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彩咨询 白万纲

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异军突起，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重要力量。这一进程中，中国不仅展现了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还通过大规模的市场应用，推动了电动汽车的普及和产业链的完善。然而，中国也遭遇了来自日本和欧盟的种种阻挠与反对。

日本作为传统的汽车制造大国，在新能源领域起步较早，特别是在氢能技术方面投入了大量研发资源，并抢占了大量氢能专利。然而，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凭借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强大的执行力，成功实现了弯道超车。面对这一局面，日本政府和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在汽车产业的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旨在阻碍中国电动汽车在日本市场的公平竞争。

欧盟方面，尽管将电动汽车视为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投入大量资源推动本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但面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强势崛起，欧盟内部也产生了复杂的情绪。为了扼制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甚至不惜搁置欧洲绿色出行和减排目标的实现。故而，欧盟不断加强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技术标准和安全性能审查，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来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的销售。

日本和欧盟的反对和阻挠并非仅仅针对中国电动汽车，也反映了全球汽车产业格局的深刻变革和各国之间的利益博弈。这一事件也凸显了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日本和欧盟的打压，可以说是在新能源领域的博弈和竞争中狠狠地扇动了一下“蝴蝶翅膀”。面对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不确定性，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也要加强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推动科技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我们也应继续推动电动汽车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加强与各国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全球绿色出行事业的进步。

此局面只是当前复杂国际形势的冰山一角，面对不确定性激增的未来，国资系统应如何积极应对，也是考验我们如何提升战略定力，通过战略长考与布局中来正确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关口。在二十届三中全会隐而不发、十五五规划即将启动之际，我们也应该在新政展开前，对国企改革的深化提升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与思考。

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

壹、国企改革需要强有力的抓手；

贰、回顾电动车联盟未酬的大计；

叁、直面国企改革的新问题。

国资系统都认识到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会大大强化以三层级战略和两类公司为牵引的产业组织，那么这类一核为主，四梁八柱支撑，多点长链协同的产业组织是不是属于计划经济范畴呢？亦或未来会弱化产业组织？

看看国资整合，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挂牌成立，中国宝武重组中钢集团、新钢集团，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列入国资委监管企业，中粮集团、中储粮集团粮食储备加工股权合作深入开展，医疗、稀土、管网、检验检测领域资源整合持续推进，央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全方位、深层次、大范围推进。我们能透过这些变化看见不东与以往的变化，之前的很多两大同类央企合并，主要是突出产业要素集中，强化产业竞争力，而诸多国资整合是在链长制思维掘进的大背景下，和美西方脱钩断链企图中做的积极布局，尤其是中国矿产资源集团很有格调，一下子就把中国是否要对美西方进行反制的预期和信号灯给打开了，是近些年以来在产业组织上的鸿篇巨制。

我是极力主张国资系统不能碎片化应对脱钩断链，要主动，自觉，抢先对脱钩断链行为进行惩戒，不能以办好自己的事为安慰剂，傻乎乎以为仅仅搞好内循环就能最终取得胜利，要主动应战，打乱美西方脱钩断链的脏手，可能的话要在稀土等关键材料，人民币结算，国内市场准入及采购等环节出重拳打击对方，不能给美西方一个充分，自主，没有干扰，稳定的脱钩断链环境，这也是中国当下最大的迷思，似乎感觉时间在我一方，敌万变攻来我只一变即可应对。是的发展大格局没变之前，战略上高明的必然打败战略上混乱后落后的，大道至简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规律和本质的所决定的，奇巧淫技只能扰乱这个进程，却不能改变这个规律。

但当规律和本质所存在的大背景，系统背后的超系统（全球治理与全球利益与价值分配格局）发生不可逆变化时，我们之前基于善意（可制衡）全球治理格局之下的建立的一整套国际及国家治理体系是不是要重构？起码是不是应该反思？

美国现在举国上下努力的一件事就是——基于媒体霸权从思维和意识形态上压制中国达到中国不敢反制的目的、从利益和国家安全上钳制中国达到中国不要反制的结果、在港台疆藏及南海还有中印边境制造各种消耗国家能量的旋涡达到中国不能反制的困境、利用盟友体系及各种圈子乃至所谓国资规则与其衍生品的武器化捆绑中国达到中国完不成反制的状态。

