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清朝的皇帝自身素质高，比明朝的皇帝更勤政。明代自明太祖朱元璋取消中书省及宰相，皇权达到了极端专制的地步。但明中期以后，由于大多数皇帝荒怠朝政。素质相对较差，从制度上集中的皇权，实际上并没有由皇帝真正地完全行使。而是落到了太监、大学士手中。

清代则不然，由于清皇室严格的皇子教育制度，清代皇帝的素质相对而言比较高。更重要 的是勤政。清朝的皇帝事无钜细乾纲独揽，是清代皇帝行使皇权的严厉“家法”。在题本的处理上，件件过目，亲自裁决、批示，从不假手他人。从这点而言，清代皇帝是废除了宰相制后，皇帝从制度到实际行使皇权上的真正专权。

其次，清代皇帝还实行奏折制度，奏折制的实行，

乾隆皇帝

是清代皇权扩大、强化的又一重要体现。具有使用奏折权的官员，比用题本的高级官员范围要广，扩大到中级官员，它是皇帝扩大信息、亲自了解政情，直接对官员之政务作批示的公文。

题本要先经内阁，地方官的题本还要经通政司，第一知情者不是皇帝，经内阁票拟的题本，皇帝要虑或尊重票拟的处理意见，这两方面，都使皇帝对题本之政务的处理有某种被动性。而奏折，则是直接上达奏报皇帝，第一拆封者也即第一知情者是皇帝，对每份奏折，皇帝都可主动处理，有的直接以红笔批示于折上，完全由皇帝作指示，密封后直发折奏人。有的是皇帝交军机大臣帮助他处理，最后的批示即谕旨由皇帝审定，决定者仍是皇帝。另外，由于皇帝与折奏官员单线联系，具有保密性，政情扩散范围也很小，避免了官员之间的某些横向联系与串通，既保证了皇帝意志的实现、皇权的贯彻实行，也强化了皇帝对官员的控驭。

所以，奏折之使用，皇帝扩大了解信息及官员行政情况，在这方面抛开内阁，对政务作主动、独断性处理，加强对官员的控驭，使清代皇权比明代进一步扩大、强化。

第三，在官员的选任方面。

明代，选任官员有会推制，吏部尚书、大学士对官员之被推选起很大作用，某些权臣结成帮派党羽与此有关，皇帝也不好轻易否决这所谓众人“会推”之意见。清代则废除会推制，高级官员出缺，由吏部 (后来军机处也参与)开列众多由制度限定的有资格之候选人，皇帝从中圈定，某官之选定，主要在于皇帝。被选之官感戴的是君主的皇恩，也杜绝了权臣结党在这方面的途径。

第四，清代君臣关系具有主奴性。

这既是清代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原因，也是它的一种表 现。清代的旗人官员，对皇帝都要自称奴才，源于满族的奴隶制遗制，爱新觉罗家族对于八旗具有私领性，皇帝领上三旗，宗室王公领下五旗，旗人对皇室及皇帝、宗室王公之家有私隶性的人身隶属关系，也即主奴关系，皇族领主是主子，旗人是奴才。

清入关后，随着八旗的进一步纳入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五旗旗人不仅是王公领 主的奴才，而且成为皇帝的奴才，所以，无论是皇帝之上三旗旗人，还是下五旗旗人，都是皇帝的奴才，因而旗人官员，对主上皇帝要毕恭毕敬。

满人如此，低于满人的汉官员也必须随之，因而在清代的君臣之礼上，官员面见皇帝，奏事，都要跪在皇帝御座之下，常常是一跪就是一两个小时，即便是大学士、军机大臣也是 如此。这种君臣之礼，在汉族王朝中是没有的，汉族王朝 “古有三公坐论之礼”，说的是三公即宰相级高官与皇帝共坐议政。

乾隆初年以前，官员与皇帝议政是跪在砖地上，乾隆五年冬，乾隆帝见年老大臣长时问就地长跪，浑身抖悚，才蒙生了点恻隐之心，命加个毡垫“以示优礼”，加垫而跪，就算是皇帝优礼臣下了。

满族皇帝，正是以主奴性的 臣观念要求臣下，身为奴才的官员，也必须以奴仆自持，匍匐在皇帝脚下，谨听圣旨，绝对服从，而不敢触忤皇权，所以往代王朝官员那种大胆指摘 皇帝过失的诤谏之举，在清代绝少见到。更兼残酷的文字狱，更令官员士人胆寒。君主臣奴，是清代皇权极端强化的特殊体现。

军机处

第五，是军机处的设立。军机大臣都由其他机关官员兼职，也没有法定的职掌规定，其职掌由皇帝视政务需要而“交办”，每天事情办完，回本单位办理本职政务，就是说，其职掌及由此体现的权力，掌握皇帝手中，所以，军机大臣虽经办国家机要大政，属宰相级人物，但却只是充当皇帝的“秘书”、顾问，没有明以前宰相那种有法定的、独立行使的相权。从这点而言，将军机处行政也视为皇权专制的一个体现，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