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臻楚文
编辑 ▎臻楚文
1798年波拿巴·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埃及，标志着埃及近现代史的开端，由此埃及逐渐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并被边缘化，整个19世纪上半期，埃及是以穆罕默德·阿里推行现代化改革及其军事扩张而被载入史册的。
如果说拿破仑入侵打开了埃及面对现代世界的第一扇窗，那么穆罕默德·阿里的崛起及随之而来具有浓厚西方化色彩的改革则是打开了一扇门，正是这种情况下，埃及的伊斯兰势力加速了其式微的历史进程。
埃及的衰落与拿破仑入侵前后的政治与宗教，经历了三个多世纪马穆鲁克的统治之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埃及可谓满目疮痍，作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行省，双方虽然依然维系着1517年以来的所谓“臣属关系”，但埃及事实上处于“贫困、与世隔绝、被外界忽略”的境地。
而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腐朽衰败的奥斯曼帝国却依然牢牢掌握着埃及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实施着严格的政治控制与军事统治。
这种政治控制和军事统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奥斯曼帝国自己派往埃及的近卫军来完成。他们拥有很大的统治权力，不仅负责驻守埃及本土，抵御外来侵略，而且履行着征收捐税、辅佐帕夏的职责，成为奥斯曼帝国在埃及实际的统治者。
另一个途径则是通过马穆鲁克军团来完成，这是一支在土耳其人入侵之前就在埃及存在的军事力量，最早是从中亚和外高加索等地区购买来的奴隶，马穆鲁克家族虽然派系繁杂，经常彼此交恶，导致埃及内战连绵、动乱不休，但他们也确实从来没有实质性地提出埃及独立的要求，大多数情况下与土耳其统治势力沆瀣一气，只知道搜刮民财，置百姓疾苦而不顾，遑论农业生产和经济改革。
埃及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埃及历史学家在分析这一时期埃及衰落的原因时指出，主观上正是马穆鲁克家族的混乱统治，加上土耳其政权的软弱无能导致了埃及经济社会的滑坡。不过，他们也正确地指出，自16世纪开始，地理大发现所导致的新航路的开辟，使原来围绕东地中海和红海而繁华一时的海洋贸易和过境贸易一蹶不振，也是导致埃及走向衰落的重要的客观原因。
由于地理的缘故，埃及在历史上发挥的突出作用之一，就是内联外引，它通过红海贸易沟通亚洲和非洲，再通过过境贸易联结欧洲，长期以来它和欧洲的历史联系具有某种内在的规定性，使之成为一体。
而现在，无法再发挥联系欧亚非三大洲贸易和文化联系的纽带或桥梁作用，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埃及曾经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早期，所发挥的古代文明领头羊的作用和伊斯兰文明的光辉灯塔的作用双双凋敝。
除了奥斯曼近卫军和马穆鲁克之外，埃及社会阶层还包括宗教界人士、学者、工商业者和广大农民。
由于爱资哈尔清真寺在文化、知识、宗教方面的教育和传播作用，以及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重大影响，被誉为“肩负着宗教使命、热衷于宗教事务”的宗教界人士地位非常显赫，其社会地位仅次于马穆鲁克。
1795年，长老们就迫使马穆鲁克易卜拉欣和穆拉德签署一份文件，保证在收税时不得对群众横征暴敛，该文件被埃及历史学家誉为类似于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
1798年5月，拿破仑·波拿巴怀揣建立从尼罗河到印度河的东方帝国的迷梦，打着从马穆鲁克的暴政下解放埃及的旗号，在督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开始远征埃及，拉开了埃及近代史的序幕。
拿破仑发表《告埃及人民书》，告诉埃及人民，他们是为推翻马穆鲁克统治、恢复奥斯曼苏丹的权力而来到埃及的。
法军采取军事、诱骗、威胁等各种手段妄图驯服埃及人民，但遭到埃及人民的坚强抵抗，后来，拿破仑又发表第二次《告埃及人民书》，声言埃及人民已经被法军从马穆鲁克的暴政下解放，应该和法军亲善，恢复秩序，安居乐业。
并宣布自己皈依伊斯兰教，鼓励部将要娶埃及女子为妻，他还建立了由埃及人组成的开罗及各省行政会议以及全埃及国务会议，以此来说明要恢复埃及人的权利。
拿破仑占领埃及期间对埃及的殖民主义治理体现在三个方面：行政治理、军事镇压和经济掠夺。其中行政治理主要的手段有三：一是引入法国的治理模式，建立所谓的各级行政会议和全埃及国务会议，二是采取“宗教治理”，即对伊斯兰教的利用；三是文化开发，即所谓学术远征产生的影响。拿破仑征服埃及过程中，对伊斯兰教的利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掩盖远征目的。
直到1799年8月离开埃及返回法国，留下克莱贝尔收拾残局。
1800年3月20日开始到4月21日，开罗人民在已经返回埃及的长老奥马尔·麦克莱姆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二次大起义，因双方武器悬殊，特别是由于起义参加人员成分复杂，其中奥斯曼帝国总督帕夏率领的军队不堪一击，而马穆鲁克又执行两面三刀的投降政策，起义终致失败。
1800年6月，克莱贝尔被刺杀，由梅努接任远征军总司令，一方面，梅努效仿拿破仑宣称自己皈依伊斯兰教，而且娶了一名穆斯林女子为妻，重新召开由阿卜杜拉·舍尔哥威等人组成的全埃及国务会议，借以骗取埃及人的信任。
