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陆国华，编辑：拾点

十五年军旅生涯，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一段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也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记忆，尤其是驻守在珍宝岛的那2年多时光，至今难忘。

1970年12月，我怀揣着对军营的向往从老家四川宜宾入伍，乘坐闷罐车一路北上来到牡丹江某炮兵团部队，集训三个月后，发了领章和帽徽才分连队，当时我被分到一排三班，在这里遇到了我军旅生涯中第一个引路人——老班长。

老班长，姓陈，山东人，68年的兵，人高马大（应当有一米七五以上，身材健硕），加之没读过几年书，说话有点糙，给人一种不好亲近的感觉，但相处久了就会发现老班长其实是外刚内柔，是很一个有血性、正直的军人。

他其实非常关心战士，对班里每个人的战士的情况，可以说是如数家珍，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都了如指掌。

最让人敬服的是，他要求战士做的，他自己都能率先垂范，因此在全班战士中威信很高，在连队年终考核中总名列前茅，经常得到连首长的表扬。

说来也奇怪，我和班长还挺对味的，或许因为我也是倔脾气，算是“臭味相投”。虽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年多点，但我们亦师亦友，常在一起闲聊，谈理想，谈未来，他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70年代初期，每年到了冬天，全军所有部队都会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通过野营拉练来提高部队战斗力，71年年底我也赶上了军旅中第一次冬季徒步野营拉练。

第一次参加拉练，还挺兴奋的，大家整理背包、检查枪支，带着挎包集合出发，那时我们战士挎包里必带三样东西：《毛选》、碗筷带（用毛巾缝制的），还有碗勺（用来吃饭的），杂七杂八加起来，负重十五斤左右。

刚开始大家都兴致勃勃，唱着歌，有说有笑的，这时老班长就跑出来打搅我们的兴致：“你们可别高兴的太早，之后要是还像这样能说能笑才是真本事！”

当时我们还不以为然，结果走上了二三十公里后，再也笑不出来了。那时我们穿的都是部队发的那种大裤衩子，身上一出汗，裤衩子就会皱褶于大腿之间，甚是难受，一个个跟霜打了茄子似的。

这时，才知老班长出发时说的话，但老班长又会上来“添油加醋”，不过这激将法对于我们这些新兵还挺管用，一天六十公里路程，我们班没一个掉队的。

除此之外，野营拉练都有着严格的纪律，主要一点就是不可打扰到当地老百姓，这无疑增加了更多的难度。

尤其是吃饭问题，以连为一个伙食单位，自己保障自己，在野外吃饭后经常找不到水，碗勺没法刷。这时候,我们的老班长又教给大家一招——生土洗碗。

我们都一脸诧异：土还能洗碗？

老班长便示范起来，拿起工兵锹就往庄稼地走，大约挖下去30公分左右，挖出下面相对坚硬的那层土（也就是老班长说的生土），直接拿起搓洗碗勺，然后用用腕带毛巾擦干净。

一边示范一边对我们说:“这点苦根本算不什么，要知道老一辈在战斗时没水喝，尿也可以当水。咱们当兵就要发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在野外第一要诀就是要学会生存，有条件要生存，没有条件就要创造条件生存，这才算一个真正的兵。”

老班长总是这样，在不经意间，就灌输给了我们很多军人的思想。

到了晚上宿营的时候，当时部队规定，干部战士只能住在老百姓家里废弃的杂物间、猪圈羊圈里。

虽然废弃不用了，但总有股味道，还有一些跳蚤、虱子存在，根本没法睡。怎么解决呢？班长还是有他的办法。

他带着我到山上砍树枝垫铺在下面，然后再往上面铺一层厚厚的茅草，再把大家的雨衣盖在表面，躺下感觉就像现在的“席梦思”床一样。

偶尔有时候老乡家里有空房的，我们就住在那些有空房的老乡家里，每到离开时，班长总会反复地叮嘱我们这些“新兵蛋子”:“走之前，一定要记得把老乡的院子打扫干净，把水缸里打满水，不要留下一张纸片……这是我们解放军的老传统！”

老班长文化水平不高，说话还有些粗俗，比如他喜欢抽烟喝酒，就经常对我们说：“不抽烟不喝酒，还当什么兵？当兵的就是应该有点血性，抽烟喝酒都得会、都要会”。

可当你买了香烟给他递烟时，他又会瞪着眼睛狠狠地骂你:“妈拉巴子，新兵蛋子买什么烟，一个月六块钱津贴费，好好存着，到年底寄给爹娘，孝顺孝顺老的!”

话不好听，但我们都知道老班长是一片好意。

这就是我的老班长，我们却非常敬重他，下连以来，我也一直以老班长为榜样，凡事向他看齐，在他的影响和教导下，1972年底，我光荣加入了共产党，并接替了老班长的位置（老班长这年8月调离了连队，但此后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没多久，我们部队就被派往珍宝岛驻守。

记得那是1973年初，我们炮团接到命令前往乌苏里江的中苏边境珍宝岛驻守，能到边境去保家卫国，大家都很激动，事实上，在珍宝岛的2年多时间里，我们成长的很快。

当时各个连都分散在林区的小山坳里，炮阵地四门大炮排开，间隔20来米，每个炮位一个弹药库，储备有240发炮弹，炮口统一指向珍宝岛方向的苏联。

营房则是依山而建的建议茅草房，在珍宝岛两年多时间里，最苦恼的当属“三害”，即小蛟（有点像南方的蠓丝只）、蚊子、瞎蠓（有点像南方的牛虻）。常常被叮得疙瘩摞疙瘩，上个厕所一不小心屁股上就会被咬肿几个包。

