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亦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自此五十年以来，国际风云变换，中国在联合国始终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全面参与全球发展合作，大力支持联合国在社会、人权和军控等各领域开展工作。

五十年历程，中国步履稳健，历经艰难起步阶段（1949-1971年）、调整适应阶段（1971-1991年）、积极参与阶段（1991-2013年），直至引领倡导阶段（2013年至今）。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且随着自身国力的增强，中国在联合国发挥的作用也日益扩大。在联合国2018-2019双年度常规预算中，中国分摊近8%，总额近2亿1300万美元。

迄今，联合国下辖15个专门机构和7个相关组织，倡导“健康地球上的和平、尊严与平等”。而在这些组织中，有这样一群担任技术官员的中国人，从全人类可持续发展视角，在各自专业领域内，深度参与国际情势，平衡各国政府关系，推动多边互信共赢。

以东方智慧之浸润，运全球政经之正道。央视融媒体“中国与联合国五十年——世界组织里的中国人”系列专访现已正式上线，带您一同走近神秘的联合国体系下的世界组织，寻访在此长期工作的中国人，漫展中国融入联合国体系的五十年中，那些有情、有趣的岁月回响。

正文

春日的马德里，阳光已经肆无忌惮。我穿过市中心老城区，去一个被历代城中知识分子当作据点的百年咖啡厅，作一次特别的访谈。主城的小街道两边，不断掠过那些近年修旧如旧的四五百年历史的老建筑，身边与我擦肩的，是串流如梭的各国游客。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长年迎来送往国际游客大军，是这个世界头排旅游目的地国家里拥有最多游客数的城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也是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缩写：UNWTO）的总部所在地。与日内瓦、巴黎、维也纳这些世界组织总部“常规军”城市相比，亲和浪漫的马德里，与众不同，却又恰如其分。

因为日常工作交往关系，我得以在马德里近水楼台，约到了本次的访谈人物——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部原主任徐京。在基于工作的认知里，徐主任一直是位严标准高要求的师长，同时又在世界旅游尤其是亚太旅游圈子里，人缘人脉可观。自2020年正式退休以来，徐京便开启了书斋著文、列国旅行的美好生活，本次访谈得以成形，应是他对我数度邀约不胜其扰之下而允，弥足珍贵。

徐京在约定的时间，不差分毫，翩然而至，带着他这标签般的严谨。我们聊起他退休后开的个人公号上，一篇春节期间他与夫人在马尔代夫旅行度假的观察文章，看满篇精确的细节和数字，很容易脑补出他一定在海岛假期里，塞进太多对管家司机、餐企商家这些市场一线人员的调研时刻。果然，专业的旅游人，很难有纯粹的度假。

谈及此，徐京笑着说，一直从事旅游工作，在世界旅游组织都待了近三十年，随时去发现最新的数字和动向，早已是下意识的反应。

“您在世界旅游组织居然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是在联合国的世界组织里，工作时间最长的中国人了吧？”我马上好奇发问。

“也许吧。在国际间的旅游组织里，应该可以说是时间最长了。”徐京的回答，带着世界组织风范的缜密妥帖。

咖啡端上桌来，热气袅袅，仿佛蒸腾起三十年的光阴。我们的访谈开始了。

回望职业生涯，徐京自己也觉得，他作为一个“十分普通的人”，与世界旅游组织之间竟藏着奇妙的缘分；而某种程度上，这段奇缘，也投射了中国旅游走向世界的时代大背景——

一切源自1990年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旅游展览会，在此前的1983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成为世界旅游组织的第106个正式成员。那次上海的展览会，无疑对中国正式通过旅游扩大对外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此，中国政府特别邀请到世界旅游组织时任秘书长安东尼奥·恩里克斯·萨维尼亚克（Antonio Enríquez Savignac）参加大会，而接受组织安排负责对其协调接待的，是一位来自当时国家旅游局国际司的年轻副处长——也就是当时三十刚出头的徐京。

