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沈培菊
记录整理/温暖的时光
弹指一挥间，60年光阴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从记忆中抹掉许许多多的东西，但60年前的那一页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今天当我打开尘封的记忆，它又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
支边生涯对我来说虽然只有16年，但在这16年里我曾有过多少美好的理想和向往，有过多少激动和兴奋，又曾有过多少迷茫困惑和苦苦思索，甚至还有过绝望，这一切我都难以忘记。
现已经到了老年的我，早已不是那么容易冲动的了，但是每当我想起在新疆的那些日日夜夜，仍然是激动不已。
我于1962年12月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被分配在天津市和平区团委青少年儿童教育委员会，从事社会青年教育工作。
1964年7月，天津市开始大张旗鼓地动员知识青年支援边疆建设，我作为工作人员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并被深深地打动，我那年轻的心在燃烧，我被美丽的新疆所吸引。
当我得知和平区团委需要带队干部时，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被批准作为和平区两个带队干部之一（另一位是我的同事邳瑞祥），与新疆农垦厅人事干部一起带领和平区100名支边青年去新疆支援祖国的边疆建设，成为当时全国千千万万上山下乡和支边大军中的一员。
我的这一举动为当时十分艰难的动员工作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典型，据说有的街道还把我的“事迹”做成连环画展示出来，以起到宣传动员作用。
对于我报名去新疆，家里全不知晓，父亲正在国外随团访问，我兴奋地整天忙着注销户口、准备行李、告别好友，继母则惶恐不安，生怕父亲回来无法交代。
就在我动身的前几天父亲回国了，第二天还要去北京汇报工作，当晚父亲带我上商店买了一身绒衣绒裤，并把他手上戴着的瑞士手表摘下来送给我。
父亲一点也没有责备我，只是说了一些要听领导的话，以及要努力工作、好好学习、注意身体等叮嘱的话。
我当时完全沉浸在极度的亢奋和对新疆美好的向往之中，哪里会料到这竟是我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是与父亲的生死诀别。
1964年7月2日那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戴着大红花被单位送到和平区团委，与其他支边青年一起走到天津火车站。
一路上那震天的锣鼓，飘动的彩旗，欢送的人群夹杂着哭声、笑声、喊声交融在一起，我完全沉浸在幸福的海洋之中。
那一年我20岁，就这样与一群天真烂漫十六七岁的大孩子们唱着“我们新疆好地方”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去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了。
对于今后的人生我根本没有想法，只是想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6天6夜的火车缓慢地蜗行，一毛寸草不生的大戈壁滩，远处星星点点的羊群和天际边的幻影都使我们兴奋不已，这不就是我们要把青春献给她并要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吗！
来到新疆的第一年，我和107名青年被分在了天山脚下的农二师四团场的所属各个连队，我们这些男女青年学生，一下子就变就成了一边开荒种地，一边守卫边疆的兵团战士了。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开荒造田种粮，改变戈壁沙漠新面貌。
遥望着远处云层下竟还覆盖着白雪的天山，和眼前一望无边的茫茫戈壁荒滩，我们心里感到又新鲜又有点恐慌，说不出来的那种滋味。
没来新疆之前，学校、工厂和街道的高音大喇叭里，一个声音甜美的女播音员把新疆描述得好美，什么“瓜果遍地，牛羊成群。”，什么“到处是鲜花，处处是牧场。”等等。
来到这儿却是这么荒凉，当时连住的房子都没有，带队的连长指着附近刚露出地面几尺高的一排排简易的土坯房，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安的家，后来才知道，这种人工挖出的房子叫“地窝子”。