我们处在如此纷乱的旋涡中，如何俯瞰全局、政出一门、一以贯之地应对全局，非常考验我们。我主张不能碎片化应对卡脖子问题，比如成立一家中国芯片集团来引领全国芯片战；全国各级国资不能野蜂狂蝶般乱七八糟投向科创领域，我主张成立全国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联盟来贯通全国的国有资本配置，盘活、协调全国国资系统基金运作。

国务院国资委第一任主任是李荣融老先生，从2003年国资委初创到2010年8月卸任，国资系统的很多基础就是在他任上打下的，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就在他卸任之前的一周，他组织的辉煌的中国电动车联盟——2010年8月18日由国务院国资委组织召开的中央企业电动车产业联盟成立大会上，16家央企签署了《中央企业电动车产业联盟章程》。央企电动车产业联盟为非盈利性组织，下设理事会、秘书处，以及整车及电驱动、电池、充电与服务三个专业委员会。央企电动车产业联盟成立后，将督促成员单位按照央企电动车发展规划要求，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重复建设，统一产业链各环节的接口和标准。联盟组织开发的共性技术将由联盟成员共享，一般的个性技术由各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发展。

再看看首批电动车联盟名单吧：

整车及电驱动领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东风汽车公司，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电池领域：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充电与服务领域：国家电网公司，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一周后，他老人家卸任了。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联盟梦就由此消失了，再也没有人提起，除了我多次讲课时会翻起这尴尬的一页，我也曾和很多这个联盟名单里的企业管理层谈起过这个事，但也就尬过去了。

卡脖子应对战以来，我主张既要成立中国芯片大学，还要成立中国芯片集团（江苏已经在去年设立了），还应组织芯片采购界的“怡亚通”，以及形成用国产芯片采购的方式来进行产业补贴。

过去几个月我们在芯片领域的大举投入却引发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贪腐后，科技界探讨过一个大胆的设想——把这几万亿砸到芯片领域里的钱，全部或部分拿给华为，让华为成立一个独立的板块来引领全国芯片攻坚战，产业协作起来，科研集中上去，政策对接上去，监督与审计延伸进去。除去操作难度和政治上的考量，这个想法是很有想象力的。

集中全国的产学研的力量，研究创建一条全国产化的芯片产线。中国的设备厂商全部集中在这里，哪里有卡脖子就在哪里研究。国家补贴直到产线打通。必须良品率大于90%的打通。这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也只有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可以这样做。

竞争中性，高标准市场，与国际规则对接等市场经济体系打造要求是不是一定不容许这种产业组织的存在？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是规则的，公允的，开放的，透明的？

举个例子，当初美国及日本在世贸组织起诉我们稀土出口搞限制，我方败诉，立即从善如流的去除限制。而美国倾销及出口限制，不公平贸易罄竹难书不说，败诉案件也一大把，但美国就是不改变，不调整。

所以，我们是时候坐下来，仔细深究一下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市场经济之路的新格局，新阶段了。

一、链长制将往何处去

其实中央早已经很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将深入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实施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组织系列对接活动，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有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所以展望新一届国务院领导在链长制已经较好的推动了国企的国资再布局，产业打造，支柱强化，链条优化，科创卡位的大背景下，在国务院领导对链长制，产业集聚区，产研院等经济建设方法论游刃有余的大格局之下，链长制升级成为产业链融通共链行动就有了必然性。

产业链融通共链行动，本质上是政府领导及政府部门作为链长的角色弱化了，但是居于产业链主导者位置的链主的作用突出出来了。

比之于之前各省分兵各战的格局，这次中央企业牵头要做的产业链融通共联，其实就是把之前国务院国资委所谋划的居于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之上的全国国资规划做实了——在央企和地方国企之上，还有一个站在全国立场上的国资大规划，这个规划不是简单的把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囊括和包容进来，而是有一个全国格局上，面向国际产业链格局，面向中国式现代化，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全国拉通的大规划。