当时给到徐京和处里的任务，是展览会的外事接待，而对于接待安东尼奥秘书长的任务，还要求展现当时中国拥抱世界的热忱，以及中国旅游人的水平和风采。

因为准备充分，一切皆如预期，展览会圆满成功。不料临近尾声时，秘书长给了徐京一个意外。

那是大会最后一天，安东尼奥秘书长突然对陪在身边的徐京说，会后能不能一起吃饭？年轻的徐京脱口而出：“您是大会的客人，您的用餐大会全部都已安排。”秘书长笑着摇摇头：“不，一会儿我要请你吃饭。”“您是中国政府的客人，不可以让您买单的。”“这与政府没有关系，是我个人请你吃饭，我们聊聊天。”

带着疑惑和好奇，徐京单赴秘书长的私人邀约。那餐饭愉快如常，直到秘书长很正式地问他：“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办公室？——你不用立即回答我，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考虑。”

对面的徐京，内心十分吃惊，快速调整完心情后，他回答秘书长：“不用一个礼拜，我现在就可以回答您，我很想去，但应该不会去。”

三十年后的我，听完这样的回答，立马追问：这么传奇的绝佳机会，您当时怎么想都没想就回绝了呢？

徐京抿一口咖啡，似乎仍坐在当时的这张餐桌，他说：“我自然不能以现在的心境来优化当时的想法。说实话，那时我面前还有别的顾虑。一来那是九十年代初，我作为处级干部，没向组织汇报可不能乱答应；二来，也是真正的犹豫，是那时我已经考上了英国留学奖学金，局里也已经批准。另外，家里从小对我的教育，也让我认为学习是最神圣的，唯有读书高。”

这次特别的餐桌谈话，以年轻的中国小伙徐京，回绝了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本人的当面邀约而结束——但此后发生的故事一如小说行文，且先按下不表。

此后不久，徐京顺利赴当时全球旅游管理（Tourism Administration）顶尖学府英国萨里大学攻读硕士，谁料主题为《旅游业的世界组织》毕业论文，又一次把这草蛇灰线的缘分重拾起来。为写毕业论文，他从伦敦飞往马德里，采访了世界旅游组织一众官员，也包括萨维尼亚克秘书长。采访结束，秘书长重提那次在上海的邀约，并且强调依然有效。

如此诚意让回到英国后的徐京考虑良久，毕业在即，日后职业规划已在他心中明了，加入世界旅游组织的决定，也得到了妻子和家人的支持。

所幸毕业前，当时的国家旅游局领导也给了徐京最大理解。当时中国加入世界旅游组织，更多源自外交意义的拓展，而此番有了中国人去担任技术官员，接受锻炼，这对中国旅游的国际化发展绝对好事一桩，大家乐见其成。也由此，一位年轻的国家局副处长，在几年时间里完成了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壮举”。

但回忆起初到马德里的时光，徐京感觉遭遇到“狠狠的落差”。他清楚记得，上班第一天，他环顾四周，34岁的他，居然是整个单位里最年轻的技术官员。一位来自法国的老秘书，领着他来到一台打字机前，一字一句教他怎样以联合国行文格式起草文件，错一处格式，整张纸便作废了。在国内管理着两个处室的新科硕士，竟被教打字，简直兜头一盆凉水。

生活上也磕绊不断。作为世界组织雇员家属，太太和儿子也随后来到了马德里。儿子那时太小，由年轻的夫妻俩手忙脚乱地照顾着。那时国内习惯由单位安排住房，在此却被告知得自行找房安顿。徐京清楚记得初来乍到找房子时的狼狈。当年马德里的英语化程度堪忧，他又一句西语不会，就霸着一方公用电话亭，投下一枚一枚硬币，艰难地与电话那头谈看房，情急之下他甚至拦路寻人，偶有懂英语的路人，就被他拉来充当临时翻译，第一个住处就是在这样的折腾下搞定。

