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水患是古代政治生活无法回避的重大事件。据粗略统计，在过去的2000年中，仅黄河决口次数就超过了1500次，较大的改道则多达26次，而洪灾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百姓流离失所，继而引发社会动荡和洗牌。

所以，水患治理的成功与否，关系着古代王朝统治根基的稳固。

从古至今，中国都不乏带领民众治水的英雄人物，如上古时期的共工、鲧，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叔敖、西门豹，宋元时期的王安石、郭守敬……

但若论功绩，大禹治水成功所赢得的威望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无出其右。

春秋时期齐国的叔夷钟刻有“尃受天命，翦伐夏祀……处禹之堵”铭文，而西垂秦国的秦公簋上同样刻有“受天命鼏宅禹迹”字样。

不仅如此，从黄河上游的甘肃，长江上游的四川，再到山东、浙江、江西，都流传有大禹相关的遗迹，这说明上古时期的滔天洪水的确给先民留下了刻入骨髓的记忆，也印证了古人对大禹治水的真实性有着普遍的共识。

而正是通过治水，之前默默无闻的大禹积累起了空前的威望，最终打破血缘氏族部落间的轮流执政，建立了家天下的夏王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突破地理单元的广域王权政体。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大禹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通过治水继而登顶君位的人。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历史上治水的人物那么多，为什么只有大禹治水得到了天下？

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梳理一下在大禹受命治水前的天下局势。

《史记》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气象学研究证实：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全球遭遇了“全新世事件3”，气候突然转冷，在东亚地区，夏季风锋面南移，导致了雨带在黄河中游地区频繁活动，这种气候异常现象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

而考古发现的山西陶寺遗址，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判定为尧帝居邑，碳十四测定的陶寺文化绝对年代刚好是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左右。

不仅如此，包括洛阳盆地王湾、新砦，豫北的孟州，晋南的周家庄都发现了洪水沉积的遗迹，就连陶寺遗址的西城墙都因洪水冲刷而被掏空，被迫选址重建。

这表明，尧舜时期的滔天洪水事件并非是史书的夸大其词，而是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古时期先民常有将未留名的文化记忆归于同一位英雄人物身上的做法，陶寺文化前后跨度长达三四百年，所以史书里的尧舜，并非是尧、舜两位帝王，而是陶唐氏和有虞氏的每一位执政的君主都被冠以帝尧或帝舜称号。

持续数百年的洪水，直接改变了氏族部落间相互对抗的格局，不同部落先后在共主陶唐氏和有虞氏的号召下，开始了共同治水。

《尚书》中留下了关于尧帝下令治水的一段对话：“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义？’佥曰：‘於，鲧哉！’……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四岳是部落联盟阵营当中举足轻重的几位首领，在共同商议过后，众人纷纷举荐有崇氏的鲧来负责治水。然而，鲧治水最终以失败告终，继位的舜帝震怒，下令将鲧殛死，并指令大禹继续完成治水任务。

这里存在一个疑问，既然洪水是所有部落共同面临的天灾，为什么最后负责治水的却只有有崇氏部落，而且即使是鲧失败被杀后，舜帝依然启用了鲧之子禹？

对此，《吕氏春秋》和《世本》中留下了只言片语“夏鲧作城”“鲧作城郭”，这里的城，并非是指城墙。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专门解释过：“城同堤防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从防御寇盗说就叫作城；从防御水患说就叫作堤防。鲧所沿用的堤防（也就是鲧所作的城或城郭）大约就像今日北方乡间所筑的土寨子或叫作护庄堤”。

鲧和禹究竟是真实父子，还是后世附会，目前没有确凿证据分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有崇氏还是夏后氏，其聚居区域都在崇山（嵩山）一带，即今天的河南洛阳盆地。

考古发现显示，嵩山南北刚好存在河南龙山文化的两大文化类型的遗存：煤山类型和王湾类型，二者联系紧密，且为后来的二里头文化贡献了遗传基因（河南龙山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源头之一）。

而洛阳盆地地势低洼，黄河中游洪水倾泻后会流入洛阳盆地，故而生活在这里的族群在长期与洪水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可以说，有崇氏和夏后氏既是洪水的最大受害者，同时也是治水经验最丰富的群体。所以，尧舜才先后启用鲧、禹部落进行治水，这便是史书所谓的“夏鲧作城”（鲧善于修筑堤坝）的真相。

