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加拿大毒贩因走私毒品被中国法院判处死刑的消息，引发国内外热议，一贯喜欢“挖坑”的西方媒体中，《纽约时报》表现得尤为活跃，在发布会现场，毛宁铿锵有力回答外媒提问，"禁毒是全球共识，中国法律对所有涉案者一视同仁，依法办案"，《纽约时报》记者显然不满意，接着阴阳怪气追问："以后会不会处决更多外国人？"毛宁面不改色地重复："中国法律对所有人平等公正，按程序依法处理。"
然而，若翻开这家百年大报的“黑历史”，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二十多年前，《纽约时报》曾因自家记者吸毒、造假等丑闻陷入信任危机，而这场风暴的核心人物，杰森·布莱尔，恰恰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长期吸毒并揭露了新闻编辑室的“瘾君子文化”。
2003年，《纽约时报》在一篇7500字的自查报告中承认，时年27岁的记者杰森·布莱尔在短短半年内发表的73篇报道中，至少有36篇存在捏造事实、剽窃他人作品或虚构采访对象等行为。从华盛顿狙击手案到伊拉克战争前线报道，他的“创作”覆盖了多个重大新闻领域，甚至伪造差旅记录以掩盖长期滞留纽约吸毒的事实。这场丑闻直接导致该报执行总编辑豪厄尔·雷恩斯与总编辑杰拉尔德·博伊德引咎辞职，被《纽约时报》称为“创刊152年来最严重的信誉危机”。
而布莱尔下台后吸毒造假竟没吃上官司，这波操作真够讽刺的，甚至以“造假者评论造假者”的噱头赚取稿费。他在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烧掉老板的房子》中更揭露了一个荒诞的现实：纽约时报编辑部内吸毒成风，甚至有可卡因交易，而管理层对记者的异常状态长期视若无睹。
布莱尔事件暴露的不仅是个人失德，更折射出西方媒体在“新闻伦理”框架下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媒体高举“客观公正”的大旗批评他国司法；另一方面，却对自己系统性漏洞倒是避重就轻，比如《纽时》在内部报告里大谈"要加码审核机制"，实际操作却跟打太极似的，始终回避追问为何财务部门从未核查布莱尔的虚假报销单，也未解释为何一名高中辍学生能被破格提拔为“明星记者”。
这种矛盾在近期对加拿大毒贩案的报道中再度显现，《纽约时报》没有以同等力度追问：为何自家记者吸毒、造假却能逍遥法外？为何布莱尔回忆录中揭露的编辑室毒品交易从未被警方调查？当一家媒体自身历史充斥着对法律的漠视与对真相的篡改，其对他国司法程序的质疑便难免被视作“转移焦点的公关策略”。
耐人寻味的是，《纽约时报》在布莱尔事件后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成立20人审查委员会、公开征集读者举报、要求记者署名合作者等。但这些制度未能阻止类似丑闻，2022年《今日美国报》又双叒叕翻车了，记者米兰达批量造假23篇假新闻，对此美国网友表示"早习以为常"。
可见，当《纽约时报》将道德批判的矛头单一指向外部时，其内部纠错机制往往流于形式。正如美国网友讽刺的：“报社只关心报道能否抢占头条，至于真相？那不过是排版后的副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