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承绶
作者介绍：赵承绶（1891年－1966年10月1日），字印甫，山西 五台县槐阴村人，国民党陆军中将。他是阎锡山系下晋绥军骨干将领之一，曾任晋绥军骑兵司令、军长。 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军事人物。1927年，赵承绶任第二军第二师师长；1939年，赵承绶升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任 山西省政府第二行署主任；1966年，新中国成立后，赵承绶任国家水利电力部参事室参事，山西省政协委员。赵承绶以勇悍闻名， 晋中战役败给幼年好友徐向前后被俘，后真心悔改，致力于和平。
正文：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刊载的《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纪要》一文,把阎锡山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的基本情况叙述较详。其中虽有我提供的资料，但当时我以为阎锡山指使我替他和日寇勾结,是我一生最不光彩、最脏、最臭的丑事,写成详细史料,必然遗臭万年,给子孙万代带来骂名。现在，又经过几年的学习,认识到丑、臭都是历史事实,而逃避事实,会更脏更臭。因此!下定决心,就自己亲身经历,尽量抖露出来，一面进一步认识自己的罪恶,一面供作研究资料,同时也使广大人民进一步认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阎锡山面目。
阎锡山派我做这一罪恶活动的当时，我曾把所做的这些肮脏事实,让我的参谋长续志仁一一记载,其中我的言行以及和阎锡山的往返文电和日寇各次“会议”情况、各项“协定”内容,记述较详。尤其是和阎锡山往返的文电,更是一字不漏地全部加以抄录。
我做阎锡山的帮手多年,深知这个老奸巨猾、阴险毒辣的家伙，一向诡诈多端。如果蒋介石翻脸向他问罪时(其实蒋介石也在干同样勾当),或者他为应付人民舆论,会把他通敌叛国的罪责,完全推到我的头上,拿我做替罪羊,嫁祸于我,如同抗战开始时杀李服膺那样。因此,我才准备这样详细的记载，到时候拿出来，和阎锡山“打官司”,做证明。
可惜这样详细的记载，在我于1948年晋中战役被俘后,存在续志仁手中,续于太原解放前夕，因不了解政策，有所顾虑,全部烧毁。现在写这个资料,只好凭记忆回想。惟年纪益老,身体多病,记忆力更形衰退,有些情节,再三回忆,也想不完全。故本文只能作《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纪要》的补充,且多系片断,不甚连贯,今后仍当继续回忆,陆续补充。
一、留学日本种下汉奸根
阎锡山留学日本时,正值明治维新末期,他十分羡慕日本的军国主义政策,就竭力结交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等军国主义分子。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早有侵略我国的野心，正在有意识地培养汉奸“种子”,阎锡山这个自私自利、爱财如命的人，自然成为意中的对象,便多方培养,灌输亲日思想。阎锡山更是想效法日本军国主义做法,企图回国后达到他统治人民的欲望。两相需要，自然就会紧密勾结。
阎锡山一向是以会玩多面于法闻名的，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也有其个人打算。辛亥革命前，阎从日本回国时，日本人就曾送过十枚炸弹(据说阎锡山自己不敢携带，只由同时回国的赵戴文带了两枚)。阎锡山回国后，日本人又秘密赠送过手枪一百支,名义上是支持阎锡山向清朝革命,实质上是收买阎锡山,要他做忠实走狗。
辛亥革命后,阎锡山用尽一切手法，当上山西“土皇帝”,一开始就事事以日本军国主义为师,用以镇压、统治山西人民,更和日寇暗中勾结,首先通过设在北京、天津的日本大仓洋行这个实际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侵略机构，于1917年向日本购买过一个炮兵营的装备,计有10.5公分口径野炮数门，步枪三千支。
