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蓝白。
过年了，很多人因为随礼头疼。
今年的一号文件，我留意到其中有一句话：
鼓励各地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场所，为农民婚丧嫁娶提供普惠性社会服务，降低农村人情负担。
注意，“人情负担”这四个字，第一次在一号文件里点名，着实罕见。
农村苦人情久矣。
有道是，全国酒席千千万，贵州办酒占一半。
听说贵州有的地方，从一楼搬到二楼要办，娃娃剃头也要办。
有更离谱的说法，修一栋房子，能分开请好几次客，下完地基请一次，加盖一层请一次，封顶还能办一回，我大受震撼。
思路打开，买车可以请，买老头乐也可以请，孩子考上高中也能请，母猪下崽，母鸡下双黄蛋，考过驾照，生病出院，都能当做由头。
让我笑出声的，群发消息说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没办满月酒，20年后补办，欢迎大家来耍，不知道是整活儿还是真事。
一哥们痛苦的说，挣到钱的第一件事，就是搬出贵州，远离酒席。
这位兄弟还是草率了，为了庆祝成功搬离贵州，也能再办几桌嘛。
前几天的热搜，毕节一个酒席就是剃头宴，工作人员可能是劝不住了，一怒之下成袋的盐狂撒进去，看你们还咋吃。
后来道歉谅解一条龙，这事就翻篇了。
撒盐肯定是不对的，目的再正当，也不能破坏财物，有理也变没理。
搁俺河南，婚丧嫁娶请客很正常，农村的路数会多一些，考大学也就两三桌亲戚朋友。
至于过寿搬家之类，那就是看圈子看交情了，没有约定俗成说要大操特办，不过这些年热衷攀比的也确实在变多。
贵州这些年，治理酒席确实下了大力气，各地都公布了举报方式，查实还有钱拿。
90%的村都搞了红白理事会，还有合约食堂，甚至还有曝光台示众，“红黑榜”管理和积分考评。
比如印江规定的很细，婚车不超过10辆、城区送殡车不超过5辆，彩礼农村不超过6万、县城不超过8万，官方说这三年减少了三分之二的酒席。
但熟人间私密的人情往来，又怎么可能靠公权力根治，移风易俗，谈何容易。
西南财经大学曾经发过一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国家庭的人情支出，占总收入比22.1%。
收入的五分之一都拿去随礼，似乎咬咬牙能忍受。
但是，按照年收入高低进行分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收入水平处于最低的25%的城市家庭，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45.1%。
随礼吃席，对穷人的伤害更大。
我见过一年到头种地只挣千百块，现在随礼100已经拿不出手了，按最低的200，一年能花出去快6000块钱。出去打工攒的钱，五一国庆春节回家能花掉一半。
既然随礼会变得更穷，那更要找补回来，越穷越随，越随越穷。
贵州老哥是酒席，江西老表出名的是彩礼。
吃席一年出个万把块是肉疼，彩礼几十万那就是要命了。
江西很憋屈，一聊经济就是“阿卡林省”，一聊彩礼就站在舞台正中央。
其实从数额上，江西的彩礼没有浙江和福建高。
但彩礼这事吧，和随礼一样，富人能装的起面子和排场，穷人装不起。
结果就是，越穷越要排面收回来，越要排面就越穷。我收你，你再收他，没个了局。
界面新闻在2021年有个调查，江西各地的彩礼水平，和发展水平高度负相关。
哪怕在同一个城市，也是人均收入越低的区域，平均彩礼越高。
比如省会南昌，市区平均彩礼是12.8万到18.8万，讲道理已经不算低了。
但南昌底下的县城和农村，起步价就超过了20万。
江西这两年在努力尝试打掉高彩礼。
前几天，江西民政厅文章里说，抚州“彩礼下降幅度全省最大”。
抚州的做法是搞一个红黑榜，零彩礼上红榜，高彩礼上黑榜。
彩礼搞了个限额，不超过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
这个规定比其他省份聪明，没有强制规定一个死数。
基层的事，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村里人要高彩礼是好面子，索性就张个黑榜，广而告之。
在农村，抬头不见低头见社死的感受谁能懂。
用横幅、喇叭、活动、传单无死角宣传，像唐僧一样不停重复。
江西也不是光靠吼，给的也有实惠，比如全南县就很有创意，全国第一个推出“家庭礼遇机制”。
怎么礼遇？
