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支边到新疆,邂逅修配厂一技花,她的感召,我当了老师

翠袖拂云归 2025-01-08 18:40:07

讲述人/李欣妍

记录整理/温暖的时光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批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以满腔的热情,从五湖四海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964年7月15日,正值豆蔻年华的我离开了母校——天津解放南路中学,奔赴祖国的西北边疆,来到了新疆乌鲁木齐。

从拥挤的城市来到了广阔天地,我的心情异常地兴奋与激动,像是刚出笼的小鸟飞向了外面精彩的世界。

心里铆足了劲,一定要在祖国的边疆干出一番事业,绝不辜负老师临行时的叮咛教诲,绝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殷切期望,为祖国边疆的建设奉献出自己的青春。

当年我初中刚毕业,优秀的学习成绩、优越的家庭生活,没有挡住我的激情,7月份,这火热的夏季,我随天津千余名支边青年一道,奔赴祖国西北边陲——新疆。

离开家的那天,天津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人,红旗招展,人头攒动,家属们千叮咛万嘱咐,目送这一批时代精英,前往大西北的骄子们。

我们这一批青年,身着黄军装,胸戴大红花,不断的挥手向亲人们告别,此时的心情说不清楚是激动、兴奋、还是感伤……

火车鸣笛,车轮徐徐转动,我将头伸出车窗外,只看到父亲沉默的严肃庄重的表情,母亲泪眼朦胧,我也顾不上跟父亲讲什么,放声喊到: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干!好好工作!

来到新疆,由于我年纪小,我被分配到新疆自治区农垦厅训练班接受两年技能教育。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农垦厅修配厂开机床。

一天,我在宿舍为车间板报撰稿,突然一阵清脆的广播操号声从窗外飘来,是厂子弟小学的学生在老师的号令下做课间操。

我不禁想起,常听车间工人们议论,厂子弟小学有个唯一的女教师,她是位江苏无锡籍随军家属,人长得非常标致漂亮,气质又好,被誉为修配厂的“一枝花”。

特别是我所在的修配厂,在机床车间和我一起工作的青年王晓菁,她是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分配过来的技术女工,是新疆本地人,她好像早已认识了修配厂隔壁子弟小学那位被称为“一技花”的女老师一样,便激动得眉色飞舞说开了。

她说:“江苏江南可是个好地方,那儿的女人怎么长得那么漂亮,水灵水气的,打扮得干干净净的,看上去真俊俏,我看我们新疆最漂亮的小媳妇,没人能比得上的!”

没来新疆支边前,听说新疆是边远地区,经济发展非常落后,在我印象中,新疆人肯定也都土里土气的,没想到这里本地女工思想还挺开放活跃,夸女人漂亮还用什么“一枝花”。

我听后心里很不服气,一个已经结了婚的随军家属,她能漂亮到哪里去?不谦虚地说,我在天津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时,个子已经长到了一米六六,由于我身材好,不瘦不胖的,更显得我个头高挑,这得感谢我爸爸遗传给我的优良基因。

我妈妈个头也就最多一米六多一点,但人长得五官精致,左腮上还有一个深深的酒窝,我妈性格好,特别爱笑,连说话时都面带笑容,很少见她生过气,一笑起来脸上的酒窝显得更深了。

而我爸个头足足一米八三以上,他老家是哈尔滨农村的,他和我妈偶尔吵架顶嘴时,我妈一生气就说:“你这个穷小子知足了吧!老惹我生气,想想当初你一个农村穷小子跑天津来瞎混,不是本公主可怜收留你,哪有你的今天?”

我爸也不甘心示弱,反击道:“你还不是看上了我年轻时的个高帅气,我可没求你大小姐,是你硬找上门来的……”

总之,我妈长得漂亮,我爸长得个高帅气,而我遗传他们两人优良的基因,既个头高挑,又长得漂亮有气质。

初中二年级我收到过班里两名同学偷偷给我写的情书,一位是我们的班长,一位是语文课代表,信都被我当场给他们扔了出去。

我这么漂亮,班里竟没有人给我取名叫什么“一枝花”的,到新疆来还头一次听说,夸女人漂亮竟用这名词,感到土不土、洋不洋的!

我对王晓菁说的那位江苏无锡籍随军家属老师是“一枝花”很不服气,巴不得当时就想马上见识见识,想看看她长得到底有多漂亮!

一种莫名其妙的妒忌和不服气的心理,驱使我想见见这位老师。

一天下午刚下班,我怕一个人偷偷去见那位人称“一枝花”的无锡籍女老师别扭,就故意用“激将法”去逗王晓菁说:“你说的那位‘一枝花’不怎么漂亮呀!我昨天下班时从校门口见过,长得一般般呀?净骗人!”

