刚刚经历了蔡廷锴的带队叛逃，以及各种各样的幺蛾子事件，使得这支从南昌起义拉出来的2万人的部队已经减员到13000人左右。此刻，这支部队在周公的带领下正在临川休整。
可以肯定，教员的这一建议是当时解救周公南昌起义队伍的唯一正确方法，如果此时中央能把教员的这一建议转达给周公，相信也不会有后来的兵败潮汕，后来也不会只剩下朱老总带领的800壮士上井冈了。
只可惜，教员此时说话分量还不够大，他当时是个候补委员，他的这番真知灼见还没有引起其他正式委员们的重视，而此刻准备转战潮汕的南昌起义部队也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
虽千万人吾往矣
五但此时的教员已经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一个构想：“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在当时的形势下,具有这种见识和胆略的还只有教员。
八七会议后，当时的党的负责人瞿秋白曾要教员到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工作。教员打趣地回答说：“我可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平时散漫惯了，城市里我住不习惯，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当山大王去。”
其实在一开始，准备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的教员并没有去井冈山开辟根据地的打算，在他的构想里是计划以汝城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关于引兵井冈山的建议，一开始是来自于9月初，教员在安源张家湾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在会议的尾声，待起义个部队的任务布置完毕后。当时第二团团长，安福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王新亚额外介绍了他的两位“绿林老朋友”袁文才、王佐的情况。说他们在赣西井冈山的宁冈、遂川驻扎，在哪里劫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不痛快，如果我们这次起义失败了，不如去哪里落脚开辟天地，一定大有前途。
其他的与会人员都对王新亚投来鄙夷的目光，这家伙起义还没开始了，就想着失败后上山落草的事，典型的革命悲观主义投机分子。唯有教员兴致勃勃地听王新亚讲了下去。
可以说，这位王新亚算是开辟我党农村根据地的第一功臣，可惜的是，在随后不久的秋收起义中，王新亚的第二团在攻打浏阳县城的战斗中，部队被打散，王新亚本人生死未卜，一直失踪到21世纪。
王新亚虽然在起义失败后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永远失踪了，但他的神准乌鸦嘴却应验了。秋收起义最后果然失败了。此时，教员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开始出现一次质的飞跃。
因为现实白色恐怖的压力下，逼得他不得不对“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的办法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而且，教员对上山后该怎么办的思考已经不再局限于暂时落脚，保存革命力量的思考，他此刻想的是到上山要干一番事业、如何以先进的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改造山大王们的绿林武装，使他们真正变成人民的革命队伍，再以“革命的山大王”队伍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
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教员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到自己上山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教员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 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 一，经济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
可见，教员的上山“做革命的山大王”思想，并非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上山当“绿林响马”，更不是什么“落草为寇”。他是熟读中国二十四史的教员在总结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革命经验。上山开辟根据地思想的实质，就是将未来中国革命工作的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坫较薄弱的农村山区去。进而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条独特的道路。
六引兵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上山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武装、积蓄革命力量提供了有效途径。秋收起义失利后，工农革命军如果继续坚持攻打长沙，那么,必将 是以卵击石，造成全军覆没。中国南方的广大山区，地处偏隅,交通闭塞，“山高皇帝远”，敌人鞭长莫及，借此积蓄革命力量，休养生息，然后重振旗鼓，相机夺取政权，乃是万全之策。
其次，上山为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的转移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大革命失败后，是继续在中心城市搞工人暴动,还是到广大的农村和山区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抉择。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小，在中心城市一位的通过罢工抗议和反动派作斗争，当然避免不了工人阶级的流血牺牲。因此，只有另辟蹊径，向农村进军，在农村山区找一个立足点，是为进一步在广阔的农村和山区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
最后，上山开辟农村根据地虽然是被强大的敌人逼出来的行为,但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历史经验探寻出来的成功之举。倘若不“上山”，就不会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也就没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伟大思想的 产生。正因为把革命的武装力量引上了山，才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付诸实施，进而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中，探寻出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
当然，上山以后，面临着一个现实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与原先就占山为王的绿林武装相处，进而如何用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去改造绿林武装，使他们变成真正的革命队伍，这是秋收起义失败后，准备上山的教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部分，我们下回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