那时,山西军队所用武器、弹药,多数购自日本。阎锡山在太原自己设立的兵工厂，也多仿造日式枪炮。记得兵工厂为能自制六五枪弹,想向日本购买机器,日本人先不愿卖给，后来有个比较负责的军人(忘记姓名)曾说“卖给阎锡山还不和我们的一样”，阎才买到这种机器。抗战时期,阎锡山嘴上高喊“守土抗战”,实际暗中勾结日寇,飞快逃离山西,把太原兵工厂的整套设备，拱手送给日寇。日寇利用山西兵工厂的这些机器,大量生产军火,供应侵华日军,大肆屠杀祖国人民,倒应验了这个军国主义分子的预言。
阎锡山训练他的反动军队,也始终仿照日本方法,就连修建营房,也是如此。仅此数事,即可说明间锡山亲日、崇日的程度了。至于暗中和日本特务机关勾结等情况，《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纪要》一文内已有概述,我对这些知道的不够详细,但有一重要事实，即“七七"事变初期,正在举国愤慨要求抗战的呼声达到极高潮之际,而日寇驻太原的特务机关，仍在太原新满城住址上高悬日本太阳旗,阎锡山竟不闻不问。
二、阎锡山和“九·一八”事变
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在中原进行了一场大混战，结果阎锡山战败,被迫不得不离开山西,逃居大连。阎锡山选择大连这个地方,有他的用意,一方面仍然可以就近秘密控制山西;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和他的日本主子勾结,主要是想凭借日本力量,图谋东山再起。
在大连期间，经常由其亲信靳祥垣、宋澈、李庆芳等极端亲日分子，不断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勾结，干出卖国家民族的罪恶勾当。
1931年，我仍然充当山西反动军队的骑兵司令，驻在山西大同。是年8月4日，随同阎锡山逃往大连的侍从副官张逢吉(寿阳县人，自幼即充当阎锡山的贴身侍从,为阎的心腹,太原解放前夕，跟着阎锡山逃跑,现在可能仍在台湾),突然来到大同我家中。我知道他来必然有要紧事情,所以立刻引入住室,问其由来。
张马上从身上取出一个小红布条，上边有阎锡山的亲笔字，说即乘飞机回省,要我密接。张逢吉接着和我耳语:“总司令(指阎锡山)明天就坐飞机回来,请司令(指我)务必亲自去接，并且要严守秘密。”
我问:“你何不早来两天,我好早作准备。”张答:“这是总司令计划好的日期，早来怕泄露了不好。”
第二天，我和张逢吉一起坐上轿车子亲到大同飞机场等候(当天我的汽车不在大同),时间很久，飞机才到。降落后，阎锡山身穿绸大衫、头戴草帽,还戴着一付黑色眼镜,俨然一个舞台上的汉奸形象,从飞机上走下来。我立即上前迎接、敬礼,阎微笑和我握手,随即上车,坐在轿车子里边，我和张逢吉分坐车前沿左右,遮住阎锡山,以避免人看见。
当时,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既高兴阎锡山回来,又怕蒋介石、张学良知道后问罪。当晚,阎就住在大同城内户部角新教巷二号我的家中,我把家里人都临时迁到外院,把里院腾出专供阎居住,并严禁家人进入里院。
我曾试探着问阎:“蒋先生和张汉卿是不是同意总司令回来”?阎说:“张汉卿自顾不暇,那顾上管咱们的事,他也管不了咱们。我是不怕他们的,要怕他们还不回来呢!只要你们好好整顿队伍，有了力量,就好办事。事情不能没有(意指蒋、张找麻烦)，但他们绝不能把咱怎么样。”言下之意，好像要让我知道有一种“力量”在后边支持他,我自己也从阎锡山坐日本军用飞机回来一事,看出是日本人在做他的“后台”,所以他才有这样不在乎的口气。
阎锡山所谓的“张汉卿自顾不暇”一语，是阎锡山当时早已知道日本人要在东北发动侵略战争的证明,说明“九·一八”事变是阎锡山老早参预其谋的。另外,阎锡山的亲信刘迪吉,事后也曾告我说:“老总从大连回来,可真不容易,和日本人交涉飞机,就经过不少周折。”其内幕如何,可想而知。
在阎锡山回到大同的时期,阎的旧部独立第二旅也驻大同,旅长周原健和已经脱离开山西的商震一向有秘密联系，正准备带上部队离开大同,归附商震,向大同车站要的火车，已生火待发。我虽然能控制住该旅的王仁山团,但对其余部队却没有办法。正感束手无策,适值阎锡山回来,便立刻把这个情况向阎“报告”，阎马上告我要找周原健见他(本来他是不打算在大同见任何人的)。
周到后,和阎见面,对阎表示十分恭敬。
阎即问:“商起予(商震字)叫你走吗?”
当时周十分局促,回答说:“他给我下命令,叫我走，我没办法。”
阎又笑着问:“我回来了你还走吗?”