不过，肩负重担的鲧，却落了个悲惨的下场，被舜殛死于羽山。史书对鲧被杀的原因前后矛盾，《尚书》是说他“九载绩用弗成”所以被杀；《山海经》说他是“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所以死罪；《韩非子》则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尧不听，举兵而诛鲧于羽山之郊。”

虽然鲧的死因说法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鲧损害了尧舜部族的利益。

考古发现龙山时代晚期城址的宫殿基址都是选择高土台上，比如著名的尧都陶寺遗址以及时间上略晚一点的石峁古城，由此，史书中留下了“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的叫法。

所以，当大洪水来临之时，地处晋南和陕北的龙山时代城址，受影响最小，保存有实力的尧舜部落才能在大灾难来临之时成为部落联盟的主导。

然而，地处黄河泄洪区的鲧部落，却从临近的有虞氏搬运土壤修筑堤坝防洪，带来的结果便是“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原本地势较高的晋南地区，也遭到了洪水的侵袭，这是有崇氏和有虞氏矛盾的根源，也是鲧被杀的直接原因。

即使到了现代社会，遇到山洪之时，首先采取的办法也是修筑堤坝防洪，之后堵疏结合。但鲧错就错在只维护了洛阳盆地族群的利益，却忽视了上游的尧舜族群。所以《国语》才说鲧有“共工之祸”（只为自己族群修筑堤坝，导致洪水倾泻至其它部落）。

那么继任的治水总工程师—禹，又做了哪些改变呢？

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遂公盨》总结了四个字：堕山浚川。“堕山”就是开凿阻碍积水排泄的山丘岩石，“浚川”就是疏通河道，但大禹做这两项工作的地点却并不在自己族群所处的洛阳盆地，而是凿通黄河中上游的龙门（山西河津），疏通防原泒（山西雁门泒水），使之注入滹沱河，以及在黄河下游地区“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

这不仅让地处洛阳盆地上游的宗主虞舜十分满意，也保全了下游的不少部落，故而《吕氏春秋》称赞说“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

然而，大禹所作的远不止这些，考古发现显示出大禹手段的高明。

根据张莉博士的统计研究显示，从公元前22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再到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二里头文化前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降幅高达89%，这些消亡的聚落中，都发现了大量的泥沙淤积，表明消亡原因与大洪水有关。

在氏族部落聚居地大量锐减的同时，豫中嵩山南麓却崛起了一座新的聚落大城，这便是著名的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遗址。

经发掘勘测，王城岗遗址共存大小两座城，小城存在年代约在前2122年左右，大城存在年代约在前2055年左右，且确认大城是在小城毁弃后所建，这也是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最大的城址。

王城岗遗址无论是存续时间、地望、考古发现还是性质认定，均与禹都阳城吻合，故大城被考古界公认为大禹的阳城，而早期小城则被认为是鲧所作城。

禹都阳城的发现表明，大禹对于鲧筑堤治水的办法并未完全摒弃，反而是有所加强，采取了疏堵结合的方式。

不仅如此，在王城岗所在的登封盆地还发现了12个同期的小聚落遗址，与王城岗形成了金字塔形社会结构，意味着有外来“移民”加入到了禹的部族。

而反观晋南的陶寺，大洪水虽然并未对其造成毁灭性伤害，但从墓地的情况来看，陶寺晚期却出现了大衰退的征兆，换言之，陶寺出现了大量的人口流失，而导致这一现象的除了战争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农业无法蓄养更多的人口。

翻阅史书，我们同样会发现端倪。

《尚书》：“尧遭洪水，万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决江疏河，民乃下丘营度爽垲之场，而邑落之。”《史记》：“（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子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

可见，大禹筑堤护民的同时，还悄然将农业的主导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洪水过后的豫中存在了大量的腐殖质，在农业还处在初级阶段的先夏时期，地力的肥沃程度是粮食产量的最关键因素。

所以，原本处在晋南“山棲巢居”百姓纷纷来到禹都聚居，人口数量的膨胀让大禹崛起成为大邑之主，舜帝死后，“天下诸候皆去商均（舜之子）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此后，在夏后氏的带领下，包括东夷在内的更多先民族群纷纷移居更适宜农耕的洛阳盆地，最终形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