“这尴尬的适应期，现在想来都历历在目”徐京告诉我，为尽快对新工作上手，他花了半年的时间，翻遍世界旅游组织出版的几乎全部书目和文献，并随之很快开始得心应手。他笑说，即便现在问他任何一部世界旅游组织的出版物，他还能如数家珍。

工作生活已渐入佳境，巨大的热情被投注到这份全新的使命和事业中去。入职后不久，徐京就进入到了亚太部。而那时候，他甚至是部门里的第一位东亚人。

而这次从资深雇员视角，他也第一次认真梳理和理解起，在当时国人看来神秘又陌生的世界旅游组织的前世和今生。

与很多国际组织的发展历程相一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基本上是二战之后的产物。二战以后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有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而在欧洲的瑞士日内瓦，形成了国际官方旅游组织联盟（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Official Travel Organisations - IUOTO），该联盟可溯源至1934年在荷兰海牙创建的国际官方旅游宣传组织联盟（IUOTPO），其总部于1947年临时迁往伦敦，1951年迁至日内瓦，最终于1975年获西班牙政府邀请落定马德里，并正式使用“世界旅游组织”官方名称，并于2003年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

世界旅游组织当时的使命，是鼓励年轻人和旅游者互相走动，从政府角度推动战争后的疗伤。二战让德国人和法国人结下了世仇，以旅游促进和平、保持和平，是战后世界的一大课题。

第一阶段：确立旅游重要性

在徐京看来，上世纪的70至80年代，可谓世界旅游组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本质上更接近一个政治平台，在二战后的旅游促进和平议题之后不久，全球便迎来美苏冷战的高峰，在此期间，除了大会讲台经常见证美苏间的激烈争吵，也反复发生过美方阵营成员国的退出、重回、再退出。

世界风云诡谲压境，幸而世界旅游组织保持住了独立客观清醒，此阶段的工作成果对全球旅游业发展厥功至伟，即对现代意义上的“旅游”给出了权威界定，并尤其肯定和彰显旅游对经济的贡献，其标志便是发布于1980年的《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the Manila Declaration on World Tourism)。“它从真正意义上对旅游业做了一个全面的、尤其是经济角度的界定，我觉得这是世界旅游组织在历史上做出的第一个杰出贡献。正因此，世界旅游组织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全球旅游大会，各国政府部长级领导出席。这是现代旅游业的首个高光时刻。”

第二阶段：明确旅游贡献率

在徐京看来，上世纪90至00年代是第二个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世界旅游组织在各国政府间除了用《马尼拉宣言》的精神来呼吁旅游重要地位，更在此基础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即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标准，来量化和证明旅游业的经济重要性。

这便直接催生了今天我们所谓的“旅游统计”，其标志事件便是1991年的渥太华国际旅游统计大会上创造性地提出旅游卫星账户（Tourism Satellite Account，缩写：TSA）的概念，呼吁各国旅游、劳动和统计管理部门加大投入，研究旅游业对国民经济和总体就业的贡献。1996年，又有尼斯会议决议制定一个编制旅游卫星账户的方法框架，并最终形成TSA的整套7个统计报表。通过在各国间推动旅游卫星账户，完成了用科学的指标来证明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及其贡献率的统一算法。

徐京还补充道：世界旅游组织能够作为一个技术权威机构立足于世界，在此阶段做了多方面工作，比如通过海牙国际议员联盟，促成将旅游业纳入到各国立法程序当中，并举办一系列国际会议和论坛，进一步在全球范围牢固树立其旅游技术标准。同时，对第一阶段承前启后，在1985年《旅游权利法案和旅游者守则》（Tourism Bill of Rights and Tourist Code）基础之上，又于千禧年到来之际，颁布了《全球旅游伦理规范》（Global Code of Ethics for Tourism）。“这个规范横跨了经济与社会的交接处，所以它也是从全面理解旅游对社会发展贡献的一个很经典的国际文献。”

