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头子康泽特赦后，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的文章，激动到病发晕倒
引言：
世人皆知康泽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特务头子，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可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特务头子，在建国后被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1963年，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后，为何会激动得当场晕倒？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一、蒋氏父子的心腹干将
1924年的秋天，广州黄埔军校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学员——康泽。这位来自浙江绍兴的年轻人，虽然身材不高，但目光坚定。作为黄埔三期的学员，康泽很快就引起了校长蒋介石的注意。
在军校期间，康泽表现出了过人的组织能力。每当学校有重要活动，康泽总是冲在最前面。蒋介石看在眼里，也将这个能干的年轻人记在了心上。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蒋介石，亲自点名要康泽随军北上。一路上，康泽表现出色，不仅完成了军事任务，还帮助蒋介石处理了不少棘手的政治问题。
1928年春天，一件事让康泽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更上一层楼。当时有人在蒋介石的饭菜中下毒，正是康泽及时发现，这才避免了一场暗杀。从此，康泽就成了蒋介石的贴身心腹。
1932年，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不断。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党内的控制，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这个重任，他交给了康泽。康泽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拿出了一份详细的组建方案，这就是后来声名显赫的＂复兴社＂。
复兴社成立后，康泽虽然没有担任社长，但实际上掌握了组织的大权。在他的运作下，复兴社很快就发展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成为蒋介石控制党内的重要工具。
1934年，蒋介石又让康泽组建了＂力行社＂。这个组织主要负责培养年轻干部，为国民党培养接班人。康泽在这个岗位上也是大显身手，培养了一大批忠于蒋介石的骨干。
到了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为了加强对青年的控制，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康泽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了三青团的组织处长。
在三青团工作期间，康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他亲自制定了团员发展标准，建立了培训制度，使三青团迅速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数十万团员的庞大组织。
1940年，蒋介石特别赏识康泽的才能，破格将其提拔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这个位置，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可是极其重要的。从一个普通的军校学员，到成为国民党的高层领导，康泽用了短短十几年时间。
就在康泽春风得意之时，一个人的出现，却让他的仕途开始出现了变数。这个人就是从苏联归来的蒋经国，蒋介石的长子。随着蒋经国逐渐接手三青团的工作，康泽的处境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二、权力更迭中的尴尬处境
1937年冬天的重庆，一场特别的欢迎会正在举行。蒋经国从苏联归来，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极大关注。当时担任三青团组织处长的康泽也出席了这场欢迎会，却不知这次相遇会成为他仕途转折的开始。
1938年春，蒋介石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宣布，要在三青团内部为蒋经国安排职务。很快，蒋经国就被任命为三青团中央干事，开始参与团务工作。从这一天起，三青团的权力格局悄然发生变化。
原本三青团内的重要会议都由康泽主持，但随着蒋经国的加入，许多会议的主持权逐渐转移。1939年的一次团务会议上，当康泽正准备发言时，蒋经国突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团务改革方案，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1940年，蒋经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了三青团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采用了全新的教育方式，不仅教授理论知识，还注重实践训练。训练班的学员们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民情，这种做法很快就收到了成效。
1941年夏天，三青团进行干部调整。从赣州训练班毕业的学员们纷纷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其中，陈诚的儿子陈健生被任命为组织科科长，邓文仪的侄子邓克礼成为宣传处副处长。这些新任命的干部都是蒋经国的亲信。
这样的人事变动并非偶然。在随后的两年里，三青团的各级机构都经历了类似的调整。康泽的老部下们逐渐被调离核心岗位，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批赣州训练班的毕业生。
1943年春天，康泽试图通过调整三青团的组织结构来挽回局面。他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改革方案，建议在各省设立三青团分部，以加强对基层的控制。但这份方案最终被搁置。
同年秋天，三青团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三青团干部学校，由蒋介石担任校长。校内从教育长到主任教官，清一色都是蒋经国的人马。康泽虽然还保留着组织处长的头衔，但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三青团的控制权。
事态的发展远超康泽的预料。1944年初，他通过老关系谋求一个干部学校教育长的职务，却遭到了婉拒。就在这时，他的老朋友张治中告诉他一个残酷的现实：＂你比得过数以千计的黄埔同学，可是你比不过人家的亲儿子。＂
1944年底，在一片流言蜚语中，蒋介石以＂考察欧美教育制度＂为由，把康泽派往国外。当康泽带着满腹疑虑踏上远航的轮船时，三青团的大权已经完全落入了蒋经国之手...
