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秀美
编辑 | 杨秀美
前言清朝末期，“刺马案”可以说是一场震动朝堂的权力斗争，犹如一场潜伏在黑暗中的角力。
曾国藩冷静地看着风云变幻，向太后发出警告：“时代变了，您放出去的权力，永远收不回来了。”这句话并不是空口无凭，而是对当下局势的深刻洞察。
随着权力的分散，昔日的控制与威望如同沙子一般在指间流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权力的游戏为何变得如此扑朔迷离呢？
正文清同治九年（1870年）8月21日，身为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校场检阅军队之际，突遭刺客袭击，凶器直接刺入胸口，伤重而亡。
刺客自称张文祥，凶残异常。此事件震惊全国，朝廷数度派官员调查，初步认定杀手张文祥本为盗贼，因其弟被马新贻所杀而怀恨报复，伺机行刺。
这一解释牵强附会，缺乏说服力。
刺马案历经8个多月的审理，结论如前，认定唯一凶手张文祥被处以凌迟极刑，主谋马新贻则被追封为太子少保。
这一颇具争议的判决更像是一场权力游戏之后的妥协产物。
主角则是清廷的两大势力——慈禧太后和曾国藩。曾因清廷中央权力过于弱化而逐渐崛起的湘军成功保全现有利益，使得清廷中央与地方力量达成新的平衡。
尽管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透过此案，我们可见当时清廷的暗弱无力，地方势力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央集权正逐步瓦解。
当时，清代在华统治长达两百多年，呈现出衰败之势，似有瞬间崩坏的危机感。然而，从东北的渔猎部族崛起，成为统辖华夏的强大政权，清朝统治者运用复杂精妙的策略。
清军得以建立朝政，除了依赖八旗子弟的骑射技艺，更得益于政治平衡策略的巧妙运用。
在明朝末年的混乱局势中，清朝能异军突起，关键在于妥善处理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
对比李自成、张献忠政权的极端手段，以及南明政权的地主阶级代言人角色，清朝采取了既打击又拉拢的策略，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同时，确保对该阶层的绝对掌控，从而稳固了皇位。
如今，清朝再次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若欲逆袭，需善用汉族地主阶级这一特殊力量。
太平天国政权以拜上帝教为基石，与汉族地主阶级信仰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驰，为清朝与地主阶级的合作提供了可能。
平日里，清朝对地方地主阶级加以限制和管控，防止其威胁自身统治；
当帝国陷入危机，清朝便不再顾忌。要击败太平军，必须充分发挥汉族地主阶级的组织能力和战斗精神，
因此，清朝政府不得不采取大胆举措：下放权力，允许地方豪强自行组建军队抗击太平军。
此举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成为抵抗太平军的主要力量，太平天国政权在这些地方武装的围剿下逐渐崩溃，清朝转危为安。
权力下放如同双刃剑，收回权力则成了难题。清朝政府擅长灵活运用权力，否则无法在短时间内横扫天下。
清军迅速统一天下，正是借助了与吴三桂等汉族军阀的紧密合作。
清廷在分权时毫不吝啬，吴三桂等人被封为王爷，且获得了实质性的半独立权力，在各自领地内，他们几乎可以称霸一方。
这种做法让吴三桂等人误以为自己并非为爱新觉罗家族而战，而是为自己而战。
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后，清朝政府收回权力时同样果断坚决。
尽管年轻的康熙皇帝在削藩过程中略显急躁，导致吴三桂等人叛变，但已实现中央集权的清朝政府凭借全国之力对抗吴三桂等人控制的南方各省，
依然占据明显优势，成功消灭三藩并收回权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权独揽。
