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陈春泉，编辑：拾点

72年春节，探亲假总算批下来了，这是我入伍四年以来第一次回家探亲，心情十分激动，离家四年，家人一直是我的牵挂，当初选择参军其实心里便对父母有些愧疚。

我出生于湖北一个小山村，在家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比我小两岁，后于70年参了军），我参军时，大姐早已嫁出去一年了，父母亲年岁也大了，由于常年劳累，身体也不好，母亲因病卧床几年了，一家子负担几乎都落在了父亲身上。

说实话，当时报名参军，也经历过一番思想挣扎，毕竟18岁的我也算是一个合格的劳动力了，待在家可以帮助父亲减轻重担，也可有个照应。

可当我把参军的想法和顾虑告诉父亲时，父亲不但没有阻止，而且非常支持，在当时我们那比较封闭的农村，还是有着旧时代“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想，可以说父亲支持我去当兵的思想是非常进步的。

而这些其实源于父亲成长环境对他的影响。

我的父亲出生于旧社会，小时候受过不少苦楚，地主的欺压、战乱时的颠沛流离，党和毛主席带领人民解放军推翻了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父亲深感于这份恩情，也很珍惜解放的日子。

我的家乡一解放后，父亲便积极加入了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他非常拥护党的各项主张，

特别是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经常教育我们兄弟姊妹，说是共产党、毛主席把他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的，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她，也就没有我们，希望我们长大后报答党和国家的恩情，贡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父亲对我们的这些教育不是停留在语言上，而是言传身教。

自成为给一名党员后，父亲积极主动带领农民群众投身于农村建设，大公无私地奉献自己，后来国家搞集体经济，父亲也是不遗余力，把集体当初一个大家庭，只要用得上的，家里的生产工具，甚至家里盖房子用的木料他都会无私地捐献出去或无偿地用在集体事业中。

这些，我们自小都看在眼里，其实我之所以会有参军的想法，也是自小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地影响。

正因如此，当我提出去参军的想法时，父亲压根没想过家里的情况，反倒觉得很欣慰，说我长大了，我去参军，他为我感到自豪。

在父亲的极力支持下，我报名了参军，后通过兵检如愿应征入伍。

离家那天，我一直无法忘怀，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兴奋的是即将奔赴军营，难过的是我走后，父亲肩上的担子又重了。

母亲偷偷抹着眼泪，父亲则一直宽慰着我：“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当个党员，不要担心家里，反倒是你没出过远门，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简朴的话语，蕴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沉重的爱意，我听着不禁眼眶湿润了，但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我强忍着没让流下，直到坐上奔赴军营的闷罐车，这才让泪水肆意流下。当时也在心里暗自发誓，到了部队一定要好好干，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到了部队，我时刻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凡事冲在前面，脏活累活抢着干，入伍第二年年底便入了党，第三年提升当了班长。

在这期间，离不开父亲对我的鼓励，父亲来信时也从来报喜不报忧，有一次他带头抗洪摔伤了腿，在家躺了三个月，要不是大伯托人写信给我，我都不知道发生了此事。当时在书信里。大伯考虑到我家里的情况，说让我回来说门亲事。

后来我和关系处的比较好的战友王福明闲聊提及此事，他也对我说：“春泉啊，咱们68年的兵，可就剩你没探家挂钩（找对象）了，也不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情况，赶紧趁着还穿着这身军装把这事办了。找个媳妇在家也好有个照应。”

王福明说的其实不无道理，那时农村子弟要是能当上兵，找媳妇相对会要容易些，毕竟不少女孩子对军人都有一种崇敬之情。想着家里情况，我也到了成家的年纪，当时也有这个打算，可一直到1972年春节，探家的申请才得到批准。

故而，当我得知连首长批准我的探亲报告后，心情非常激动，心思早已飞到了千里之外的老家，用归心似箭来形容一点也不过。

可那个年代的交通不像现在，高铁、飞机几个小时就到了，那时我们部队驻地在浙江，很多地方不通车，如果坐火车的话，中途要转乘好几趟，还要转乘汽车，劳累不说主要是耗费时间，归心似箭的我一刻也等不及。

所以我选择了到上海乘坐客轮回家，当时带着三四个行李包，里面大多装是一些给家人买的衣服和礼物以及地方一些特色产品。

赶到车站码头时，我惊呆了。因为探亲假正好是在春节，车站码头人满为患，我去买船票时，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一票难求，听说有人为了买张船票，在码头一等一两天。

所幸，当时大多数车站码头都设有专门的军人窗口或军人优先的牌子，我也第一次享受了一下“特权”，很快买到了车船票。

然后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客轮，下了船再转车，途中也耗费了不少时间，很是疲累，但等到村里时，看到熟悉的村庄，疲惫一扫而光。

我迫不及待地往家里赶，快到家门口时反倒有些紧张起来，当我走进家门时，几年未见的父亲第一个看到我，很是诧异（我没有事先告知家人回来的消息）：“你这孩子，回来咋不提前和家里说一声呢！”

我笑着说这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嘛，刚到家没多久，亲戚和乡亲们闻声都聚了过来，挤满在屋子里问这问那，好不热闹和亲切。

