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出过两任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刘青山，因为贪污腐败，他们成了建国后反腐败第一案的主角。
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想过为他们说情。只是，薄一波回复得很坚决：“你直接跟毛主席说。”
市委书记放下姿态说情，想必经历过一番内心斗争。一边是公道正义，一边是个人私情，孰轻孰重，主席心里有自己的一杆秤。
正义的审判张子善是个瘦高个，白脸嘴大，口才好，擅长跟人交往，刘青山则是一副江湖好汉的样子，脸黑，眉毛浓，看着有些不好惹。
他们被抓的时候一个是石家庄的市委副书记，一个还是天津地委书记，可以说是仕途正顺，身居高位。
他们之所以会走上不归路，还是因为他们革命后的心态变了，生活安定之后，没能耐住寂寞，没能保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终于铸成大错。
在工作人员介入调查后，刘青山不知悔改，说自己舍命打了天下，事成之后多享受些怎么了，甚至自称“老子”，态度很是嚣张。
他不满足于自己的既有所得，想靠身份地位再多捞一点。
他先是搭上了一位名叫张文义的女商人，借着机关生产的名义做起了生意，利润所得都进了自己的口袋。
二人的生意越做越大，不久便把张子善也拉入了利益纽带。
刘青山伙同张子善挪用了高达49亿元的公款，悉数拿给张文义做生意，没想到买卖赔了，21亿元拿不回来，财政亏空严重，得想办法补上。
为此，张刘二人变本加厉，终于再也回不了头。后来，他们贪污的金额被扒了出来，总计有171亿元，已经可以买十架战斗机了。
公审那天是在1952年的2月10日，元宵节。那会，河北的省会还是保定。
群众听说犯错的大官受审，一下都来围观。市体育场里面乌泱泱的一群人，街道上本来热闹的节日氛围好像都淡了。
除了围观群众，还来了比较多的党政军机关领导干部，总计有两万多人。此外，为二人所害的天津地区灾民也来了不少。
他们大都穿着灰、蓝色的冬装，和体育场主席台背后那块巨大的灰色衬幕相应和，公审现场的氛围很是凝重。
中午12点，张刘二人被人民警察带着，从监狱里押上来。
当时，我国还没有统一的狱服，二人都是之前被捕时候的官员打扮，衣冠楚楚，不太像是犯人，但是看到了他们手上的镣铐和胸前的布条，就能清楚地知道他们已经彻底沦为阶下囚了。
有人对二人当时的穿着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其中，刘青山戴着名贵的水獭帽，穿一件藏蓝色呢子大衣，一双皮鞋锃光瓦亮，好像是刚刚擦过。
张子善则穿一件蓝呢子制服，脚上皮鞋蛮新的。
因为案件影响大，现场的摄影机和照相机摆了很多，二人的滑稽样子都被拍摄下来，成了历史的证据。
二人自知有罪，不再为自己申辩什么，沉默着不说话，静静地等待着人民的审判。
群众恨死了他们，这些年，他们中饱私囊，为害一方，坑苦了人。
有人在现场反映，他们搞了一个民工供应站，里面卖的东西价格很高，质量还次，都是坏的，民工去他们那儿买东西，反倒欠了4000多斤的米。
修河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们将好的粮食高价卖掉，留下不好的小米和棒子面给村民吃，结果害人生了病，病死了十多人。
其中，有一个叫王风的农民，家住霸县煎茶铺村，就是在挖河的时候吃了发霉的高粱米中毒了，死在了工地上。
王敬说情张刘二人做了这么多坏事，巴不得他们死一万次的大有人在。王敬身为天津市委书记，又为什么偏偏要为他们求情呢？
原来，王敬是看着张子善成长起来的，对这个年轻人心怀感情，不忍心让他就这样走上绝路。
1952年，刘青山和张子善还不到40岁，正值壮年，如果改造好，也许还能有一番作为。
王敬心善，任天津市委书记期间，口碑就一直不错，为改善市民的工作生活环境出了不少力，新中国的第一批“经济适用房”便出自他的政绩。
一些老天津人感怀他的贡献，直到今天仍记得这位官员，称他为“天津人民的好市长。”
彼时，薄一波正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王敬要说情，首先要找他。
