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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西方联盟不断加强的趋势，使美国等西方国家陷入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减缓苏联在欧洲面临的压力，同时，为了应对苏联在亚洲面临的挑战，苏联领导人改变了对亚洲国家共产党的政策，提出了建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
然而，斯大林在建立东方情报局问题上的立场是矛盾的：
一方面希望建立这一机构，另一方面不愿为建立这一机构承担责任；一方面把建立这一机构的任务委托给了中共领导人，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存在对“东方铁托的担心”。
随着朝鲜战争之后国际局势的加剧，以及斯大林对于在亚洲推广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发生转变，苏联领导人最终放弃了建立东方情报局的幻想。
1、关于东方情报局的传言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引起了中国舆论的广泛关注。国民党报刊和国民党的官方机关发动了关于共产党情报局的宣传，把情报局会议的召开和成立情报局描绘成“共产国际的复兴”，甚至是“共产国际从地下走了出来”，并且出现了“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宣传，而欧洲和美国的一些通讯社也立即效法起了这种宣传，一时间关于建立东方情报局的宣传甚嚣尘上。
1947年11月18日到20日，法新社、路透社、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报纸援引香港广播电台的报道进行报道说：“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远东地区的共产党人打算近期在哈尔滨开会，以便建立自己的共产党情报局。
中国、蒙古、朝鲜、印尼、印度、马来亚和越南的共产党将参加这次会议”，根据11月19日香港广播电台的另一个“可靠的”的消息：
“正如来自香港的报道，11月20日，满洲、蒙古朝鲜、印尼、马来亚和印支的共产党将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将会建立东南亚和远东情报局，共产国际在贝尔格莱德恢复行动的事实非常明显地证明，苏联政府进行偏袒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
11月20日，上海《东南日报》就建立东方情报局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报道：
“今天，在哈尔滨召开了远东共产党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关于建立远东情报局问题，中国、朝鲜、蒙古和暹罗将参加会议。毛泽东已经派遣了非常著名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的主席，李立三现在正在满洲。”
报纸补充说，建立“远东”情报局被看作是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欧洲”情报局之后合乎逻辑的一步。尽管11月22日，中共中央驻香港的代表乔木（胡乔木的笔名）作为广东报刊的代表声明说，关于建立东方情报局的报道“纯属虚构”，而国民党的报纸仍然继续发表关于“东方七国共产党会议的详细情况”。
例如：1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南京政府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报道说：
“远东情报局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在远东地区成立共产党情报局；2.远东地区各国在其争取自治的斗争中相互合作；3.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革命。”
而12月19日，国民党警察的报纸《猎豹》（在上海发行）在对“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细节进行报道时，也“胡言乱语地说了一些反苏维埃的谣言”。中国舆论界出现的关于建立东方情报局的报道还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在亚洲地区拥有利益的英国和法国领导层对于在亚洲建立情报局的消息，真的都感到非常惊恐，这一消息瞬间就传遍了巴黎和伦敦的报纸。”
2、斯大林的态度那么，在贝尔格莱德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时候，是否存在关于建立东方情报局这一问题呢？
首先，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之时，应该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仍然是极为谨慎的，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苏联领导人在毛泽东访苏问题上的立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及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虽然早在1947年6月，斯大林就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访苏要求，但实际上非常担心和毛泽东的秘密会见被美国和国民党所知，使他们认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从而造成的不良的国际影响。
因此，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之后，尽管随着中国革命的日益胜利，斯大林在逐步改变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正如他在1948年2月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在莫斯科的谈话中所谈到的对中国革命的乐观看法一样，但斯大林仍然一再拖延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并且苏联政府一直与国民党政权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直到新中国成立。