这时周见气氛并不紧张,随即说:“我跟总司令多年,总司令回来了,我不能接受其他人的命令,当然不走,一切听总司令指挥。”
阎锡山立刻顺水推舟地说:“那就对了,跟上商震不会有什么好处,他自己也没办法。”
周原健这次没有脱离阎锡山,但已给自己种下死因。1940年“晋西事件”后，阎锡山借口周原健(当时是骑兵第二师师长)镇压新军不力，囚周于秋林监狱，直至困死。
阎锡山到大同的当晚,还嘱咐我，关于他回来的消息,绝对不能让绥远方面知道。当时绥远省主席是李培基，和商震有密切关系，也正要脱离山西,阎深恨之,同时怕李报知商震,张学良和蒋介石就马上会知道他回来，和他为难。所以在第二天(1931年8月6日)阎乘我的汽车返回其家乡五台县河边村之前，还一再嘱咐我要注意绥远方面的动态。
事有凑巧,十几天以后,张学良和商震在当时的北平召李去开会,李带大批人马和财物乘专车离开绥远,前往赴会。我得到消息马上作了布置,在李的列车经过大同站时,把列车扣留,不准许开，我的一个副官,要求上车见李。
李的下属人员说,列车上并没有李主席。这个副官坚持要见,并且说:“我们司令早就知道李主席坐在这列车上，要请主席去有要紧事商量，不去不行!”态度十分强硬。李没有办法，只好走出车厢说:“走就走吧。”立即下车随这个副官进大同城,到事前约好的山西省银行大同分行见我。
见面后我告他说:“总司令已经从大连回来了，叫你到河边村去见他,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去。”
李听后十分恐慌,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听我摆布。
第二天我就派人把他送到河边村。李在阎家住了一两天，又到太原住了几天,阎锡山才放他到北平去。
这时候,张、商召开的会议早已开完,李培基从此也就脱离了阎锡山。这个老恶魔从大连一回到山西,就对他认为不完全忠实于他的旧部施以狡猾手段,拢络、排斥,无所不用其极。
阎锡山在大连和日寇订有密约详情,我虽知道的不详细,但他从大连又回山西,重新和蒋介石勾结,又当上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以后，马上就派一直替他和日寇勾结联系的靳祥垣和其财政整理处处长邱仰浚,借考察村政为名,去日本向日寇“道歉”，并说明他未能马上履行大连密约的原因。
此事大汉奸苏体仁以后向我说过:“老总(指阎锡山)说话不算话,所以事情很难办。如在大连时和人家(指日)说得好好的，回来就不完全算数。那一年派邱仰浚和靳祥垣去，曾向人家道歉。”这是阎锡山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又一有力证明。
三、假抗战，真反共
1932年春,阎锡山担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新统治山西、绥远两省后，一开始便大大扩充实力，做反共卖国资本。曾成立十个“防共保卫团”，派其七十二师李生达部开赴江西参加所谓第五次“围剿”,阻止红军东渡抗日,等等罪恶活动。
此时，日寇侵华形势日急,全国要求抗战呼声更高,阎锡山这个老狐狸、卖国贼,也在表面上挂起抗战招牌,以掩饰其通敌叛国罪行。但这个一向是多面手法的家伙,深怕得罪了他的日本主子，于是,提出所谓“守土抗战’虚伪口号，欺骗祖国同胞。
他的所谓“守土抗战”，实质上是暗示日本帝国主义:“我是守土,只要你们不打我,我是不会打你们的。记得有一次间锡山召集其部分高级军官会议(地址在太原或在河边村,记不清),参加的有朱绶光、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等。朱绶光曾问阎锡山:“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究竟怎么样?”阎立刻向大家说:“日本人不会打咱们。只要咱们有力量，它(指日本)还得依靠咱哩。你们大家一定要好好整顿队伍,只要把队伍整顿好,有了力量,咱什么也不怕了。”阎锡山的这段话,就是明白告诉他的部下，所谓“守土抗战”，只是一块招牌,日本人是不会和他“作难”的。
1933年,阎锡山曾为应付全国舆论,骗取“抗日”头衔，命令我带山西骑兵(那时我仍是骑兵司令)到多伦打过伪军李部。
出发前,阎召我到太原,亲告我说:“咱们这次不能不去多伦打一下。不这样做,既交代不了蒋先生的命令,也不能应付舆论。但我估计，到多伦去,一定站不住脚。你带队伍去,不能硬打,那样牺牲太大，而且打得太狠了，也会惹得日本人和咱们打起来,那就不好办了。咱们以后的事还很多,你要注意,不要随便牺牲力量。”
我受到阎锡山的这种“指示”,带队伍到多伦附近,只和李守信的伪军马马虎虎接触一次，便匆匆撤回。
从阎锡山和我的几次谈话中,我体会到:蒋介石要阎锡山派军队去参加“抗战”,是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消灭阎锡山的实力;而阎锡山则是一面窃取抗战名义欺骗人民,一面是借此向蒋介石多要钱、多要补给,以扩充其实力:体反共卖国资本。
1938年时，阎锡山在其第二战区长官部所在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曾对他的心腹高级军官杨爱源、孙楚、赵承绶、王靖国等人表示,后悔忻口(太原城北约百华里)抗战牺牲太大,他说:“忻口一战,牺牲了咱们的兵力约百分之七十,这才使得牺盟会的力量超过咱。”