农村的春节非常热闹，乡亲们都相互上门先给长辈拜年，后是互相拜年，甚至相互请吃年饭，喝年酒，这样热闹了四五天。

记得是春节初五的那天，伯母兴致冲冲跑来我家，说让我去见一下媒婆给物色的一个女孩，他是邻村刘家的一个女孩，据说前两年搬到城里去了，正好春节放假回了老家。

听了姑娘的条件，当时我觉得自己家这样的条件是高攀了人家，有些不愿去，可伯母一片心意又不好辜负，还是去见了面。

原本和那姑娘聊得还挺好，可当天他舅舅也在她家，得知我在部队服役四年了还只是个班长，以后免不了要退伍，退伍回来到农村继续农民，怕姑娘跟着我受苦，于是一直在一旁打错，姑娘的母亲听进去了，最终这事也就没了下文。

当时父母还为此事责怪自己，我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可人生就这样奇妙，东边不亮西边亮，后来一件偶然的事情，却又让我收获一段真挚的爱情。

记得那是年初七的上午，当时我刚从外面回来，路上突然听见有人大喊“失火了……”

我循声跑了过去，看到一户村民的房顶上在冒黑烟，一观察有几个小孩在放鞭炮，估计是不小心引燃了存稻草（就是那种晒干的稻草，在们老家是用来当柴火用的）的阁楼。

如果不迅速掐断火源，后果不堪设想。

这家房子的主人见阁楼着火了，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情急之下找人上房顶，想着掀开瓦片然后用水去灭火。

而这显然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这样做的话，其实就形成了拉风箱助火烧的原理，不仅灭不了火，还会让火势更猛。

我赶紧上前制止，说罢从门口拉过一张板凳，踩在板凳上，一个跳跃双手稳稳抓住了阁楼的两根横梁，然后一步就串到阁楼上。

当时一捆草把子烧的正旺，我当即拎起来那捆燃烧的稻草，直接将其扔到了楼下，楼下的人随即用水熄灭，我又返回去，及时用衣服将阁楼里零星的火苗扑灭。

在确保火情完全消除后，我才从阁楼上下来。

等我下来时，整个人灰头灰脸，军装烧了好几个洞，随后我便悄悄离开了。

事后，失火的房屋主人程叔叔却特地到我家表示感谢，握住我的手千恩万谢，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后来他成了我的岳父。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当天救火时，程家二女儿程艳目睹了我整个救火的过程，对我有了好感。事后便让媒婆上门说亲。

就在事情发生第三天，我在女方家的小厢房里和程艳见了面。

说实话，见到程艳的第一眼，我就动了心，圆圆的脸蛋，一双大眼睛，扎着两个小辫子，笑起来很甜。

我很少和女孩子打过交道，见到她时，更是慌乱的不知道说啥，面对着墙发呆。

相比于我的木讷，程艳虽比我小两岁，但却外向得多，他见我这样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便笑着打趣道：“你扭脸干啥？跟墙说话呀？”

我听了，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扭过头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我家很穷，你应该知道。”

结果程艳听了，却很干脆的说道：“我们俩家又不是离得很远，这个不用你说，穷不怕，只要咱勤劳，就饿不死！”

程艳的回答，让我有些诧异，随后我又说道：“我们家也拿不出“三转一响”（这其实是70年代约定俗成的聘礼，俗称“老三件”，也就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还有收音机，这其实是为新人开始婚后新生活准备的生活用品，也是家庭生活水平的体现，婚礼有了这“三转一响”才“体面”。）恐怕一件也满足不了你。”

“不要，半件也不要。靠着创造的生活才有意思，有志气自己置办，使起来心里才踏实！”程艳说得很诚恳，这倒让我有些难为情，好像我故意要搅黄这么亲事一样，但我心里清楚，这些是很现实的问题，我中意她就应当先和她说清楚这些，随后我又说道：“我是个兵，可能年底就要退伍回家种地了。”

程艳却表示种地有啥不好，中国十亿人，不种庄稼吃啥?再说了你退不退伍还不一定呢，万一部队到时候不放你呢！

我还在继续例数着自己的“不好”。

程艳则打断了我的话：“算了，算了，不要说了，我不爱听！总之就一句话，有我就有你，你不能我能！”

我的坦诚，程艳的义无返顾，最终这事就这么成了。两家人原本计划等我退伍后回家就成亲，没想到的是，程艳当时说的话应验了，后来我还真没退伍。

说起了也巧，当时探亲假结束后，我回到了部队，那年秋，军炮兵群进行了一场实弹战术演习，结果在演习中一单炮发射的122毫米榴弹炮炮弹未爆。

当时军首长为安全起见，下令暂停射击，命令我连精确测绘未爆炸点位置，排除哑弹的危险。

我连接到任务后，连长下达了命令，一定要找到未爆炮弹，在确保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原地将其引爆销毁。

接到命令后，在主侧观的指挥下我们很快找到了哑弹落点位置，随即我们连展开了地毯式搜索，最终我们班在一处很偏并且很开阔的山顶位置找到了那枚哑弹。

最终在确保丝毫不碰引信的情况下，我小心翼翼地将哑弹移动到安全位置，并用炸药将哑弹成功引爆，排除了隐患。

事后，军首长得知后，也对我的行为给予了肯定和表扬，而此事也也成为了我军旅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我不仅因此荣获了一个三等功，后于1973年，也就是入伍第五年的时候，提干担任了指挥连侦察排长。

1975年的初春，我和程艳在家乡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我们一直相敬如宾，程艳确实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家帮我把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也让我在部队没了后顾之忧，也因此，我在部队一直干到了85年才转业。

我常说她是的我福星，程艳倒也毫不谦虚，笑着说：那可不是，都说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我就是那个女人。

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每次回想起来，总觉缘分很奇妙，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与此同时，我也更感叹那时候感情的淳朴，一个瞬间便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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