薄一波是中共的元老，主席的身边人，在回忆文章中写过不少主席的相关事，对主席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都比较了解。
他让黄敬直接找主席，说明了他的铁面无私，也是在向黄敬委婉透露，这件事情希望不大。薄一波当时还说了一句话：“中央已经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没有打算放弃，一再坚持，而且不愿意直接找主席，而是让薄一波帮忙转达。
薄一波无奈之下只能答应，他本来让黄敬和他同去，黄敬坚持自己不出面，薄一波便只要硬着头皮跟主席说了。
薄一波与张刘二人案件关系确实很深。他们两个的问题被发现，就源于薄一波等人的报告。
报告中详述了张刘二人贪污的情况，中央和主席都很重视，这才决定彻查，开始了反腐。
后面的反腐工作，薄一波也出了大力。他被任命为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又在党政军系统里面成立了各个层级的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
另外，他还召集了华北军区各个部队和各个军区的首长开会，下了一个要求，就是要集中力量打大老虎，还给打虎工作做了规划，把各个层级打虎的数字分配了下去。
这样的反腐工作是运动式的，阵仗大，投入多，最后效果自然立竿见影，短期就有了成效。
主席的态度面对王敬的说情，主席并没有选择姑息纵容。张刘两人的职位高，影响大，抓反腐工作，处理他们两个最有典型性，警示效果也最强。
当时，这个案件还是建国后处理的第一个反腐大案，如果纵容姑息，后面做事只会越来越难。
主席为表明自己的意思，还说过一句话：“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主席还跟周总理说了这件事。总理心细，和中央领导商量后，给河北省委发了一份电报文件。
文件说，让他们要妥善安排好张刘二人的身后事，这也算是优待了，算组织上记得他们往日的功勋。
最后，河北省委做了这么几项决定，一个是行刑的时候，枪不打他们脑袋，只打后心；安葬的费用，以及棺木的开销也都由公费来出，不用他们家人承担；他们的亲属也不会被打成反革命，其子女则会由国家帮助抚养成人。
张刘二人临死之前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们在牢里听着监管人员带来的消息，一边是害怕，吓得腿都软了，一边也有感激，感动得嚎啕大哭，他们感怀组织念及旧情，没有让他们死得太过难看，还给了他们家人最好的优待。
张刘二人死后，国家兑现了当初许下的承诺，也践行了建国初期党对待犯错人员的基本态度和立场，那就是有一说一，实事求是，不牵连无辜人员。
在具体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说到做到，言出必行。
其中，张子善因为没有后代，下葬后便没有后话了，而刘青山的家人则都得到了比较妥善的安置。
他的结发妻子叫作范勇，在他死后两年改嫁，和一个名叫张月东的走到了一起。
因为组织上的安排，她没有因为丈夫的死受到什么牵连，也不用再为前夫那把子事情忧心太多。
刘青山还留下了三个孩子，其中最大的7岁，最小的只有几个月，分别叫刘铁骑、刘铁甲和刘铁兵。
他们每个人每个月可以领到15元的生活补贴，其中刘铁骑上高中后生活开支变大，要求把补贴提高到20元，组织上也答应了。
兄弟三人生活共50元，一直维持到了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
生死是个开放的循环，刘青山的生命在子女身上延续了下去，但他的错误没有。如果当初他能多为自己的孩子们想想，也不至于闹到两代人天人永隔的地步。
张子善和刘青山的故事让人警醒。2020年，电视剧《西柏坡的警钟》说的也是两人被绳之以法的故事，这部剧还被称作是建国初期版的《人民的名义》。
电视剧还对这个案件的大背景做了呈现。1949年春天，主席等人离开西柏坡的时候，就说这是一次进京赶考。
主席不希望当李自成，想做出好成绩，这就要求党员干部们时刻敲响警钟，避免贪污腐化。
“人民的功臣”和“人民的公敌”，仅有两字之差，从前者变为后者太过容易，守好纪律底线很难，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