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程子华参加大冶起义的6位名将，其中1人是开国中将》
1929年的一个深夜，湖北大冶城内枪声大作。国民党独立第15旅的一群年轻军官，在这个不眠之夜做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抉择。他们中有的人是普通士兵，有的是低级军官，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追随程子华，投身革命的洪流。这些年轻的革命军人，后来都成为了红军的骨干力量，其中一位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位居高级将领之列。然而，时过境迷，世人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这些追随程子华参加大冶起义的年轻军人，他们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传奇？
一、风云际会：大冶起义爆发
1929年初夏的大冶城，闷热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躁动不安。这座位于湖北东部的小城，表面上看起来与往常无异，可暗流涌动。
国民党独立第15旅驻扎在这里已有月余。这支部队的特殊之处在于，共产党在其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程子华同志以第15旅中校参谋的身份，在部队中开展了细致的统战工作。
一天深夜，程子华在军营后院的小道上偶遇了正在值班的邢长发。这位年轻的班长眼神坚定，谈吐不凡。二人聊起了当下的时局，邢长发道出了士兵们的苦衷：＂官长们骄奢淫逸，可弟兄们连饷银都领不到...＂
就是这样的谈话，让程子华看到了在部队中发展统战工作的希望。他随即联系了党组织派来的白玉洁、王愚二人，开始在部队中秘密发展革命力量。
这支部队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了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因素。大冶位于鄂东南，东接武昌，南连咸宁，地势险要。若能在此建立革命据点，将为湘鄂赣苏区的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起义前夕，程子华在一间偏僻的祠堂里召开了最后一次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邢长发、田维扬等核心成员，还有从外地秘密潜入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会议确定了行动方案：由邢长发负责9连，田维扬负责联络其他连队，张福禄则负责营部内应。
1929年6月17日深夜，大冶城内一声枪响打破了夜的寂静。这是起义的信号！邢长发带领战士们立即控制了军营要道，田维扬则带人缴了军需处的枪支弹药。整个行动快速而隐蔽，起义部队很快控制了军营的主要据点。
天亮时分，大冶城的居民们惊讶地发现，街头巷尾张贴着起义檄文。更让人意外的是，一支举着红旗的队伍正在城中列队集合。这支队伍，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的前身。
然而，起义的成功只是革命征程的开始。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起义部队必须立即转移。程子华命令部队连夜向湘鄂赣苏区转移，开启了一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
起义军离开大冶城时，沿途群众纷纷送来粮食和医药用品。一位老农还专门赶了几里山路，将自家磨的高粱面送给起义军，说道：＂闺女在城里做工，听说你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这是俺全家的一点心意...＂
二、六将并起：革命军中的新星
从大冶城转移出来后，这支革命队伍迅速在湘鄂赣边区站稳了脚跟。六位年轻的军事指挥员各展所长，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书写着他们的革命传奇。
邢长发带头处决反动分子的故事在部队里广为流传。那是起义之夜，面对顽固不化的连长和司务长，这位年仅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革命就要革命彻底＂，这句话成了他日后的座右铭。很快，邢长发就在红五军中崭露头角，成为了教导大队的大队长。
与邢长发的果断相比，田维扬则以过人的政治觉悟著称。在部队整编期间，他主动承担起了政治教育的重任。一次，有战士不理解为什么要放弃优越的军饷待遇参加红军，田维扬就带着大家去周边村庄走访。＂你们看看，老百姓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我们拿着高额军饷，算什么革命军人？＂这番质朴的话语，打动了不少犹豫的战士。
张福禄的机智在一次突围战中展露无遗。当时部队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情势危急。张福禄想起当地有一条废弃的矿坑隧道，立即带领一个小分队从隧道潜出，绕到敌军后方制造声势。这一招＂声东击西＂，不仅解了己方之围，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常子杰虽然出身陕西，但很快就适应了江南水乡的作战环境。在一次渡河战斗中，他带领战士们就地取材，用芦苇扎成筏子，趁着夜色摸过河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万福喜年纪最小，却格外令敌人头疼。这位来自河南的年轻人深谙群众工作之道，经常派人混入敌军打探消息。一次，他从老乡那里得知敌军要偷袭，提前设伏，一举歼敌一个连。从此，他在部队里有了个＂神算子＂的绰号。
李文标则是程子华的得力助手。在部队整编期间，他负责训练新兵，创造了＂以老带新＂的培训方法。短短几个月，就将一批农民子弟训练成了能征善战的红军战士。
1930年初，这支队伍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革命武装。六位将领各自统领一部分兵力，在湘鄂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他们或是打土豪分田地，或是剿匪安良民，逐渐在当地群众中树立起了威望。
有一次，当地群众自发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绣着＂军民一家亲＂四个大字。这面旗帜一直被保存在部队里，成为了激励后来人的珍贵见证。
转眼间，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红军主力之一。六位将领的名字，也开始频繁出现在战报上。然而，革命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更严峻的考验，正在等待着这群年轻的革命军人。
三、血与火的洗礼
1930年深秋，湘鄂赣苏区迎来了最为严峻的考验。国民党调集重兵，对这片红色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六位将领带领的部队此时已经整编为红五军第五纵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黄陂的一场遭遇战中，常子杰率领部队与敌人展开激烈较量。当时，敌军在山顶设立了三道封锁线，常子杰带领突击队从悬崖峭壁处攀爬而上，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战，他们不仅突破了敌人的封锁，还缴获了大批军需物资。
万福喜和李文标的部队则在赣南一带活动。一次，他们在白天侦察时发现，敌军在一个村庄里屯粮，准备第二天向根据地推进。两人连夜召集了一支小分队，化装成普通农民混入村中。趁着夜色，他们放火烧了敌军粮仓，打乱了敌人的进攻计划。