其次，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政策显得更加谨慎。长期以来，一些学者根据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后苏联发起的激进的对外宣传论调认为，苏联在1948年2月的加尔各答会议上对东南亚共产党施加了影响，强调来自“莫斯科的命令”促进了1948年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缅甸等国共产党革命的爆发。
但是，最近解密的档案材料证明，1948年这些国家革命的爆发并不是“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而是在这些国家在其当时的国内条件下，各国共产党自身发动的革命行动。解密的马来亚政治部的档案表明，马来亚共产党发动的起义是由于本国的国内因素，而不是由于接到来自苏联的“指示”而爆发的。
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作出武装抵抗的决定是由于他们以“开放式”推翻政府的活动的努力失败了， 因此，他们认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唯一道路就是通过诉诸武装起义。而缅甸共产党发动的革命斗争是当时缅甸国内改治斗争加剧的结果。这次革命的起因是缅甸资产阶级政府发动的“三二八事变”。至于印尼共产党，它当时同苏共实际上是是没有联系的，也不可能根据莫斯科的命令行事。
解密的俄国档案表明，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前后，苏联领导人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政策是极为谨慎的，他们不仅不愿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建立直接的联击，而且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建立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国际联合也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与西方大国合作的需要，东南亚共产党的活动在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中处于边缘地位，尽管东南亚共产党面临良好的革命的条件，并且希望得到苏共的支持和援助，然而，斯大林一直拒绝同该地区的共产党发生直接的联系。
战后初期苏联对东南亚共产党的谨慎政策突出地表现在对越南共产党的政策上，对于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在1945年9月22日请求斯大林给予可能的帮助的电报，莫斯科一直都持冷漠的态度。苏共只是通过对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成立于1945年11月）、国际大学生联盟（成立于1946年8月)、以及苏共共青团中央下属的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对东南亚各国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领导人和组织加以控制。
苏联不仅拒绝直接发展同东南亚共产党的关系，而且对这一地区共产党之间的联合持反对态度。1947年9月，也就是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前夕，苏共驻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代表奥尔加·切乔特金娜向共青团中央和苏共对外事务部提交了一份关于她对东南亚国家进行访间的秘密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切乔特金娜阐述了她个人对所访的东南亚国家的局势的看法，并特别谈到了印度、印尼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谈论了这些国家共产党对反对帝国主义起义的准备，以及他们对开始反殖民主义革命的准备。
在报告的结论部分，切乔特金娜提请苏共中央领导人注意一些需要解决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她到访的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的问题，“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毫无疑问都需要经常得到一些重大的帮助和引导。各党之间需要建立联系，没有这种联系他们将会陷于被孤立的危险，面临最严重的国际和国内问题，他们将不可能迅速接受正确的方针”。
这样，切乔特金娜就明确提出了关于苏联对东南亚共产党，提供帮助及建立包括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在内的联合组织的问题。但是，对于切乔特金娜的这份报告，特别是对于她提出的关于建立东南亚共产党联合组织的问题，首先遭到了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东南亚部门领导人普利舍夫斯基的反对。
在10月22日普利舍夫斯基的附信中，切乔特金娜的建议，特别是那些关于亚洲共产党的建议被认为性质一般，没有实践意义而遭到尖锐的批评。
1947年12月10日，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莫舍托夫向苏斯洛夫秘书处发送了一份报告，其中对切乔特金娜的报告进行了更加尖锐的批评。报告指出，切乔特金娜的报告主要具有通报信息的性质，并且声称由于这些通报，切乔特金娜已经被解除了苏联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杂志《世界青年》记者的职务，报告强调，切乔特金娜提出的大部分建议都没有被深思熟虑。
尽管东南亚共产党特别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包括诸如输送军火的军事援助，苏联都没有这样做，甚至没有同东南亚共产党保持正常的关系。苏联领导人甚至不确信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能够取得胜利。
鉴于苏联领导人对建立东南亚共产党联合组织的这种消极态度，当时苏联领导人不可能支持建立任何类似于情报局的东方情报局组织。而且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态度还得到了另一些俄国档案材料的证明。