三、襄阳城下的人生转折
1946年春天，一道特别的任命从南京发出，康泽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负责驻守襄阳。这个任命表面上是升迁，实则暗藏玄机。当时的襄阳，正处在国共对峙的最前线。
康泽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检阅部队。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所谓的三个整编师，实际上都是残兵败将拼凑而成。有的连队甚至连基本的武器装备都不齐全，全部加起来还不到一个团的标准编制。
1947年初，襄阳城内举行了一场军事会议。会上，康泽的副官汇报说，士兵们已经三个月没领到军饷了。更糟糕的是，城内的粮食储备也所剩无几。康泽立即向南京发出了紧急求援电报，但等来的只是一封＂就地筹措＂的回电。
当年夏天，解放军在华北战场节节胜利，形势日益严峻。康泽再次向白崇禧发出求援电报，请求增派兵力支援襄阳。这一次，白崇禧连回电都没有。从此，康泽就很少过问军务，整日在司令部饮酒消愁。
1948年6月下旬，解放军刘伯承部向襄阳推进的消息传来。城内军心开始动摇，不少士兵趁夜色偷偷逃走。康泽却像没事人一样，继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甚至吩咐副官，准备为自己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会。
7月1日这天，正是康泽的44岁生日。他在司令部宴请宾客，觥筹交错间，竟然完全忽视了城外的炮声。直到次日清晨，他才得知解放军已经开始对襄阳发起进攻。
情况万分危急，康泽慌忙派出副官郭勋祺，带着最后一封求援电报冲出重围。然而这时的襄阳，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郭勋祺根本无法突出重围，只好回到司令部。
7月14日，解放军对襄阳发起总攻。康泽的司令部就设在城中心的一座两层楼房里。当解放军攻入城内时，康泽正准备销毁重要文件。就在这时，他的副司令员郭勋祺突然闯了进来，从康泽手中夺下了手枪。
第二天凌晨，襄阳城破。康泽和郭勋祺等人被俘虏。当解放军战士进入司令部时，发现办公桌上还摆着半瓶没喝完的酒。而在司令部的文件柜里，找到了一份特别的名单，上面详细记录着康泽在三青团时期培养的特务人员...
四、功德林中的思想转变
1949年初春，战俘康泽被押解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推开功德林的大门，他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杜聿明、廖耀湘、宋希濂...这些昔日的国民党将领如今都成了这里的＂住客＂。
功德林的生活并不像康泽想象的那样严苛。管教干部对战俘们既严格要求，又以理服人。每天除了必要的劳动，还安排了政治学习和文化课程。但康泽却显得格格不入，常常在课堂上与其他战俘发生争执。
有一次，杜聿明在政治学习课上谈到国民党的腐败，康泽立即站起来反驳。他列举了自己在三青团时期做过的＂功绩＂，声称那些都是为了＂革新党务＂。这番言论引来了其他战俘的嘲讽，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康处长，现在还端着官架子有什么用？＂
195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功德林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曾在三青团工作过的老部下。这位老部下如今已经参加了革命，专程来看望康泽。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上午，老部下详细讲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真实情况。
这次谈话对康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那以后，他开始认真参加政治学习。在一次学习会上，他主动谈起了自己在特务机构的所作所为。当他说到三青团如何迫害进步青年时，声音都有些发抖。
1951年，功德林组织战俘们参观北京城的建设成就。看到市井之间普通百姓的欢声笑语，看到工厂里工人们干劲十足的劳动场景，康泽沉默了很久。回到功德林后，他主动找到管教干部，要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材料。
康泽的检讨长达数万字，详细交代了自己在特务机构的所作所为。他不仅交代了个人罪行，还系统性地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这份材料后来成为研究民国特务史的重要档案。
1952年春节，功德林组织了一场联欢会。往日总是沉默寡言的康泽，竟然走上台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诗中痛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表达了重新做人的决心。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功德林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康泽逐渐放下了过去的身段，和其他战俘一起劳动，一起学习。有时候，他还会主动给年轻的战友讲述自己的经历，告诫他们不要重蹈覆辙。经过这几年的改造，当年那个不可一世的特务头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特赦后的最后时光
1963年的初夏，功德林迎来了第四批战犯特赦的好消息。在这批特赦名单中，赫然出现了康泽的名字。消息传来时，已经在功德林度过了十四个春秋的康泽正在菜地里劳动。
特赦仪式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当天，康泽因为身体不适，没能参加这个重要的仪式。他的老战友董益三代表他参加了仪式，并带回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周总理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康泽的名字。
几天后，董益三专门来看望康泽，向他转述了周总理的讲话内容。周总理说，毛主席对康泽的改造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改造好一个特务头子的意义，并不比改造好一个末代皇帝少。
这番话传到康泽耳中，让他十分激动。第二天，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亲笔撰写的关于战犯改造的文章时，更是激动得手脚发抖。文章中关于他的评价，与董益三转述的内容一字不差。一时之间，情绪过于激动的康泽当场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康泽获得特赦后，组织上安排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开始整理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研究民国史提供第一手资料。1964年春天，他完成了一篇详细记录三青团内部运作的长文，这篇文章后来成为研究民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史料。
1965年，康泽的一位老部下专程从上海赶来看他。两人相谈甚欢，老部下惊讶地发现，昔日那个趾高气扬的特务头子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康泽不仅态度谦和，还主动谈起了自己过去的种种错误。
1966年秋天，康泽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同事们劝他多休息，他却说自己还有很多历史资料没有整理完。就这样，他一直工作到1967年初，直到心脏病再次发作，被送进医院。
1967年春节前夕，康泽因心脏病复发，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63岁。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摞未完成的手稿，那是他准备整理的一份关于民国时期特务组织的详细资料。这些手稿后来被整理成册，成为研究民国特务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从黄埔军校的青年学子，到权倾一时的特务头子，再到功德林中的战犯，最后是为历史研究工作贡献资料的普通工作者，康泽的一生跌宕起伏，见证了那个动荡年代的沧桑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