1931年初，邢长发的部队在与敌人的遭遇战中陷入重围。情况万分危急之际，张福禄得知消息后，立即率领部队从侧翼发起突击，与邢长发里应外合，终于打开了一条血路。这次配合默契的战斗，让两支部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然而，战场上的生死瞬息万变。仅仅过了三个月，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邢长发不幸中弹牺牲。临终前，他还在关心着战局，询问是否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田维扬在这段时期展现出了过人的智慧。面对敌军的优势火力，他创造性地采用了＂灯火游击战＂的战术。白天，部队隐藏在山林中；夜晚，则分散成小股力量，在各个方向点燃篝火，让敌人无法判断红军的真实位置。这一战术，让敌人疲于奔命，多次落入红军的伏击圈。
1931年底，敌军对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六位将领的部队被分散在不同战区，但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有一次，万福喜的部队缴获了一批电台设备，马上就转交给了其他部队使用，大大改善了各部队之间的通信条件。
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战友情谊显得格外珍贵。李文标每次接应友军后，都会组织战士们献出自己的口粮，与疲惫的战友分享。田维扬则总是把缴获的新药品第一时间送到兄弟部队的伤员那里。
这段时期，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红军的战斗力却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断提升。六位将领和他们的部队，在反＂围剿＂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为后来的长征做好了准备。在湘鄂赣苏区的群众中，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
四、各自的革命征程
1932年春，国民党对根据地发起新一轮＂围剿＂。这场战役中，六位将领中的万福喜在崇义县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当时，万福喜正带领连队掩护主力转移，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他指挥部队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最终中弹牺牲，年仅22岁。
同年夏天，常子杰在黄陂作战中遭遇敌人的突袭。当时，他正带领部队护送一批伤员转移。面对敌人的追击，常子杰带领一个小分队断后，在一处山口与敌人展开激战。这一战，常子杰虽然成功掩护了伤员安全转移，但自己却永远地留在了黄陂的土地上。
1931年，李文标在建宁前线担任红3军团第5军连长。一天，他接到命令要在天黑前占领一处战略要地。敌人在山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李文标带领突击队爬上陡峭的悬崖，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发起进攻。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李文标也在最后的冲锋中壮烈牺牲。
1935年，张福禄在江西安远塘村圩的战斗中牺牲。当时，他担任赣南军区第14大队大队长，负责掩护地方党政机关转移。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张福禄率领部队在村口与敌人展开巷战。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一夜，等到地方机关安全转移后，张福禄在突围时不幸中弹。
在这些牺牲的将领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斗特色。万福喜以年轻果敢闻名，常子杰以临危不惧著称，李文标因指挥有方而得到官兵爱戴，张福禄则以机智过人让敌人头疼。
唯有田维扬，在这段艰苦岁月中幸存下来。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田维扬随军北上。在湘江战役中，他担任了一个重要的掩护任务。当时，敌人在江边布置了大量机枪火力点，田维扬带领突击队，利用夜色掩护，成功摧毁了敌人的几个火力点，为大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
在娄山关战役中，田维扬的部队负责侦查敌情。他带领侦察兵，在崎岖的山路上爬行了一整夜，绘制出了详细的地形图，为总部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份地图，后来被军史馆收藏。
到达陕北后，田维扬在山城堡战役中再立战功。他指挥部队利用地形优势，在半山腰设伏，一举歼灭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次战斗不仅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还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经过长征的考验，田维扬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发展。这为他日后在解放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永恒的革命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田维扬率领新四军第7旅挺进东北。1946年初的一个寒冷清晨，他带领部队抵达了松花江畔。站在结冰的江面上，田维扬遥望着对岸的敌人阵地，当即决定采取＂冰上突击＂的战术。
那是一次令敌人始料不及的战斗。田维扬让战士们穿上白色棉衣，在冰面上匍匐前进。敌人的岗哨只顾着注意岸边的动静，完全没有发现冰面上的＂雪团＂正在悄悄逼近。当阵地上的敌人发现异常时，已经为时已晚。这一仗，他们一举攻下了敌人的江防要塞。
不久后，东北民主联军成立，田维扬被任命为骑兵第1师师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创造性地将游击战术与骑兵作战相结合，打出了一套＂骑兵游击战＂的新打法。他的部队经常在广阔的东北平原上神出鬼没，让敌人防不胜防。
1948年，田维扬升任41军122师师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参与指挥了辽沈战役的多场重要战斗。有一次，为了切断敌人的退路，他带领部队在凌晨时分强渡一条水流湍急的河流。当时正值寒冬，河水冰冷刺骨，但在他的带领下，全师指战员顺利完成了渡河任务，为歼灭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田维扬被任命为解放军工兵司令员。他深知工兵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工兵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在他的主持下，解放军的工兵装备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并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
1954年，田维扬调任贵州军区司令员。上任伊始，他就带领参谋人员深入贵州各地，实地考察地形地貌，为制定军区防务方案积累第一手资料。在他的领导下，贵州军区的部队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后来，田维扬又调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在这个岗位上，他特别重视边防建设，多次深入边境一线，了解基层部队的实际情况。他还根据云南地区的特点，提出了一系列加强边防建设的建议。
1975年，国家启动荆江分洪工程，田维扬被任命为工程总指挥。这是一项关系到长江中下游防洪安全的重大工程。他带领工程队伍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汛期来临前完成了主体工程，为保护长江中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6月11日，田维扬在昆明因病逝世，享年71岁。他的一生，从大冶起义的年轻军官到开国中将，始终保持着革命军人的本色。在他生前工作过的部队，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