王晓菁是城市姑娘,也是家中的独生女,个性特别强,也爱追求新奇和潮流,干什么事都不服输,又有点犟劲。

她见我不相信她说过的话,瞪着两个眼,不服气地对我说:“你肯定认错人了,你见的是哪一个女的呀?不信现在领你去看看,学校刚放学,老师走的晚,让你见识见识,哼!”

这一招真灵,果然王晓菁“上当”了,她领着我就往隔壁厂子弟学校门口走去。

我们不好意思进校园内,怕学生多反而乱哄哄找不到“一枝花”,就在校门口左右徘徊地等着,眼睛不时朝校门内扫去,像做贼似的。

校门口进进出出的都是小学生和男老师,等了半天也没见“一枝花”走出来。我们两个小姑娘在校门口晃荡,招来许多男生好奇观望,反而觉得自己像个神经病似的,人家“一枝花”漂不漂亮,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唉!这都是虚荣心作的怪!

我正等的有点不耐烦,突然王晓菁拉了我一下,又小声急切地说:“快看!快看!‘一技花’出来了!”

我循声望去,啊!果然气质不凡,只见一位女青年穿着带着碎花的连衣裙,高挑的个头,修长的腿,走起路来,步态轻盈,又端端庄庄的,举手投足感到落落大方,非常有修养。

再走近看上去,她瓜子脸,皮肤特别白皙,虽然看上去好像是单眼皮,但眼睛不小,又清澈明亮,眉毛像柳叶,五官的棱角特别分明,看得我心里有点“扑通扑通”的跳,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说实在的,真的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姑娘,尤其是她的气质,又有一种成熟女人洋气的美,说不清她身上特有的那种吸引人想去多看一眼的感觉,真是江南典型的美女,难怪别人给她取名“一枝花”,看来不是徒有虚名。

她见我痴痴地看着她,停下脚步,友好地朝我笑了笑,主动与我搭话:“你是天津的吧,我姓卞。”

这时,一群放学的孩子主动和她打招呼问好,有的停在她跟前做着很乖的动作表情,看来学生们很喜欢她。

我这才回过神来,不好意思慌忙地回答她:“是的,是的,你是卞老师,你好,你真漂亮。”

我指了指围拢在她周围一群大小不一的孩子问道:“这是几年级的学生?”她略显不好意思地说:“1~4年级。”

“啊?你要教4个班!”我吃惊地问。

“不,只有26名学生,一个班就行了。”她平静地回答。

见我仍显吃惊的样子,又解释说:“是复式班。”

我更糊涂了,上了这么多年学,知道有全日制,二部制,可没听说什么是复式班。

她好像看出我的迷惑,就说:“反正下班了没多少事了,不耽误你事的话,跟我去教室看看吧?”

没想到这位卞老师对我这么热情,我赶忙点头答应。她把我领进了教室,指着黑板说:“最右边的是一年级的内容,中间是四年级……”

只见并不大的一块黑板被板书分成四部分,有拼音、有生字、还有习题。所有的板书都写得工工整整,字体娟秀,远远地看去,犹如印上去的一般。

我被眼前的一幕感动了,心潮起伏,这哪里是板书,全然是这位美丽少妇的爱心啊。

从此这间偏僻的教室,好像生了魔力,常吸引我去坐坐,有时兴趣上来,还会帮卞老师批几本作业,我和卞老师也成了好朋友。

一晃3年过去了。小学校已发展为拥有横竖2排6间教室、4个老师的全日制初小了,卞老师当然是校长。

一天,厂领导找我,以商量的口吻说,根据职工们的要求,决定厂子弟学校设立高小班,问我是否愿意去教书。

我想,我这不安分的性格和多少有些狂热的心态,能当好小学老师吗?猛然间卡老师和那块4个年级内容的板书从我的脑海深处闪现出来,我竟莫名其妙地点头应许了。

当卞老师把一叠五年级教科书递给我,并郑重地告诉我:“今后你就是五年级班主任和他们的语文、算数、自然常识以及体育老师了。”

我虽有负重之感,但却无为难之举。也许你会问:一个人怎么能承担这么多课程,怎么个教法啊!我会告诉你,如果3年前没有与卞老师邂逅那一幕,我会与你同样不解,但我现在懂了,这就是边疆一个落后地区的现实,干起来总比没人干要好。