近些年地方上砸下去太多半导体及芯片，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生物药业，显示屏，氢能源……不是说不能投，而是各地分中低水平重复的，各自为战的，以自身为主的各种各样的分散投资，最终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科创产能过剩，更重要的是结构不科学（高精尖少人问津，市场化产能释放端资本密集），体系错落；更可怕的是造成新阶段下的地方债务且不说，科创产能最后的洗牌效应是一家笑，多家哭，这和重化产能投资过剩还不同，重化产能洗牌不会搞成赢家通吃其余死翘翘效应，但科创产能向来是指向于赢家通吃。所以，各地的盲目投资尤其要不得，在央企与地方国企之上，有个高屋建瓴、俯瞰全局的国家产业链规划与整合，该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国务院国资委此番的融通共链行动就是在这个格局上形成的大突破，毕竟未来科创领域理论的前瞻，路径的分化，产业结构的突破，赛道的布局，需要视野前瞻，时间领先和结构优势，产业链融通共链应当是这方面最好的选择之一。

纵观全球，也只有我们中国才能玩转融通共链，这是我们的道路，体制优势决定的，也是我们打赢脱钩断链战的关键，应对卡脖子战的关键。

1、一系列关键的卡脖子课题（防务、政治、文化、科技、经贸、资源、供应链、数字、人才、交易，规则，标准），需要国企作为链主带来整个产业链条引领攻关。

2、一系列国家安全问题（能源，粮食，基因，数据，互联网，大宗商品，战略性资源，贸易通道，主权，金融等）需要国企作为链主带来整个产业链条引领布局。

3、一系列新动能的塑造（5G基建、特高压、高铁与轨交、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数字科技，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湾区与一体化经济，都市圈经济，综合枢纽）需要国企作为链主带来整个产业链条引领突破。

4、链主引领绘制全国一张全覆盖的产业图谱。牵头研究本地产业生态，研究靶向政策创新，发现产业链缺陷与堵点，制定产业链图谱、制定产业链构建路线图，协调成员企业绘制招商引资地图，安排产业链工作计划，统筹负责产业链企业发展、协调项目建设、人才引进、技术创新，产业基金促进等重大事项。

5、未来各个产业链除了有开放，平等，高标准的市场化准则，非歧视性企业待遇，竞争中性等原则之外，涉及产业安全，信息安全，城市安全等领域可以有特殊规则和门槛，涉及脱钩断链的关键领域，可以有临时性管制和特殊做法。不能因市场化把手脚捆住，自我设限。

6、链主来牵头服务产业链打造，作为可靠的抓手，上接政府，横联资本与科技，下联供应链与合作伙伴，外拓各种产业服务与促进机构，本着功成不必在我的格局，促进和推动产业集聚，促进产业链聚合，产业链竞争力提升。

7、链主组织开展产业链相关的各项专题会，推介会、研讨，论坛，峰会等。通过聚焦产业链，突破难点，促进关键，聚焦高维产业态势打造，积极推进延链、补链、强链，拓链，加快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周边生态、协同发展，畅通产业循环，繁荣与密化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强势发展。

二、各地一窝蜂似的科创投该怎么整合

各地一窝蜂似的科创投资真的是令人窒息，且不说各省成了的两类公司，科创投（高新投），名目繁多的引导基金，母基金及产业基金，孵化器，加速器，各种各种的经开区，高新区的子园区，专业化园区，各种政府及企业主动的产业园，各种小镇，光看看每个企业投着八竿子打不着的科创项目，抑或投资在各类基金中自我陶醉的样子，我们就知道这个事不能善了。

某个发达省份其省级层面实际到位的各类基金超过千亿，国资负责人忧心的说光是付出的基金管理费每年就是几十个亿，但这些基金运作怎么样，大家都没有底，而且中央要求的风险穿透管理大抵是做不到的，怎么办？

更不要说各地市还忙不迭的打造了各种基金来投向科创，这最终会造成怎么样的科创领域投资乱象，不堪深想。

认真来看，在地方政府引领科创产业投资上，深圳政府自觉的把握的规律，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形成了一个具有多个功能化基金板块组成的科创产业打造流水线：