第三阶段：旅游促进可持续发展

“我认为，第一和第二这两个发展阶段，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那就是经济效应（Economic），而在此之后，可以说进入到了路漫漫其修远兮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寻找旅游的社会贡献（Social）到底在哪里？”这一阶段的标志性节点是在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在峰会上正式通过17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缩写：SDGs），旨在从2015年到2030年间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转向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

回到旅游层面，怎样通过旅游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应对气象变化，提升妇女在社会当中的地位，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现实问题（social factors），要清晰量化存在一定难度，但仍然可量化。在这项议题上，2017年在第六届世界旅游组织国际旅游统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测量可持续旅游业的马尼拉行动呼吁书》(Manila Call for Action on Measuring Sustainable Tourism)。呼吁书由世界旅游组织、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等共同发起，倡导研发一个全新的技术指标，即衡量可持续旅游业的统计框架（MST框架），开启了旅游统计史的新篇章。该框架一旦制定出来，将超出当前全球统计框架的主要经济指标，旨在涵盖环境、社会和文化因素，并从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全面考量旅游部门的跨行业话语权，量化和证明旅游业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的贡献，这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和作用。

徐京说自己刚入职时，正逢前苏联解体不久，此刻回顾世界旅游组织三大发展阶段，就如观看一段从黑白到彩色的历史胶片，其上清晰交织着世界格局变革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他说在某一天，他突然就懂得了安东尼奥秘书长当时发出邀约的深远用意，旅游是全人类的权利，深远影响全球经济和社会效应，联合国系统下的世界旅游组织，初创时带着欧洲基因，早期又深受美国资助影响成为技术援助的执行机构，也许正因为此，当过墨西哥旅游部长的安东尼奥出任秘书长后的首要计划，就是大幅提升美欧以外其他区域的人员比例，并尤其重视亚太和中国在此进程中的作用和能量。

隔着三十年的时光，再回到那张上海的餐桌，徐京再次感慨自己作为普通人却踏上了一场神奇的人生旅程，进而参与进一段世界旅游史，幸运万分。

“世界旅游需要更多亚太声音”，这是徐京一直以来的观点。他说，有两组数据可以说明亚太在世界旅游版图中的地位：第一，亚太市场人数和国际旅游市场人数的份额，整体在20%到25%之间徘徊，而亚太旅游收入经常能占到全球旅游收入的29%至31%之间，牢牢占据世界旅游的四分之一强；第二，每10个国际游客当中，就有1个是中国人，所以这就是基础，也是我们的底气。

但为何到目前为止，亚太旅游的力量还是没有得到全面真实的反映呢？“在我看来，主要因为发展历史短，可以说直到21世纪才终于走到了亚太的世纪”徐京以亲身经历诚恳分析道，“从趋势上看，世界旅游就像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的一个风向，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时，战后亚太经济的腾飞也是很大程度受西方影响下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想是亚太的性格原因，这片天地沐孔子文化的洗礼，以谦逊为道德标准，从一开始就限制了我们旅游宣传的心态和风格。如今在世界大变革中，亚太的地位在多维度提升和凸显，地缘政治参与了现在的去全球化进程，这也意味着会有很大的挑战性。”

而在亚太参与世界旅游“四分天下”的进程中，徐京亲历了太多个重要时刻——他在精心推演准备之下，把当时泰国旅游局长给他的10分钟见面时间，一路聊成1小时，推动说服泰国重归世界旅游组织；他让当时的缅甸在更换政府的敏感时期，充分认知国际局势并优先重返组织；同时，他还在升迁亚太部主任的第一时间，便重点推进在中国设立桂林旅游论坛，亚太地区也自此在世界旅游组织这个国际平台首次发出自己的声音。发声的同时，还通过与亚太旅游协会（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 ，缩写：PATA）等区域组织合作，发布出版大量专业技术报告，从深具亚太特色的低成本航空、会奖旅游，到近几年的穆斯林旅游、宗教旅游和佛教旅游等，洞察区域发展大趋势。近年来，也全程帮助总部设在澳门的世界旅游经济论坛（Global Tourism Economy Forum）的组建和发展。“可以说，属于亚太自己的区域平台已经成功搭建。世界旅游组织是全球的世界旅游组织，所以亚太的声音不光要培育，还要让声量更放大，保持亚太独立的话语权，这才能反映全球化过程中，亚洲发展的真实水平。”