原来，阎锡山是想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空子，利用进步的牺盟会力量,扩张他的私人势力,后来看到此路不通，才露出其本来的反动面目。因此,有一次和我们谈话中,曾指示“要和薄一波他们做斗争”。
阎曾用刺激的口吻激励我们说:“人家薄一波有三丈高，你们只有三寸高,哪里是对手。”又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听我的话，才有可能和人家斗一下。”另在一次秘密会上讲:“你们这些人,棒子也打不醒,非到杀头时候才能醒过来，但到那时已经迟了。现在刀子已砍进你们脖子三分，还不觉悟。我现在一定要把你们叫醒,你们赶快起来,只要咱们有了力量,蒋介石、共产党，都会怕咱们，日本人更不会小看咱。”并暗示要“培养实力，避免牺牲”,最主要的意思是要他的高级军官不要和日本人硬打，把主要力量放在防共上。
“秋林会议”决定成立四个“省行署”，以其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兼任“省一行署”主任,管辖晋东北地区,即五台县一带(后来因为王靖国胆小,一直拖延,托词没有去);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兼“省二行署”主任,驻兴县，管辖晋西北地区;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兼“省三行署”主任,辖晋东南上党一带;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兼“省四行署”主任,辖晋西一带。
阎锡山的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防共”“反共”,首先是用控制粮食的办法,扼制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并企图逐步消灭牺盟和抗日决死队。阎锡山曾说:“绝不能用咱的粮食,供给别人。”真实意思就是不叫八路军在山西吃到粮食。
四 汉奸真象毕露，派我到白壁关和日寇会谈
“晋西事件”以后,阎锡山更进一步地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企图依靠日寇侵华力量，保持并扩大他的反动势力。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也认为阎锡山正在“走投无路”关头，是勾引这个老牌汉奸正式上钩的大好机会。
1940年春，日寇先派曾做过阎锡山的区长又当了汉奸的山西孝义人白太冲,偕同一个日本特务,经过两年前投敌的阎锡山部六十八师副师长蔡雄飞介绍，和阎部警卫军军长傅存怀勾结。后来又公然派一个日本特务大矢到傅存怀处，经傅派人送往阎锡山的长官部所在地——克难坡，直接和阎锡山见面。当时,我从晋西北撤到晋西隰县。大矢路经隰县,持有傅存怀的信，要我派人护送到克难坡。这次,我虽没有和大矢见面,但阎锡山和日本人公开来往，我已了解了。
大矢到克难坡见到阎锡山,谈些什么,不得详知，只知阎就此把原来养在克难坡的两个日本俘虏马上释放。阎锡山原来说过，养这两个日本俘虏，是为了准备做“瓦解日军”工作。这时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原来他早已打算叫这两个日本俘虏做他投敌的牵线人。
大矢和阎锡山见面后，阎马上派他的亲信刘迪吉偕同大矢去太原，公然与日寇联系。并通过伪省长苏体仁以及他老早派在沦陷区专门和日寇勾结的梁上椿(当时梁的名义是北京纤维学会理事),共同为阎锡山做投敌卖国活动。几次往返磋商,阎、日间的公开勾结，已有眉目。
1940年11月间,有一天阎锡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作了一次时间较长的谈话,大意是:“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自己的人也不稳定,宜生(指傅作义)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在动摇。青年干部左倾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阎锡山一向是讲他所谓的“中的哲学”反动理论的),胡宗南在西安就专门拉咱的干部。
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它事业吗?抗战固然是好事，但又没有胜利把握,就是打胜了,没有咱们也不行。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日本人也想依靠咱们,前些时派来过一个人,在克难坡住了几天,我已叫迪吉跟他到太原,和象乾(苏体仁字)西樵(梁上椿字)他们研究研究,看有没有机会和办法。现在他们接上头了,叫我派代表去太原。我认为现在公开派代表去太原,还不是时候，所以约定派人先在孝义白壁关村和他们会见。我想别人不可靠，你去最合适,你和西樵、象乾他们很熟，可以通过他们协助接头。”