零彩礼结婚的，小孩能去县城公办幼儿园和小学读书，1次最高10万的创业贴息贷款，景区免门票，县人民医院免费体检一次，乡里跟酒店、超市、床上用品的商家协商，零彩礼家庭买东西能优惠。
虽然都是小利，但能看出来江西为治理高彩礼，属实用心了。
我们只是在说贵州的酒席，江西的彩礼吗？
不不不，全国都是一样的。
很多在短视频评论区怀念农村，歌颂农村，煽情乡愁的人，都应该承认一个事实：
在金钱、虚荣、人口迁徙的冲击下，现在的农村，早已不是过去的农村了。
或者我们可以说，2000年至今，20多年以来的农村，已经明显“异化”。
在出门靠路边大巴，迷路只能看地图和不停的问，获取信息靠报纸和电视，家家户户没有私家车的年代，或者更早一些，在城乡二元户籍割裂的年代，农村是非常封闭的熟人社会。
旧时的酒席与彩礼，是基于地缘与血缘的“互助”纽带。
在一个封闭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几辈人相交，陌生人碰见总要论哥论叔论爷的熟人社会，人情的参与方是恒定的，婚丧嫁娶的频次是稳定的，酒席和彩礼标准也是稳定的。
这样一来，就能维持人情的平衡。
有个非常重要的点，降低农村人情负担，不是要消灭人情。
冰冷的钢筋水泥城市人情很淡，隔壁邻居住三年也不认识，社交只是白天写字楼和夜间饭局的敷衍，操办婚事也只是婚房到酒店的简单内容。
但农村需要人情。
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在村里串门唠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家家户户的院子更像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一个几百人的村庄，能孵化出几十个家长里短情报站。
但是在城市，家庭空间变的更私密，需要提前约，要打扫屋子，要换鞋，宾主之间的气氛很自然就变得客气又疏远。
贺雪峰有篇关于人情的研究，在农村的人情循环庞大网络中，几乎所有社区成员都有机会经常聚在一起参加仪式，吃吃喝喝，几乎所有成员都会有经济上的往来，几乎所有成员都会通过这种经济上的往来（送、还、欠）形成“自己人”的认同，这是一个农村社区存活的基本条件。
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所有家庭都有婚丧嫁娶事务，人情名目和理由是村民的共识，不能随意增减，也就能维持“参与者、随礼标准、频次”循环的平衡。
你家里这两年事多，我家里事少，不怕，只要有长远预期，人情就是平衡的。
也就是说，长预期的收礼平衡，能掩盖短预期的收礼不平衡。
但是，从2000年到现在，村庄边界开放，高速的人口流动，使长时期平衡的人情，因为人们预期变短而被打破。
有人一年只回去一次，宅基地常年闲置，走对过的乡亲都不知道该叫啥，农村叔伯的问候比起城里领导的脸色如同扯淡，此时互助已经失去意义。
这是人口流动，带来人情参与者的异化。
没有了长预期的平衡，那人情短期内的不平衡，又会带来频次的异化。
也就是说：随礼多的人想早点收回人情的动机，会越来越强烈，乱七八糟的名目理由就越来越多。
而参与者和频次异化后，又带来随礼标准的异化。
贺雪峰的文章里说，每个人都依据自己与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来决定送礼金额多少，有人因为欠人情多送，有人因为条件好多送，有人因为个人关系好多送。
这些多送的人情，都写在人情往来账上，并因此成为当地其他人不得不看齐的目标和下次随礼金额的常规。
结果就是：频次越来越高，酒席越摆越大，人情如同旋涡与黑洞一般，变成人人讨厌又无法摆脱，对生活毫无意义的“无效敛财工具”。
除了饭店，没有赢家。
彩礼也是一样的道理。
以前蓝白有一期专门聊过彩礼，一位叫靳小怡的专家，也是类似的观点。
人口的迁移流动，加剧了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男性的婚姻挤压。资本下乡，又使城市生活方式渗透进农村。
房子车子彩礼酒席，甚至烟酒的档次，都成了竞争的一部分，进一步演化成“上层示范、中层跟进、下层挤压”的格局。
乡村秩序失灵，是比人口流出更可怕的一件事。
《繁花》里有场戏我印象很深。
热气蒸腾的火锅旁边，李李说：宝总是个念旧的人。阿宝说：我无旧可念。
都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当家乡已经无旧可念，那也就不是家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