眼下，清朝朝廷亦选择如此作为，对象则变为曾国藩、李鸿章及左宗棠等将领。
曾国藩组建湘军，筹集资金众多源于自理，此举虽令岌岌可危的清政府财政压力得以缓解，
湘军却趁此机会扭转了财权与兵权，逐渐蜕变为军阀。
相比之下，军阀与割据政权在土地掌控上有所区别。只要某一势力掌握财政与军事大权，且手握领土，便能建立割据政权。
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地区由湘军攻占，此地自古以来便是富饶之地，湘军自然不愿放弃。
初占领江南期间，湘军并未满足于劫掠所得，而是渴望在此地确立霸主地位，使江南成为其势力范围。
康熙削藩之际，尽管八旗劲旅实力已不如往昔，但全国大部分地区仍在清朝朝廷控制之中，无论财力或兵力，均占据优势。
面对吴三桂等人，康熙与孝庄皆有更多底牌。若康熙能巧妙运用策略，分化三藩，自然更为理想；即使无法做到，亦有望取得胜利。
太平天国覆灭之后，类似的局面再次出现，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面临同样困境，只是此时慈禧太后手中的牌已不再有利。
清朝起家的满蒙八旗已日渐腐朽，甚至连尚能一战的蒙古骑兵也难以称得上天下精锐。名震天下的“僧王”竟死于捻军小兵之手，可见满蒙八旗的衰败。
依靠这些战斗力堪忧的满蒙八旗对抗汉人军阀的私人武装，无异于以卵击石。因此，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无法采取直接暴力手段收回权力。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三大汉人军阀并未联手，反而存在矛盾。只要有矛盾，慈禧太后就能在其中施展政治手腕。
深谙权力之道的曾国藩又怎会看不清当前的权力格局？有人质疑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为何不直接反抗清朝，夺取皇位。
提出此类问题者显然未能洞察时势。湘军虽强大，却不足以同时压制清朝的八旗绿营军以及淮军、楚军等其他汉人军阀武装。若曾国藩贸然起兵，湘军恐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若曾国藩收敛野心，仅追求实质性的独立割据权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军阀非但不会成为竞争者，甚至可能结为联盟，因为实质性独立割据权利亦是他们的所求。
据此，曾国藩将军队规模缩减，传达出善意，而曾氏渴望的则是朝廷承认湘军在江南的特殊地位，期待与朝廷达成共同利益。
由此产生的默契便是：两江总督之职仅限于湘军人士担任。
任何中央政府皆无法忍受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故除非面临生死存亡，否则不会轻易下放权力；危机过后，又需迅速回收权力。
尽管清廷已无底牌，仍试图全面收回权力。
相较于清初吴三桂等人在南方直接称霸，湘军集团的手段更为隐秘且复杂，他们通过掌控江南重要职位来操控政治，而遣散的湘军士兵则组建各类民间组织活跃于江南，如此上下配合，确保湘军对江南的实际控制。
这种控制是秘密进行的，无法公然示众，而湘军集团与朝廷的微妙关系，为善于权谋的慈禧太后提供了操作空间。
慈禧太后采取简单策略，派遣无背景官员取代湘军势力官员，待完成江南统治集团的换血后，再对付原湘军士兵组成的帮派便轻而易举。
道光二十七年，马新贻考取进士，曾参与抵抗太平天国运动，虽有招募武装力量，但规模较小，未能建立独立财政体系，因此虽身居高位，但无自身势力支持，是较为纯粹的清廷官员。
马新贻行事果决，能力卓越，深受慈禧太后青睐，加之清白出身，使其成为清廷削弱湘军势力的理想人选。
曾国藩削减湘军规模后，大批湘军成员并未返回家乡务农，而是滞留在江南，这些湘军老兵组成各帮派横行霸道，令当地民众深恶痛绝，然而因湘军势力控制着该地主要官员，使得这些老兵的违法行为往往逃脱惩罚。
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后，着手整顿治安，惩罚原湘军帮派的违法行为，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赞誉，但对经营此地多年的湘军势力而言，无疑构成挑战。