阎锡山两眼看着我,好象等待我的回答,见我只愣着没有说话，他又接下去说:“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也就是四句话，即'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他们也希望这样做,会同意。第四句可能有争执,一定要争取做到。如果内政不能自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不跟着咱们走，咱就不会有力量,那就谈不上和他们(指日寇)合作了。这四句话,前三句是咱迁就他们，后一句也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让咱象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接着又告诉我几点具体要求，要我迅速安排前往。
本来,从“晋西事件”以后,阎锡山因为我在晋西北没有替他拼死命打击新军,部队在撤回晋西时又有损失,对我十分不满，一切重要事情都交给王靖国办理,把我排挤到外边。这次对我谈话,却又表示对我十分信任。这时,我思想极其矛盾,认为掌握大权没有我的份,当汉奸倒派到我头上来了,接受了这个任务，肯定要戴上汉奸帽子,给子孙留下千古骂名。不接受吧,那敢公然反抗，而且觉得阎锡山讲的话,似乎也有一点道理,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接受了这个肮脏“任务”。
我带上当时给我当参谋长的续志仁，换上便衣,诡密地到了孝义县的白壁关村,名义上说是要在白太冲家里摆香堂发展青帮,实际是做通敌叛国勾当。
我到达白壁关的次日,苏体仁、梁上椿陪同日寇“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少将到来,他们也都身着便服遮人耳目。这是抗战以后我和苏体仁、梁上椿第一次见面。苏秘密问我:“老总(指阎)是真诚和日方合作呢?还是应付一下?如果只是应付,我好想应付的办法。如果真诚合作,就认真安排合作办法。
我按照出发前阎锡山和我谈话的大意,对苏做了说明,并向苏探询日本方面能不能拨给些粮款以及武器弹药等。苏说:“看情况，只要老总能早日通电脱离重庆,进驻太原和孝义,这些事是可能办到的。”
我又探询:“日方是否有合作诚意?”苏说:“日本人是想依靠老总的,华北方面的局面,只有老总才能撑起来。只要老总能回太原或者到北平去,华北方面就会稳定下来。问题就看老总怎样做了。
我依照阎锡山事前嘱咐的话对苏说:“老总进驻孝义或太原，暂时还不能做到,因为在后方的兵工广和眷属一下子不能迁回来。为了不惹人注意,必须逐步设法向前方移动,那就需要相当时间，而且目前时机还不够成熟,条件也不够充分,只有从长计议。”
抗战以来,不管阎锡山真抗战假抗战,但我们这些军人，总算和日本鬼子打过几次仗,我的部下也死伤过不少。这次突然要和日本人而且是个侵华的二等头目见面，心里总感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十分尴尬。
我和楠山秀吉会了面。大概是因为初次会面，也是日寇为了有计划的诱降,苏体仁等把我向山楠做了介绍后,楠山对我倒显得比较客气。
会谈时,我把阎锡山提出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谬论,照阎的嘱咐说了一番，又要求日方先给山西军队装备三十个团,所有武器、弹药、服装、粮饷以及兵员,均由日方供给。
楠山口头上完全答应,并说:“只要阎阁下诚意合作,一切都好办。”但又说:“须待回太原后,再商议决定。
这次会见，日寇主要是试探一下阎锡山的真正意图,所以没提什么具体条件,楠山一再表示“要先看看阎长官的意见和条件如何。”因此,没有任何书面协议,只口头约定以后再互相派人联系。
会谈完了,楠山和苏体仁等马上离开,我也即回克难坡向阎锡山做了交代。紧接着,日寇便把孝义县属的兑九峪、胡家密、高阳镇等据点,让给阎锡山,由阎的骑兵军派部队驻防。从此，阎、日间的接触更加频繁,刘迪吉长期住在太原,专门和苏体仁、梁上椿在一起与阎锡山电报往还，加上白太冲来往联系，日、阎的勾结又前进了一步。
此时,阎锡山更是加强其内部控制,大讲所谓“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新能存在,旧必灭亡”等极端的反动谬论。王靖国也在其所控制的“铁军组织”中,散发“精诚团结,光荣发展,因循苟且,残酷灭亡”的印刷品，要求其铁军组织人员，始终忠实于间锡山。伪民族革命同志会也要求其会员“言会长之言,行会长之行”阎锡山又亲自号召其全体部属:“不让说什么,就不说什么。不让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真正的意思是让说什么,做什么,就得说什么,做什么。一句话,叫你当汉奸,你就当汉奸好了。
与此同时,阎锡山也加强了内部特务控制,在各部队团以上单位，都派有所谓“服务士”,专门监视各级人员的言行。这些“服务士”可以直接向阎锡山打报告,部队长不能干涉。阎对他这种办法,很觉得意，认为他的部属无人敢于反叛他了。
……未完待续