在刚过去的博鳌论坛大会上国家表达亚洲观点：亚洲地区在过去几十年总体保持稳定，成就了“亚洲奇迹”。“亚洲好，世界才能更好”。往下全亚洲的一大使命就是要“展现亚洲的韧性、智慧和力量”。徐京丰富的亚洲从业经验也从侧面印证：“作为亚洲人和中国人，我还是要说，一方面我们要让世界更多地听到亚洲声音，但同时，我们还是要继续用我们的亚洲美德来包容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的发展避免零和博弈。当下世界新冷战抬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旅游完全能够起到一个减震作用，帮助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而不是更冲突。”

当我问起世界旅游组织与中国的故事，徐京理性回答：作为联合国雇员，他曾宣誓必须对全体成员国负责。但回望中国旅游的国际化发展史，他从中起到的桥梁作用，自然是十分明显。

从1983年加入到90年代初，中国摸索着与世界旅游组织的相处之道。2000年前后，中国进入旅游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真正的探索期，引入多学科规划理念，通过四川、云南、山东、黑龙江和海南等省级案例，一举让中国旅游提前十年进入了规划期。此后中国更紧密主动与世界旅游组织合作，将世界旅游组织的技术支持，大量运用到中国旅游奠基性的项目上。这一阶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曾在世界旅游组织协助下，参照各国旅游法起草编制并与人大研讨后定稿；“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评选的合作，大幅提升旅游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中国旅游涉外酒店星级评定标准，第一版本由世界旅游组织专家主体指导编制......

中国与世界旅游组织的积极合作，也争取到了世界旅游的多项第一，在中国诞生——

第一部业界俗称为“世界旅游绿皮书”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在中国率先落地：2005年在桂林召开了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国家研讨会，首次将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ourism Destinations)引入中国，使这套2004年刚刚研发的标准通过桂林落地中国的各省各市；

第一多的世界旅游观测点在中国：作为绿皮书的后续，在阳朔建立起世界旅游组织全球首个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将绿皮书理论付诸实践；此后，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不同主题侧重的观测点，以观测点网络多维度多站点长年监测分析旅游数据。

2017年，世界旅游组织全体大会在成都召开，是在2003年北京全体大会后重返中国，中国也由此成为全世界唯一两次举办世界旅游组织全体大会的国家；2021年，通过7年努力，中文正式成为世界旅游组织官方语言......所有这些成就在徐京看来，正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在旅游业的成就”，“通过世界旅游组织这个国际平台，得到充分的彰显，我由衷觉得自豪。”

如今虽已退休，但徐京把生活安排得丰富充实，除了在各种国际会议论坛上的应邀演讲，他将三十年的国际组织经历和经验，开放分享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趁这个难得的机会，我请他为本文读者，尤其是政府读者，推荐可借鉴的亚太旅游案例。

日本：

“日本的入境游突破为很多入境短板的亚太国家提供榜样。日本经济腾飞时，曾靠大量的出境游消费平衡贸易黑字，用旅游外汇支出实现收支平衡，但在八十年代高峰过后，经历几十年空窗期，始终无法有效刺激经济，于是日本决心以入境旅游来振兴经济。这期间，日本政府首先制定了《观光促进法》，帮助这么一个以出口电子产品为主的国家，真正实现了它自己提出的‘观光立国’战略，一举扭转在亚太地区入境游落后的局面。这个后来者居上的过程完成得很漂亮。”