挑战接踵而来，尽管马新贻逐渐加大行动力度，湘军直觉性地感到威胁，甚至出现谣言，称其正在调查南京之战后太平军金银的下落。
若该问题被揭示出来，湘军高层将难逃干系。就是在此关键时刻，身为两江总督的马新贻遭到了一场离奇诡异的刺杀。
校场上的这起刺杀事件，瞬间引起朝野震动，慈禧立即下令全面审查。首先展开调查的是江宁将军魁玉及藩台梅启照。
公众场合行凶，刺杀朝廷重臣，究竟是何人有如此胆量？慈禧和各级官员心中明镜似的。面对这一棘手问题，魁玉和梅启照审慎对待，并未对张文祥施加酷刑。
张文祥坚称独自行动，魁玉和梅启照以“事关重大，恐致嫌犯死亡”为由，始终未对其严刑逼供。
他们对张文祥的审判进展缓慢，最终以“为同伙复仇”的罪名上报朝廷。清廷对此结果并不满意，派遣刑部尚书郑敦谨担任钦差大臣，同时命曾国藩接替马新贻的职位。
曾国藩收到任命后数度推迟，清廷多次催促之后才赴任。对张文祥的二次审理由郑敦谨和曾国藩共同主持。
尽管郑敦谨铁面无私，但清廷命曾国藩与之共审张文祥，其动机不难揣测。审讯过程中，曾国藩保持沉默，郑敦谨无从下手，只好私下请教曾国藩意见。
曾国藩表示：唯有遵循魁玉和梅启照的审理结果。郑敦谨表示同意。
于是，刺客张文祥遭受凌迟处死，马新贻得以获赐封号，而曾国藩则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服役至去世。清廷对刺马案的处理实质上是对湘军作出的一种妥协。
秦始皇废除封建制设立郡县以来，在中国古代大多数大一统王朝时期，地方势力几乎无法与中央抗衡，中央向地方妥协的情况鲜见。
中央能够牢牢掌控地方的关键在于地方的募兵权和财政权均归中央所有，地方的财权和兵权无法独立，自然无法与中央对抗。
湘军却是个例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湘军拥有独立的财政和军事体系。
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湘军虽有所削弱，但仍然是一股强大的独立力量。这股力量的影响力之大，使得清廷认为与其合作比对抗更为有利。
政治的核心在于平衡，各方利益达到平衡便可实现合作，反之，一旦失衡，必将引发动荡。
在清朝政府与湘军争夺天下的斗争中，湘军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可谓对清朝有着再生之功；
尽管湘军只求在江南享有霸主地位，从未趋向公开称帝的行为如吴三桂之类，亦即湘军一直保持克制，然而朝廷欲借两江总督职位变动来改变这种格局，于湘军而言，仿佛触碰到其底线。
政治若想维持平衡，往往要仰赖强大的实力，倘若曾国藩如同马新贻那样仅为清朝官员，那么朝廷任其罢免或惩罚都是正常的。
假如那时的慈禧太后仍手握当年康熙八旗劲旅般的力量，纵使官方处罚湘军颇显不公，也不至于引发问题。
堪称问题核心之处在于，此刻身无重兵的慈禧太后却幻想着独掌大权，面对如此越轨的太后，湘军自然会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回击。
政治主导力始终取决于实力，慈禧太后深刻认识到自身实力掏败，于是转而寻求与汉族军阀的合作，这无疑展现出她的政治智慧。
正是凭借这份冷静，清朝得以在八旗劲旅无力作战之际，延续了半世纪的统治。
清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其政治学习能力及理性实属罕见。当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全国，清朝意识到若继续独揽大权恐致政权崩塌，遂迅速调整策略，赋予汉族军阀更大权力，并愿与其长期共事。
虽然此举不如明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壮烈，但在生死攸关之际，其效果更为显著。
结语一场“刺杀案”背后，折射出的是一个王朝走向衰落的必然轨迹。
当慈禧放权平定太平天国时，她或许没想到，这会成为动摇清廷统治的导火索。
而曾国藩虽然拥有反叛的实力，却选择了维持表面的平衡，这种微妙的权力博弈，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