连长看我们难为情的样子，笑呵呵地说:“别看住的地方简陋，但可比地上的大房子住着舒服呢，冬暖夏凉，夏天蚊子找不到，不会被蚊子咬，还能防御风沙。”
走进去一看，地窝子的建造就是从平地向下挖一个2米左右、面积大约十几平方米不等的土坑，然后在土坑上用柳树枝做成檩条，用细树干做椽子，再铺上一些树条或是芦苇，上面铺上一层麦草，盖上一层碎土，最后糊上一层厚厚的草泥。
每个地窝子中间留了一条窄窄的通道，仅能容一个人通过，便于人们进出。
来到这的第二天，连长带着我们领到了军装和“武器”，新来的战士每人一套没有领章和帽徽的草绿色军装，每人一把坎土曼（像锄头一样的农具）一把铁锹，每人还有两个土筐和一根扁担。
来新疆之前，虽然知道我们是来支边的，可看到发的武器是农具没有枪支时，我们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失望和失落，等连队干部讲完话，我们带着领到的服装和工具就回到了住处。
经过短暂的学习和军训，大家就投入到紧张又繁重的生产劳动中去了。我们当时的任务是挖渠引水，把天山融化的雪水引到团场的土地上。
因为那里的土地都是盐碱地，土壤都是咸的，只有把天山上融化的雪水引过来反复灌溉（当时叫洗碱），直到把咸得发苦的土地洗淡了，才能种植农作物，要不然，盐碱地上根本种不出庄稼。
新疆夏季白天的天气特别炎热，特别是中午时间，简直是热得要命。因为出汗，身上的衣服就会被汗水浸透起碱，我们心疼那身军装，但女同志又不能拖衣服，而男同志却不在乎，出汗了都光着膀子挖渠挑土。
一天下来，身上晒得火辣辣地疼，新战士手上也都磨起了水泡。那种苦累，简直是难以言表，但除了极少数人嘟囔着喊太累了外，大部分男女战士们都有苦不怕苦，吃苦不叫苦。
几天下来，大家的胳膊上、脊背上都晒脱了皮，特别是我们这些以前在城市从没吃过苦的女孩子们，白白净净的脸蛋，皮肤又嫩，烈日下也没什么戴在头上遮阳的，两天下来后，脸和脖子都变得黑红黑红的，汗水一浸，火辣辣的疼，晚上再用凉水洗，反而更疼，夜里在床上翻来履去睡不着，只好趴着睡。
难怪有几个女战士，白天累得哭过好几次，晚上还在委屈的流眼泪。我虽然是个女兵，活太重，干得心里也有些委屈，但我在家里自理能力很强，来到新疆后感到比其他女青年能吃苦，从没流过眼泪。
我当时为了赶进度，兵团战士的午饭都是由炊事班的战友送到劳动现场，午饭很简单，几筐苞谷馍，几桶炒菜，几桶白开水或菜汤，有的战士嫌带着碗筷麻烦，干脆就用草棍当筷子，把坎土曼简单擦一下，用坎土曼当菜碗盛菜。
有的战士实在是太累了，吃着午饭就睡着了，那时的艰苦，现在想想心里还难受。
转眼就到了冬季，熬过了酷暑又迎来了寒冬，大家以为到了冬季，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因为他们常听老战士说冬季是农闲时节，以为冬季就不用出工劳动了。
负责耕种的连队（开垦好的耕地交由耕种连队播种庄稼）在冬季是可以休息一段时间的，可负责垦荒挖渠的连队是没有休息时间的，照样是早出晚归，挑土挖渠。
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团部还派下来了几名漂亮的女战士，为大家唱歌跳舞搞演讲。时隔这么多年，我记得当年宣传队的演讲内容：中华儿女有志气，战天斗地奔四方……
新疆的冬季虽然很寒冷，可战士们劳动一天，身上的棉衣也基本被汗水浸透了。每天收工回驻地的路上，大家都感觉浑身发冷，好在当时的住处都有火墙，屋子里很暖和，大家回到住处，把棉鞋和衣服都脱下来，第二天就全都烘干了。
经过了一年酷暑严寒的洗礼和高强度的劳动锻炼，我们渐渐习惯了新疆艰苦的生活环境，也慢慢适应了高强度的生产劳动。
通过一年多的劳动锻炼，我们虽然都晒黑了，可我们明显感觉到了身体有力气了，干起活来浑身不再像刚来时那样腰酸腿疼，休息后，第二天反而直不起腰来，现在似乎有使不完的劲。
那时的生活和劳动虽然很苦，可大家的心态都很好，苦中也能寻找快乐。原本枯燥乏味的挖渠挑土，我们却搞成了劳动竞赛，兵团战士一个个生龙活虎，争先恐后，挑着百十斤的土筐还能跑起来。
挖渠引水结束后，在后来的耕种生产中，我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冬天积肥，春天挑粪，和男同志比，我们女青年毫不示弱。
那时候真是男女平等，在干活分工劳动上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男青年干多少，我们女同志一点不少，甚至有的女青年比男青年还能干。
记得有位女知青叫王小曼的，虽然个头不高，身体看上去也很单薄，但她性格开朗，干起活来不仅非常灵活利索，而且不怕苦累，轻活重活抢着干，连队号召大家都要向她学习，年底王小曼被评为“劳动模范”，奖励了一个绿色军用刷牙茶和一条两边印着“革命好青年”和“为人民服务”的毛巾。
后来，我们连队改良的上千亩耕地都变成了良田，种植的小麦棉花、玉米、葵花、西红柿、西瓜和甜瓜都长势良好，喜获丰收，我们心里都乐开了花。