1948年1月23日，苏共驻中共代表普赫洛夫在发给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副主任巴拉诺夫的报告“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中，对中国国民党报刊和政府关于远东情报局的宣传活动给予了驳斥，他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需要这种‘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愚蠢谣言，是为了使中国的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派的人民运动，显得是由‘莫斯科提出来的’运动，并使‘自己的美国主子’确信：‘在给国民党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方面自己是最慷慨的。’”
3、中共的态度尽管在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之初，苏联领导人没有建立东方情报局的构想。但是，中共领导人却是支持这种想法的。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对中共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影c响，在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路线，首次公开提出了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国民党制度和把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的政治目标。
结果，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7月开始的军事进攻行动的规模扩大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为中国革命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而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拥护。为了表示与共产党情报局的路线一致，中共领导人明确表示，希望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也能够联合起来。
正如毛泽东于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的：
“东方各国的一切反帝力量应该联合起来，以便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斗争，并以解放数以万计的东方各国被压迫的人民为自己的斗争目标。”
尽管中共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都对建立地区性的共产党联合组织持支持的态度，但由于苏联的消极态度，这一问题一直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直到1948年7月。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建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最终被提了出来，1948年7月底，毛泽东向苏联方面提出了他打算在莫斯科访间期间要讨论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了关于讨论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与东方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与苏联联络员进行的会谈中，毛泽东着重强调，这些问题“必须谈妥，以便我们的政策方针要与苏联完全一致”。
尽管毛泽东对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持赞成态度，但毛泽东提出在访苏联期间同苏联领导人商谈这一问题，究竟是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这一问题，还是中苏之间就这个问题已经交换过意见，而只是中共要进一步了解苏联的立场，以便与苏联的立场保持完全的一致呢？
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的档案材料能够直接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此之后，苏共领导人对建立东方情报局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
1949年2月3日，苏共派往中共的代表米高扬在西柏坡同毛泽东进行的会谈中，谈论了关于亚洲国家共产党之间联合行动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苏共在建立东方情报局问题上的态度。按照苏共的看法，中共“不应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东方国家情报局，首先由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共产党参加。”
在建立亚洲国家共产党联合组织问题上态度谨慎的斯大林，为什么改变态度，同意建立东方情报局呢？这主要是因为建立亚洲国家共产党的联合组织符合当时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
4、斯大林态度的转变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之后，其主要任务在于反对马歇尔计划，阻止西方集团的建立，解决苏联面临的安全问题。但是，西方国家建立联盟的步伐仍然在不断加快。1948年3月5日，英国开始同法、比、荷、卢等国就组建“西方联盟”举行谈判，3月17日，五国外长在布鲁塞尔签订了为期50年的《布鲁塞尔条约》。在苏联看来，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是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
3月23日，在呈递给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的外交部业务分析材料里强调指出，布鲁塞尔条约“是组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同盟总计划中的第一个正式的军事政治同盟条约”。