天使投资母基金（天使投资母基金集团）+引导基金（鲲鹏及多个引导基金）+风险投资（深创投）+私募股权投资+科创金融集团（深投控）+产业整合基金（重大投）+并购与产业整合基金（十大产业链）+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海外投（鲲鹏资本）+国企改革基金（鲲鹏资本）+S基金+市值管理为导向的头部企业并购与产业链整合（国资委统筹下的并购与ETF操作）。

深圳打造科创是基于世界知识产权与科技情报交易中心基础上，通过一道道工序来培生态，广撒网，促成长，精筛选，多驱动。而合肥是基于中科院科学生态基础上的抢赛道，砸重点，抓头部，引生态，促链条。说穿了深圳这种豪华打法一般人打不起，一旦形成势头追也追不上。合肥这种打造方向选择太重要了，要在产业兴盛之前打提前量，基础布局，风口过了就干不了了。

所以到深圳和合肥交流归来的国资管理者们往往在近身交流后更觉先进难学。

全国各级国资不能野蜂狂蝶般乱七八糟投向科创领域，我主张成立全国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联盟来贯通全国的国有资本配置，盘活低效无效非标资产，协调全国国资系统基金运作。

由央企层面两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新集团和诚通集团牵头，各省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科创投（高新投），省国资系统的金控（准金控），财政系统的金控（准金控）来落地支撑，起码形成有利于全国科创一盘棋的格局：

1、科技情况及知识产权层面一揽子服务；

2、官产学研纵向打通；

3、各地重大科创投资的产业研究，科技情况，技术评价，尽职调查的平台化；

4、科创要素的共享与交易；

5、重大项目投资的信息互通；

6、重大科创领域的资本运作协同；

7、科创项目产业化、证券化、整合化的协同。

三、各地的国企改革怎么深化提升

考虑到各地发展格局差异大，面对的问题呈现个性化、区域化等问题，建议构建环渤海（京津冀为核心）、长三角、大湾区、大西南（成渝为核心）、长江中游区，大西北、大东北七大国资国企改革联动片区。

结合之前的区域性国资国企改革试验区的探索，在每个片区设立一个为整合片区难点、痛点、塞点探索改革路径的改革试验区，从之前的市策省用，上升到市策区用。

比如成渝双城都市圈，本来就在探索双城融合发展，可以进一步就可以作为西南五省（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如果加上西藏就是六省）国资国企探索带有共性的改革难题破解之道，把西南陆海新通道建设和川渝滇黔桂多省跨省国资整合探索结合在一起。把促进国务院国资委与央企更好的服务内循环，促进各地构建统一大市场，与区域之间国资围绕国家战略协同发展，联动发展结合在一起。

比如上海和杭州现在是区域性综合中心，分别为上海及浙江国资国企改革趟路，建议进一步的南京扩容进来，形成“上海+杭州+南京”三地共同推动长三角地区国资国企改革之路，可以为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以及部分福建，江西地市如何更好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探索出一个国资国企参与，融入，引领的更宏大方案。形成上海红利合理辐射，华东多省优势拱卫上海，把长三角—泛上海都市圈真正打造成超越东京都市圈的亚洲引擎的新动能研发，构建格局。

同理，西安引领西北五省国资国企改革探索，推动西北五省国资跨省合作，推动西北五省抱团和央企推动省部对接，推动西部五省与政策性银行对接，与金砖银行，亚投行对接，推动西北五省发展丝路经济，推动西北五省陆港贯通，机场整合，能源网贯通，水利工程衔接，生态建设融合，我看是对目前推动的区域性综改中心的升级。

同样，沈阳不仅应为辽宁国企改革趟出一条路，更应为东北（建议还应加上内蒙古）国资国企改革探索路径，并推动东北三省国资整合，东北三省抱团推动中俄蒙贸易，中日韩合作深化，以及推动东三省抱团与央企合作。

同理，武汉不仅应基于为湖北国资国企改革谋区域特色之策，更应升格为华中五省（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国资国企改革中区域性共性问题的解决，探索华中五省国资跨省整合，五省支柱产业和科创产业协同打造，五省协同与央企对接是应有之义。