这是我们支边后的劳动成果，也是向兵团交的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想想当初受的苦，辛勤劳动努力付出有了回报，感到什么都值了！
1966年3月，我与另外5名支边青年周秋生、程光金、王彩芬、李玲、朱兰云（已故）又被调到自治区农垦厅拖拉机修配厂（后为第三拖拉机修配厂），从此开始了主要以学农机技术的支边生活，直至1980年4月举家调回天津，我在新疆生活工作了16年近6000个日日夜夜。
16年大约是一个人平均生命过程的五分之一多点吧，我在新疆生活工作的这16年记载着我成长的过程。
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仍然是那无数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不怕寒冷和酷热的辛苦劳作情景，同时也有缤纷多彩的团日活动，游园时的欢声笑语，体育比赛时的忘我精神，读《欧阳海之歌》时的热泪满面，退团时的铿锵誓言，文艺演出时的热烈掌声……那一幕幕、一件件都历历在目。
曾记得我们挑灯夜战，加班加点提前完成生产任务，向国庆节献礼时的满怀喜悦；曾记得我们义务劳动在厂区种白杨树和葡萄园，掏大粪时弄的满身满脸也毫不在乎；曾记得我们挖红岩水库，推独轮车比赛时的争先后；曾记得我们文艺演出博得掌声时的得意扬扬。
曾记得我们夜晚巡逻护厂时，雪地上的串串脚印；曾记得我们在食堂义务劳动时的满脸汗水；曾记得我们亲如兄弟姐妹，各自结婚成家后又都像亲戚一样你来我往的走动。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一人有困难大家都伸手，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日子啊！那时我们真的觉得非常幸福，一点也不苦。
1968年1月，一封家书传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我的父亲是一个善良的高级知识分子，20世纪30年代曾留学日本，他热爱祖国，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曾有多项重大发明创造，为天津市机械工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多次被评为市特等劳动模范。
他曾任天津市一、二、三、五届人民代表，多次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父亲去世时年仅57岁。1978年7月，天津市委市政府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平反昭雪，由李中坦副市长主祭，《天津日报》头版报道，会后父亲的骨灰安葬在天津市烈士陵园。
今天我们纪念支援边疆建设40周年，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回首我在新疆生活的这16年，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也是最珍贵的16年。
因为它是我青春洋溢的16年；同时这16年也是我经历了许多人生痛苦磨难，逐渐走向成熟的16年。
回过头去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我曾经有那么多的喜悦和自豪，也有那么多的不堪回首。
正是岁月蹉跎是对是错，千秋功过谁人评说？只有我们自己在晚年闲暇之余，回过头慢慢品味，细细斟酌，正是人生像七彩虹五颜六色，人生像五味罐酸甜苦辣应有尽有。
尽管如此，对支边16年风风雨雨的历程我从不言悔。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尺度几十年前的事件。
毕竟这16年使我从一个单纯幼稚、没有城府的青年慢慢地走向成熟；毕竟这16年教会了我怎样面对顺利和得意，教会我怎样应对困难和挫折，教会我怎样去品味幸福，教会我怎样做人，教会我荣辱不惊、不卑不亢、坦然面对一切。
记得有一位伟人说过：“经历也是一种财富。”16年的支边生涯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它就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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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那魂牵梦萦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