另一方面，他继续对埃及进行巧取豪夺，试图把埃及并入法国。此举遭到英国的坚决反对。
1801年3月，英国联合奥斯曼帝国侵入埃及，在联军的合围下，法军在8月31日宣布投降，10月18日，梅努率领法军残部离开埃及。
应该看到，由于长期受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埃及人此时并没有出现后来所谓的民族意识。他们的思想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伊斯兰教意识的支配。
根据迦白鲁谛的记载，埃及人在反法斗争中举起的旗帜是伊斯兰的“圣旗”，呼喊的口号是“真主赐伊斯兰胜利”，他们对帝国素丹寄予莫大希望，号召进行圣战。
随着欧洲大陆形势发生变化，1801年3月，奥斯曼军队在英军支持下向占领埃及的法军进攻，6月27日驻开罗法军投降，到8月法军终不能支，被迫投降而陆续撤出埃及。
拿破仑入侵埃及，是对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的一次殖民主义入侵，这是毫无疑问的，西方历史学家把远征誉为“创造性的破坏”，认为它是埃及历史上“伟大而必要的一段时期”，是埃及文明“不可避免”的“断裂”，显然有些言过其实。
不过，远征毕竟是埃及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件，由于它所代表的力量已不是数千年来多次入侵埃及的传统游牧势力，而是由现代工业革命装备起来的新势力，它“使埃及少数人痛切地感到有一个有序政府的优势，并且热烈赞赏科学和学术在欧洲所造成的进步”，使埃及故步自封的经济和社会表现出新的活力。
拿破仑入侵之所以是埃及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首先是因为埃及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抵抗，表现出为保卫祖国而勇于斗争的献身精神，开始了近代以来埃及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光辉历史。
其次，拿破仑在征服埃及期间进行了带有反封建性质的改革，没收封建土地，废除包税制度，改革财政制度，建立新型工厂等，使埃及在近代比其他东方国家更早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创兴建近代工业的先例，为日后埃及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
拿破仑开始了埃及文化的复兴。他在埃及建立医院、创建印刷厂，建立了埃及科学院，编辑了《埃及志》，涉及埃及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为研究埃及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特别是随军而来的法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考察、发掘了几千年的古迹文物，打开了古埃及文明的宝库。在阿布基尔湾附近发现的“罗塞达石碑”解开了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从而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埃及新型知识分子此后开始接触西方文化，阅读西方书籍，参观了法国建造的工厂，眼界为之一开。
最后，拿破仑所带来的法国革命的反封建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马穆鲁克的统治，客观上为以后穆罕默德·阿里夺取政权、进行改革扫除了障碍，以前埃及人过着传统的因循守旧的生活，现在则被首次卷经》撕得粉碎，扔在地上，用脚和靴子恣意践踏。
尾声
如果说18世纪奥斯曼帝国呈现的衰落景象，还只是穆斯林传统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符合历史惯性的一种退却，或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帝国成为一匹死马的过程，那么１７９８年拿破仑·波拿巴率领法军入侵埃及则标志着穆斯林社会加速其摆脱历史惯性，开始走向断崖式的解体并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是“死马”终于开始了其腐烂的过程。
19世纪上半期的埃及政教关系表明，随着拿破仑入侵埃及，继而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建立政权，埃及的政教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是伊斯兰宗教势力愈加势微的转型时期，拿破仑入侵埃及，对埃及传统宗教势力实施了既利用又打击的双重政策，并且率先把西方世俗文化带给埃及。
参考文献
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页。
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7页。
杨灏城：《埃及近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2页。
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第56页。
李建忠：《战后非洲教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0-40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