至于深圳，更是需要调整，深圳作为类直辖市的超级城市，因其特殊的角色与卓然的运作，其探索出的很多改革方案，就连广东省都没法深化应用。所以如果深圳跳出来为大湾区乃至更多积极融合大湾区的部分地市（如海南，及广西，湖南，贵州的部分地市）探索国资国企改革深化升华之路，引领华南地区国资国企跨省整合，探索高格局整合深交所，港交所，及澳门金融力量，以更纵深的腹地和资源支持港澳特别行政区在新时代的探索，把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扩容，形成更大带动力，岂不美哉？

尤其建议，构筑全国性重点行业招商数据库，推动各省更好，更精准的招商。把历史信用好，投资承诺到位的重点对象企业进行加权推广，给予特殊政策和绿色通道。也把历史信用不足，到处钻政策空子，光从招商政策地方扶持中套利，套贷，套扶持，投资套路多，花招多，不出活的对象企业曝曝光，免得各地为一些劣质招商对象打破头，争取来争取去，最终一地鸡毛。

四、若干国家战略的实化与支撑

我们正在推进若干叠加于时代与国家的若干国家战略，其中有一些基础好，资源多，地方经济社会支撑性较强的国家战略实施得有声有色：如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一体化，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等等。

但还有诸多国家战略，资源不足，基础不好，需要进行更强有力的牵引与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等等，自不必说，都是国家层面的主导，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政策打通，要素配置和新动能牵引。

但我们也看到一些国家战略深化及落实的不快，不力，滞后与整体发展节奏，海南自贸港，黄河生态文明保护带，东北全面振兴等国家战略。

认真研究东北全面振兴取得的若干成果，就会发现大多数都是央企总部及央企在东北的二三级公司的作为撑起了半边天，所以更需研究未来需不需要整合一家统筹东北全面振兴的央企，把东三省面向日韩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面向俄蒙经济合作，资源互通，贸易往来的工作统筹在一起，把面向山海关以内各类资本的合作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界面，既成为东三省政府招商引资的平台，也成为东三省政府统筹高水平联动基建网络，打造供应链体系的合作基础，更成为东三省政府科创投资，培育创新产业的第三方中介与评估服务平台，精准的优化科创资源的配置与价值。

如果认真研究，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如何打造一个更联动的协同机制，还是有进一步探讨空间的，如果有一天西北五省之上有一个更大的国资平台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带动西北五省的共同富裕，黄河生态保护，我一点不会奇怪。光是把每年花在西部五省的国开行，农发行资金，央企及地方政府对口援建的资源与资金集成在一起，就能有更大的作为，更不要说陕西自建国以来就引领西北五省发展，其来有自，随着贯通西北的高速公路建设，高铁及货专建设，西电东送通道建设，西气东输通道建设，西北五省一盘棋在西南六省（西藏，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一盘棋已经绽放异彩的大背景下，更显紧迫和期待。

同样，如果某天成立一家统筹海南，RCEP，南海建设及航运服务的大平台（更有可能是把这些重任交付给一家已有的央企，比如在海南深耕已有的中海油，或在马来西亚建设了皇京港的中电建集团——太敏感，可能性较小），我一点也不会奇怪。

我们之前一直在高举的竞争中性，高标准市场化，开放，非歧视等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准则，不应成为我们在应对美西方此次气势汹汹的脱钩断链战中的顾忌或掣肘。

不能把赢得西方信赖，泱泱大国格局当成包袱，要敢于，善于，果于，智于斗争。

脱钩断链不能要以前一样，不能再搞不管敌对势力怎么做，我自岿然不能。美国要对我们对抗，竞争，合作，想把我们割裂，把各种场景碎片化，把我们带到各种局部场景中，用分散的利益来打断，打烂，打散我们的思考。

因此我们不能被分而治之，当前最宝贵的是敢于斗争的勇气，善于斗争的部署，比这一切更宝贵的是认识到我们的举国体制在国资改革领域中还有更大可发挥空间这件事，且认识到各种特殊时刻可以特殊出手。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全文完】

封面图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