那时部队每人每天伙食费4毛5，我们在边防是增加一毛补贴，细粮是大米、面粉，占40%，还有60%的粗粮高粱米、玉米、豆类，蔬菜主要是入冬前储藏在地窖的大白菜，萝卜、土豆老三样。

但其实到了夏秋之时，蔬菜也难以吃上，每到这时，我们就地取材，靠山吃山，常到山上打猎和挖野菜打打牙祭。

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两年多，直到1975年，随着中苏关系逐渐好转，双方各自从边境开始撤军，按照部署，连队都是分批撤出的，我们连被安排炮团最后一个撤退。

就在我们快离开时，我们连又接到命令，让我们配属地方部队完成珍宝岛至五林洞的电缆埋没任务，推迟一个月再撤离。

可埋电缆不是挖个沟一埋就可以的，还需保证深度，考虑到珍宝岛地区冬天寒冷，冻土层在一米3左右，为防止冰冻影响电缆使用年限，所以埋电缆时要求埋在地表1.5米以下。

根据现场地形勘察，我连负责的10公里，有一半路段在草甸子边缘，开挖时易塌方，难度大。

开始几天施工方法要领不熟悉，再加上“三害”的捣乱，还有施工时，因为要泥水打交道，个个弄得像泥猴子，回去还得洗衣服。如果不洗，第二天穿着泥浆加汗水硬梆梆的衣服浑身不舒服。军装只有两套，洗衣费肥皂更费时间。

因此，施工进度缓慢，按照这样的进度，一个月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连长、指导员急得直跺脚。

我们看在眼里，也是急在心里。

一天，我突发奇想，想起在我们家乡水牛怕牛虻叮咬，就会到泥塘里去滚一身泥巴，我们何不也学水牛一样呢，把一副脱了全身摸上泥巴，这样不就一举两得解决了“三害”问题，还节省了洗衣服的时间吗？

有了这个想法，第二天，施工时，我就直接把衣服脱了个精光，抓起乌黑的烂泥就往身上抹，全身抹了个遍。

别说还真管用，我便吩咐我们班战士都跟着我这么干，后来连长看到我们班战士一个个脱得精光，很是恼火，大声喊道：“三班长，你们班这是干嘛，疯了不成？”

我连连解释道:“连长，这样做可以防止蚊虫叮咬，还可以不用天天洗衣服了，不是很省事，啊，再说这儿又没有老百姓，我们连唯一的老母猪是女的又没来，怕谁啊?”

连长是北方人，哪见过水牛，对我说的话半信半疑，但见我们真没一点事，此后他也脱了衣服抹上泥，加入到挖电缆沟的工作中，发现效果还真不错。

事后，连长还深有体会地总结，这样回去不用洗衣服，可以多休息，还不怕蚊虫咬，好办法。于是，在之后，全连除了几个年龄小的新兵害羞外，大家几乎成了除脸以外一身黑的工兵部队。

抹泥解决了困扰施工的两个大问题，大家便开始甩开膀子干了起来，进度大幅度提高了。

一天收工点评时，连长一高兴，便吩咐炊事班明天做猪肉大米饭犒劳大家，大家听了更是兴致勃勃，第二天干劲十足，效率更高了。

那天点评时，连长最后表示明天炊事班还做猪肉大米饭。

这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连长，要是天天能吃上猪肉大米饭，我们保证天天进度都和今天一样！”

大家一听都跟着起哄，连长当即回答道：“行，要是大家天天这样，我们就天天吃猪肉大米饭。”

自那天后，我们还真的天天吃上了猪肉大米饭，大家也都充满了干劲，施工进度也是天天破纪录。

可这下可把炊事班急坏了。虽然一顿猪肉大米饭，每个人也就平均一二两左右的猪肉，可全连80来人，也要十斤左右的猪肉，要知道，在当时猪肉是计划供应的，而且大部队走了，供给关系也随之转到牡丹江，这会去哪搞那么多猪肉呢？

司务长急得不行，找到指导员诉苦，事后指导员连夜开支委会，考虑到大家施工艰苦，还是需保障猪肉供应，最后决定让司务长和上士(连队给养员)到后方去找老百姓高价收购生猪回来杀，并一再关照司务长要悄悄的去收猪，不可声张，而且价格一定要让老百姓满意。

在猪肉大米饭的刺激下以及集体荣誉感的驱使下，最终我们提前三天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

连长下令全体休整三天，又连吃了三天猪肉饺子。

苦尽甘来，全连上下比过年都高兴。

事后，指导员汇报工作时始终强调我们思想认识高，发扬了野战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部队作风。

但我们天天吃猪肉大米饭的事不敢提，因为连续吃了二十来天的猪肉大米饭，我们全连吃掉了近3000斤猪肉，虽说这是施工时采取的必要手段，可万一查问猪肉来源，这牵涉到私自收购生猪，违反国家统购统销的政策，被上级知道了责任人是要受处分的。

三天后，按既定的时间，我们连队也返回到了牡丹江老营房，离开了曾经驻守了二年多的珍宝岛。

事后，由于我连在珍宝岛完成埋设电缆的战备任务中表现突出，受到省军区的通报表扬，76年提干时，我们连提干的比例比任何一个连队都要多，我也在这年提干当了排长，后先后历任副指导员，指导员，并于85年转业地方。

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回到地方工作，我时常会想起在珍宝岛驻守的那段日子，在边境无论是居住环境，还是生活条件，都要艰苦不少，但艰苦的环境也磨练了我们的毅力，也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的生活，军旅岁月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