韩国：

“韩国把观光作为国家文化身份彰显的重要一部分，因此突破了单纯的经济角度。韩国国家不大但经济实力较强，随着经济基础跃升，她的上层建筑也想跟上。于是，韩国就将观光与韩流文化、韩风美食等文化输出工程紧密结合，通过入境旅游观光来展现丰富文化元素，提升整个国家的国际能见度。”

有次在首尔接受韩国旅游颁奖的仪式现场，徐京还完成了夫人安排的额外任务，拿到了韩星李秉宪的签名。韩流文化影响力之巨，让他感受深刻。

柬埔寨：

“柬埔寨是利用旅游重整山河，重建国家经济的最佳案例。柬埔寨旅游可以说时从吴哥窟这一个单品发展起来的。发力之初是在柬埔寨内战后，满目疮痍。记得那时我去金边出差，抵达的第一天，报刊上的头条是美国大使从餐厅出来被人从背后一刀捅伤，闹了大新闻。行凶者并不知道他是谁，只为去抢他的钱包，就这么恐怖。那时的金边作为首都，却满街脏水没处下脚。

那时，柬埔寨政府坚决把入境旅游作为国家重建的利器。世界旅游组织受此委托，围绕柬埔寨与湄公河次区域的旅游合作开展了大量工作，迅速见效。”“与柬埔寨相似的，还有斯里兰卡，也是内战结束后，北部和东部因多年战乱不停，人民继续贫穷困苦，政府如果找不到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人民还会揭竿而起，所以旅游做了很大的贡献。”

马尔代夫：

“我非常乐意介绍刚从那里度假回来的马尔代夫，这也是我喜欢了几十年的旅游目的地。2004年东南亚海啸，世界旅游组织在普吉岛召开全球特别危机管理大会后，作为“普吉岛全球旅游复苏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世界旅游组织建议马尔代夫将市场向东偏转。因为作为前英国殖民地，马尔代夫原来接待的市场以英国、德国人和意大利为主，在海啸发生后的2005到2006年间，市场下跌明显；尤其到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欧洲市场复苏乏力，于是在世界旅游组织和我们亚太部的大力影响下，马尔代夫勇敢开始向亚洲市场渗透，大获成功。

近两年，疫情带来新的挑战，马尔代夫的国内游客市场基本可忽略不计，那就必须穷则思变，快速掉头，于是她启动开发全新客源市场，勇敢打进了东欧市场、俄语国家市场，以及以迪拜为基础的中东市场，在印度市场也很成功。

早在2020年7月马尔代夫就重启了入境游，根据一岛一酒店，岛上无居民的地理优势，制定了有效的旅游复苏措施，通过规定酒店隔离房间数比例、确诊游客岛上分流隔离并享受延长度假折扣等灵活创意手段，竟也风生水起经营出一个特殊时期的全新市场，这完全赢在自身特色和政府反应上。”

在分享案例的时候，眼前的徐京仍旧保持着国际组织范儿的平缓语调和精准用词，但目光中明显跳动着光彩，仿佛讲述的一些就在眼前放映。国际组织的特殊工作要求，需要他必须保持中间立场，稳妥恰当地协调国际和地区间关系，要用平静平和去缓冲降噪。我想，他所经历的那些关于世界旅游的风云往事，应该已浓缩进了这一刻的真情流露之中。

徐京说，三十年脚步匆匆，他享受由这份职业贯穿而行的一段人生岁月，此刻更享受工作关系以外的与各国人员的纯真友情。从他们这些个体出发，映射出跨越国家、文化和种族的对未来世界和岁月的旅行希望。从战后重振，到经济贡献，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到刚刚举办的2022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促进疫情后世界“就业、教育、和平、发展”的旅游主张，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在时间的旅程里，承载起全人类因旅行而形成并构建的昨日和今天，各国间互谅互助携手同行，希望通过旅行，塑造出更美好的明天，一如更美的风景，永远都在旅途的前方。

（文：王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