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会设词的动物。他会自圆其说，会“从而为之辞”；每逢有一种行动的时候，他总要有个说法。说他为什么有此行动的必要，不过所说的十有九个是好的理由，而不是真的理由，这就叫做设词。 任何社会里，总有一部分的人在行为上很放纵，很私心自用；但这种人决不自承为放纵，为私心自用；他们一定有许多掩饰自己的设词或饰词，其中很普通的一个，特别是晚近两三百年来最流行的一个，就是“自由”。 中国民族的习性里有许多人都承认的几个缺点，无组织，不守法，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这些缺点，就其在团体方面的表现说，大概不会有人加以辩护；不过一到个人自己，说不定就会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说出不少文饰的话来，而这种话里最现成的一个名词恐怕也就是“自由”。这“自由”事实上就等于上文所说的放纵与私心自用。 散漫与放纵都不是自由，而都极容易被假借为自由。然而我们是不是就因此准备废弃自由的名词与概念呢？近年以来，很有人表示过意见，认为应当废弃。我却以为不然。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们也不能因为世上有假仁假义的乡愿、政客、伪君子而弃绝仁义。贪官污吏，假民生之名，行自肥之实，我们就得闭口不讲民生主义么？这一类伪善的行为越多，我们对于真善究竟是什么，便越应当多说，越应当说一个清楚，到一般人都能够明了，而一部分人势不能再事假托为止。 然而自由究竟是什么？我们姑且不说自由是什么，替任何比较抽象的东西下界说是不容易的。我们先说自由的两种先决条件，一个人能先具备这两个条件，则不求自由而自由自至，别人在外表上不容许他自由，在实际上自由还是他的，剥夺不了；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第一个条件是自我认识。一个人如果对世间事物真有一种智识上的义务而不得不尽的话，第一个应当效忠的对象就是他自己，他自己是怎样来的，一般的强弱如何，智愚如何，有些什么特别的长处，可以发展，特别的缺陷，须加补救，如果不能补救，又如何才可以知止，可以自克，可以相安，可以不希图非分？能切实解答这些问题，一个人就可以有自知之明，古书上一个德字，一个诚字，其实就是自我，就是我之所以为我，而明德、明诚、度德量力一类的话，指的就是这自我认识的功夫。 第二个条件是自我的控制，在科学与技术发达的今日，人人都喜欢谈控制，社会的控制，环境的控制，自然的控制，甚至于自然的征服。在科学技术很不发展的中国古代，我们却早就在讲求自我的控制与自我的征服。自我应该是第一个受控制与征服的对象。我认为中国人生哲学的一大精华，就是这个。中外历史上的一切扰攘，特别是西洋近代式的大战争，可以说是控制了环境，控制了自然，而没有能控制自我的必然的结果。以前所称格物的一部分，诚意、正心、修身的大部分，所谓自胜者强，所谓无欲则刚，指的就是这一些功夫。 自我认识是第一步，自我控制是第二步。控制的过程中虽也可以增加认识，但两者大体上有个先后；知行难易，虽可容辩论，知行先后，却不容怀疑。所以一个人完成他的人格的过程中，学问的努力比较在前，而涵养与历练的功夫比较在后。教育的根本，教育的核心，应该就是这些；他如一般知识的灌输、技能的训练、职业的准备、专家的造就，有如近代学校教育所能供给的种切，都是末节，都是边际，有时候还不大着边际。 从这种学校教育出身的人，既没有认识自己，更不能控制自己，自由两字，当然是无从谈起。因为不认识自己，不能度德量力，不知诚中形外之理，便不免妄自尊大，希图非分；因为不能控制自己，便不免情欲横流，肆无忌惮。他们根本不配讲自由，不配讲而偏要讲，则末流之弊，以个人言之，势必至于放纵不羁，流连忘返，以团体言之，势必至于散漫凌乱，争嚷不休。自由本不易言，在比较良好的教育之下，已自不易，何况在目前支离灭裂的学校教育之下呢？孔子自己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自由，就是自由最好的注脚，最好的界说。孔子到七十岁才做到自由的境界，也可见自由之难了。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我对于自由，也几乎用同样的话来说，我甚至可以说，中庸的难能，实就是自由的难能，可立可权的道理，事实上就等于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道理，这在对儒家思想有心得的人自知之，在此毋庸多说。 唯难能者弥可贵。中庸虽不可能，而在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化里，特别是儒家所代表的那一股主流里，不特从未放弃过，并且是一贯的被认为至精至当。在西洋文化史里，特别是最近三四百年来，自由也占一个相似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中间事实上没有几个真正做到过中庸。我们见到的只是许多骑墙的人，模棱两可的人，与更多的平凡庸碌的大众，即，全都是假冒中庸的人，西洋史上又有过几个真正自由的人呢？也没有几个。我们见到的是许多各走极端的思想家与行动家，与更多的放纵、流浪、侵夺、争斗的大众，即，全都是假冒自由的人。中庸与自由，一个健全理想的两个方面，都做过不健全的人的护身符。在这种理想的双重掩护之下，正也不知发生过多少龌龊卑鄙与放僻邪侈的行为，但我们能因此而绝圣弃知似的把这理想放逐到文化以外么？我们断乎不能。 上文所说的也许陈义过高，不切实际。自由如此其难，岂不是谈了也等于不谈？那又不然。天下事是比较的。谈总比不谈好。按照上文的说法而加以谈论的结果，纵不能教人从心所欲不逾矩，至少可以教人对自己多认识几分，多控制几分，而其必然的趋势是，在个人可以取得比较有分寸有裁节的生活，在团体可以取得比较有组织而更协调的秩序。我们厌恶放纵，欢迎节制，应知只有讲求自由后的节制才是真节制，是内发的节制，而不是外缘的遏止。我们厌恶散漫，欢迎组织，也应知只有讲求自由后的组织才是真组织，真秩序，是自动发生而有机的秩序，而不是外铄与强制的机械的秩序。我们为促进个人生活的节制与团体生活的整饬计，近年来也下过不少的功夫，只可惜这种功夫全都是外铄的而不是内发的，强制的而不是自动的，所以各式各样的规条、法制、运动、集训，尽管一天多似一天，究有几分成效，即身历其境的人也还不能断定。 最近我们都读到当轴颁布下来的一本极端重要的新书：《中国之命运》。这本书也讨论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就是自由的问题。似乎书中先讨论到的那一种自由，就是我们所说的假自由，就是散漫与放纵，而后来讨论到的哪一种是真自由。我对于这两节讨论都极赞同。不过有不关文字的一点我们竭诚希望当轴能于再版时加以更正，就是后一节讨论里的自由两字上所用的引号（“”）应当移到前一节讨论里的自由两字之上。我认为真的自由无须引号，而假的自由非纳入引号之中不可。这样，真假可以划分得更清楚，黑白可以表见得更分明，而读这本书的国民得以更进一步地知所适从了。 （选自《自由之路》，1946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