那时教科书内容简单,又没有任何教学参考资料,老师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五年级学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作文,学生们的知识面窄,也常闹出一些笑话。

有一次,我告诉他们学校要举行田径比赛,他们竟告诉家长,我要带他们到天津比赛(因为“田径”和“天津”发音相似)。

孩子们的现状让我焦虑。为了拓宽学生们的知识面,我求助于老爸从天津寄来一大箱小画书和少年读物,什么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全套《西游记》,《杨门女将》等……

我每天总要抽时间给他们讲,学生们爱听极了,有些学生还要求拿回家自己读。渐渐地我发现,课下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故事里的内容,还不时地向我提问题。

我开始感到自己的初中水平有些招架不住了,进而萌生了深造的念头,而且越来越迫切。

当时正值恢复高考,可是学校教师的紧缺让我难以启齿脱产学习,别无选择,只有走业余教育这条路,边教边学。

我报名参加了自治区第一届广播师范大学。白天没有时间收听广播,就挤到晚上,夜深人静时是我最理想的学习时间,常常不知不觉中东方已发白。

丈夫默默地承担了所有家务活,看到我日渐消瘦的身体,心疼地劝我说:“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干脆回车间吧。”

当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又赶上小儿子哺乳期。学习的压力、工作的劳碌,加上营养不良,使我患上了贫血和低血糖,两次昏倒在讲桌旁。

生病期间,学生轮流守候在我的床前,几分几角的攒钱给我买水果罐头,有的还把自己养的兔子拿来给我补身体。

班上的男孩子不让我干重体力活,自发地组织起来,帮我卸煤、运冬菜。看到学生们渐渐地成长起来,一个个开朗、活泼、有爱心、解人意,我心里充满了甜蜜。

没有困难能难得住我为他们付出。如果说,使我步入教师队伍,是卞老师的感召,那么让我爱上教育事业,是这群充满生机的孩子们。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厂职工人数的增加和工厂周边不断有新的单位扎寨,我们的小学校也壮大起来,已是拥有近500名学生,20多位教师和十几个班级的“戴帽”子弟学校了(有初中编制)。

1981年学校派我去兵团师范进修,一年后回校,被提升为校长,卞老师担任教务主任。

我明白是卞老师让贤,但我没有推辞,因为我要担负的是我们共同热爱并为之奉献的事业。

进班子后,面临第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因为学校承受能力有限,致使邻近单位不少需要入学的孩子不能被接收。

家长们班上、班下的来找我们,有的孩子甚至跪下乞求,我们何尝不焦急,可是工厂规模小,资金短缺,没有力量给学校投资。

怎么办呢?孩子们乞求的目光搅得我彻夜难眠。经学校领导班子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先从解决低年级孩子入学的问题入手。

没有钱,去周围单位化缘。没过几天,捷报竟从四面传来,一所部队工厂答应从部队砖窑联系处理砖,兵团建工团支援槽型板,我们厂提供水泥……只剩下沙子了,那就更好解决了,脚下的戈壁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有力气筛。

我自荐组织几个年龄大的学生完成筛沙任务。坚硬的砂土地一镐下去,金花四溅,两臂震得过电一般,抡起镐三五下就已经气喘吁吁了。

8月的太阳似火盆,汗水出了一身又一身。骄阳加热汗炙得学生们的脸通红,我的脸也灼灼地作痛。

就这样,我们不停地镐,不停地挖,半天下来,已经刨出一个大坑。人蹲在坑下干活,闷热如在蒸笼中,热气挤压着周身,汗水如洗澡一般。

就这样,我们一直干到天黑。我们累得已经精疲力竭了,我被学生连拉带拱出了沙坑,不知是怎么走回家的。

第二天早上,全身疼痛难忍,肩膀肿得像两个大红馒头,手胀胀的,手心磨掉了几块皮,红红的肉露在外面,火辣辣的痛。

我试着起床,但连翻身都动不得,我哭了,又怕丈夫看见,赶快又用枕巾擦干眼泪。学生们的身体怎样呢?他们会不会有累倒的?想到这,我的心一阵揪紧,不行,我一定要起来,在丈夫的帮助下,咬紧牙,挣扎着,终于坐了起来。

开工了,大工全是建筑队的学生家长,小工自然是我们。奋战了整整一个暑假,两间大教室威风凛凛地站了起来。

收工那天,我送走了最后一批老师和家长,却久久地舍不得离开新教室。我用自己那双粗糙黝黑的双手,不断地抚摸着洁白的墙壁、光洁的黑板,想着开学后能有上百名笑逐颜开的孩子们坐在这里,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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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那魂牵梦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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