专家们还指出，该“条约是军事同盟条约，其目的首先是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
论据有两点：
第一，与战争期间和战后签订的所有其他欧洲条约不同，布鲁塞尔条约序言只简要地提到了德国侵略威胁，而在基本的军事条款里只笼统地提到“欧洲武装侵略”；第二，该条约参加国英国和法国同苏联签有条约，但两国事先既没有通知自己的盟友，也没有发表关于新同盟不威胁苏联安全的声明。
“西方联盟”的计划引起了苏联的领导人的高度警惕，正如苏联方面所认为的，组建的这一军事同盟“不仅仅用来针对德国，而且同样可以对付那些曾经是二战同盟国的国家。美国、英国及法国的所有媒体都公开表示，这一同盟是旨在针对苏联的…很明显，五国签署的军事条约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砚为是自卫条约。”
苏联还把西欧联盟的建立同马歇尔计划联系起来，认为，“无论是美国的经济援助计划，还是英国的西方联盟政治计划都将会使西欧和东欧对立，然后，将导致欧洲的政治分裂。“
英美占领区的建立导致了德国的分裂，使德国的西部摆脱四大国的联合控制，“试图利用它来组建特别的西欧集团，与欧洲的其他国家相对立，这将导致德国的分裂和欧洲两大阵营的形成。”
总之，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美英两国领袖们当前的政策，就是侵略的政策，发动新战争的政策。在美国联合欧洲国家组建西欧联盟的同时，亚洲也出现了联盟的趋势。随着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出于反苏和反对共产主义的考虑，美国逐步改变了限制和削弱日本的政策。
自1947年10月到1948年2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凯南两次就美国的远东战略问题提出报告，其中把日本放到了主要的亚洲潜在盟国的地位。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从多方限制、削弱、打击改为积极帮助、扶植和支持日本。
与这种政策转变相适应，美国对日赔偿政策也在由严厉到缓和继而转向对日援助的方向发展。在苏联看来，美国扶植日本的重要目的在于为其在亚洲组建军事联盟服务的。1949年初，《真理报》发表了马里宁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揭露美国扶植日本，组建太平洋集团的图谋。
文章指出，早在1949年1月，在美国的推动下，若干亚洲及中东国家代表在德里举行会议，为美英组织太平洋集团的计划铺平道路。不久，这些国家又在德里召开会议，“贯穿这次会议的乃是由英美统治集团与若干亚洲国家中反人民的反动分子组成政治联盟的基本主张，这个政治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共同镇压日益增长着的人民民主运动。
目前，美英两国要使这一反动的政治联盟发展成为侵略集团。最近，关于签订“太平洋区域公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中。“显而易见，作为北大西洋公约补充物的太平洋集团，将完全为美国统治集团所支配。在华尔街的太平洋区侵略计划中，日本已被指定要起特别的作用。日本外长已向英国、美国和若干太平洋区以及远东国家政府提出建议：要它们仿照北大西洋公约与日本订立太平洋公约。”
马里宁文章的结语称，正在筹组中的太平洋集团的谋划是昭然若揭的，这就是英美帝国主义阵营正在向争取稳固而民主的和平力量发动战争。“在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计划失败之后，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军国主义者就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日本，作为反对苏联和反对亚洲各国民主运动的军事冒险的主要基地”，“在日本的美国当局实行着恢复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使日本军事化的政策”，“美国新计划的主要目标在于把日本变成军事工业的反苏堡垒。”
为了弥补在欧洲的劣势和应对在亚洲面临的挑战，同时避免同美国的直接对抗，斯大林开始实行“间接战略”，并且，他从中国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实行这一战略的机会。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开始改变对亚洲殖民地革命的态度，希望通过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来牵制帝国主义的力量，并削弱帝国主义，使其不能在欧洲发动的攻势，并把殖民地人民吸引到“和平力量”一边，削弱帝国主义阵营。为了实施这一战略，苏联领导人开始改变战后对各国共产党活动的谨慎态度，开始重视亚洲各国的革命，尤其是重视中国的革命。
在斯大林看来，“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这些国家都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那么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有了最终保证”。
毕竟，苏联领导人的政治逻辑仍是实用的，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分析国际发展趋向的，其主要特征是怀疑周围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坚信“和美英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殖民地革命的开展还可以加速美国与英美的矛盾，削弱帝国主义阵营。早在1945年9月，迈斯基在提交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就指出了这种冲突，迈斯基认为：在革命形势出现的情况下，争夺中东和亚洲的市场和资源将转移美英两方的注意力，并且迈斯基预计战后美国扩张政策会促使美国反对欧洲的“大殖民帝国”。
为了充分利用亚洲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力量，加剧美英矛盾，削弱帝国主义阵营，建立东方情报局，组织亚洲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则无疑是符合苏联外交的需要的，而且，亚洲国家共产党也希望建立起这种联合组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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